自貿區建設必然將超越市場和經濟層面的創新，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在市場中的功能定位和權力行使提出新課題，從而蘊涵著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實驗和探索意義

重要的實驗和探索意義

2014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國家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上海推進創新驅動發展的重大機遇”，毫無疑問，自貿區建設的核心是制度創新，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從更廣的視野看，自貿區建設必然將超越市場和經濟層面的創新，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在市場中的功能定位和權力行使提出新課題，從而蘊涵著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實驗和探索意義。

簡政放權的核心目標，是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這至少在兩個緯度上與自貿區建設的要求高度契合：在創造發展環境方面，自貿區開始實施“負面清單”，最大限度減少了對微觀市場事務管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來有效調解經濟活動；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自貿區將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尤其是事務性的管理事務，自貿區將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

以自貿區為“試驗田”對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有著重要的探索意義：一方面，在自貿區建設日益成為各地普遍趨勢的情況，上海的自貿區建設可以通過“先行一步”的制度建構和政策創新為國家提供普遍性的政府改革經驗；另一方面，自貿區是一個空間范疇可控的簡政放權“特區”，較少受傳統慣性和現行體制的約束，因而可以采取更多更加大膽的措施，即使發生某些失誤也可以便捷地糾偏，防止負面效應溢出和放大。

減少市場干預與創新政府服務

長期以來，對上海市政府的權能存在兩種不同的評價，一是認為上海的政府權力行使比較規范，職能發揮的制度化水平較高；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海長期以來始終是“強政府”思路，政府的管理力度、審批權限、集聚資源的能力都十分強大，這就壓縮了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成長空間，導致政府試圖下放權力的時候才發現沒有民間部門有能力承擔公共管理和服務轉移的職責。事實上，這樣的兩種評價本身并不矛盾，前者突出的是上海的政府管理優勢，后者則從管理優勢中進一步發現不足，這是政府權力行使鏈條中的兩個不同環節。在此意義上，從自貿區建設的簡政放權實驗中可以適度彌合這兩個環節之間的內在張力，為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調整提供了一條新的實驗性思路。

首先，自貿區建設可以成為界定政府權力邊界的試驗田。與實行投資“負面清單”管理相對應的是，政府要改變“干預過多、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就有必要探索“正面清單”，亦即開列一份明晰界定政府權力事項的清單，明示政府在自貿區建設中具體行使哪些權力，哪些權力政府部門不能任意行使。

其次，自貿區建設是優化治理的試驗田。自貿區建設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政府治理面臨的新課題，要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先行探索富有活力、更具效率的治理機制，如安全審查機制、反壟斷審查機制、部門監管信息共享機制等，進一步可以實驗的還在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改進服務管理，健全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的機制，加強和規范行政執法，不斷優化政府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

再次，自貿區建設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的試驗田。簡政放權的實質，不是政府在自貿區建設中淡化自己的存在或放棄應有的監管職責，而是減少市場干預的同時創新政府服務，為企業、社會組織和民眾提供更多更新的政府服務，包括進一步擴大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充分發揮社會信用體系規范市場秩序、社會秩序的作用、加快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臺和政府誠信建設等等，這些都有助于為服務型政府建設提供了新的經驗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