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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革命的誤讀(4)

四 結語: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源頭上的歧出

可以說,和新文化運動同時出現并持續更長時間的俄國文學熱,是促使人們在全方位接納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感情基礎。蘇俄十月革命及其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建立,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進行的,這吻合了中國社會對反西方和反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訴求,符合知識界為重建中華民族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現實性需求。在愛國熱潮席卷中國的過程中,社會又流行著快捷認識并實踐蘇俄馬克思主義的熱望,并因缺乏深刻理解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條件,緊迫的現實又促使人們愿意把已經取得革命成功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和解決中國問題結合起來。這些促成了是蘇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傳教士和從西方歸來的學人所倡導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登陸成功[30]。

然而,接受經由蘇俄而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凸顯革命的列寧主義和把所有問題政治化的斯大林主義,而不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列寧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不是經由重建社會各階層關系的路徑,使之良性互動起來,從而有效召喚國民的民族國家認同,而是相反,即凸顯社會變動中的階級沖突情勢的緊迫性和全面性,并用階級斗爭手段解決階級矛盾問題。這就既在事實上加劇了中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困難,也在觀念上讓中國人無所適從──從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到民粹主義等,常常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進行過激的革命實踐,加劇了馬克思主義問題在中國的復雜化,也使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問題更為棘手;在事實上,那就更是有目共睹了──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進程及其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革除蘇俄的影響。

在誤把蘇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思想當作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中國還因遵循國際共運原則,忽視了蘇俄馬列主義的俄國文化傳統基礎、蘇俄民族身份和蘇聯國家利益訴求等,而把蘇俄社會進程當作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這種移植蘇俄的做法,違背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設的潮流。二十世紀初是帝國普遍崩潰而紛紛代之以民族國家的時期,現代中國知識界未能冷靜辨析真假馬克思主義、正視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問題、在世界多元文化圖景中更合理地選擇和配置資源等,也因此未能找到更有效的途徑,來解決中華民族國家的重構和國家認同、國民的民生和民權等重大問題,從而給后來中國社會發展帶來了無限的障礙,也增加了二十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難度。

注釋:

1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0-71。

2 參見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獨秀文存》,卷一,上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4),頁135。

3 陳獨秀:〈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載《獨秀文存》,卷二,下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4),頁29。

4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整理出版了別爾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的《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與思想》(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лизма)。該書是作者為了回應西方出版界(主要是美國和英國)一些探討俄羅斯革命年代的思想及宗教斗爭的歷史之作而寫,故本書面向西方讀者(1937年首先用英文出版,隨后用德、法、西、意與荷等文印刷發行)。1998年4至5月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80周年,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與人文科學院聯合舉辦“理解馬克思”國際學術研討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則主辦“俄羅斯與卡爾.馬克思:選擇與命運”國際研討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辦“馬克思與現代哲學”等大型學術研討會等;莫斯科Алгоритм出版社,2005年推出卡加爾利茨基(Б. Кагарлицкий)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不是用來推薦學習的》(Марксизм: не рекомендаовано для обучения)(研究經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等問題)。

5 Steven G. Marks, How Russi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From Art to Anti-Semitism, Ballet to Bolshev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5.

6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載《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461。曼殊斐兒(又譯曼斯菲爾德)是英國著名女作家,二十歲開始文學創作,尤以短篇小說享譽文壇,其作品早在1927年就已介紹到中國,譯者是徐志摩,在他的眼里,曼斯菲爾德的形象代表了清秀明凈的女性美。“媒婆”即郭沫若,1921年2月郭沫若在《民鐸》月刊第2卷第5號發表的〈致李石岑函〉說:“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

7 李金發:〈我名字的來源〉,《小說月報》,第17卷第2號(1926年2月10日)。

8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載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83-84。

9 茅盾:〈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1945),《文哨》,創刊特大號(1946年5月4日)。

10 《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248-49。

11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載《魯迅全集》,第四卷,頁462。

12 Mikhail Epstein, After the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trans. Anesa Miller-Pogacar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188.

13 Н.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л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90), 82.

14 1869年9月第一國際第四次會議上雙方爭執得很厲害,以至于馬克思先后稱他是俄國政府和泛斯拉夫主義黨的間諜。

15 關于俄國馬克思主義史,請參見:А. Д. Сухов, Идеи Маркса в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Сб. Карл Маркс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 ИФ РАН, 1999), 302-10; Россий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дух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ед. под М. Мчедлов и др. (М.: Изда. Республик, 2001), 174-78; А. Ф.Замалеев,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СПб: Изд.-торговый дом "Летний Сад", 2002, 157-96.

16、23 紀德(André Gide)著,鄭超麟譯:《從蘇聯歸來──附:答客難》(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114;11-12。

17 田漢:〈詩人與勞動問題(續)〉,《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頁52-54。應該說,這種陳述表明田漢先生對蘇俄問題的判斷是比較謹慎的。

18 參見《廣東群報》,1922年5月23日。

19 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向導》,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

20、25 《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頁108;114-15。

21 谷非:〈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后〉,《現代文學》,第1卷第4期,轉引自《胡風全集》,第五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50-51。

22 茅盾:〈紀念高爾基〉,載《茅盾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477。

24 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572。

26 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還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甚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39。

27 陳獨秀:〈虛無主義〉,載《獨秀文存》,卷二,下冊,頁92-93。

28 楊東莼編:《本國文化史大綱》(上海:北新書局,1931),頁493。

29 關于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同中國馬克思主義之關系問題研究,請參見顧昕:〈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399-454。

30 關于現代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問題,詳情請參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頁146-209。

林精華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文學院、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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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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