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諸多與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社會類似的問題，新媒體的發展也催生了與當年“扒糞運動”相仿的“網絡問政”現象，給中國社會政治生態帶來一些變化。許多學者期望，中國社會能通過新媒體促成一場“進步運動”，實現社會的快速轉型。但由于新媒體自身的不足以及整個社會環境的局限，我們不能對其作用期望太高。社會的進步、轉型還是要通過加強執政黨、政府與社會、民眾的對話和協商漸進有序地實現。
［關鍵詞］新媒體；“扒糞運動”；網絡問政；進步運動
一些研究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在某些方面類似于美國進步運動時代的情形。十九世紀末的美國雖然經濟繁榮，但政治上腐敗嚴重，經濟上寡頭壟斷，權力和資本勾結等現象普遍存在，整個社會生活沒有規則、道德墮落。通過社會進步運動，美國社會潰敗的勢頭得到遏制。有些人認為，當前中國也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以實現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潰敗的目標［1］。
目前中國社會在某些方面確實與百余年前的美國有相似之處。一方面，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駛上快車道，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農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城市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三重轉變。社會發展也呈現出“二律背反”的特點，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官員貪腐、信仰缺失、食品安全等。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現代化、民主化進程。
另一方面，隨著新媒體在中國發展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新媒體參與社會事務。新媒體具有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許多特點，如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個性化、分眾化，以及傳播過程的互動性、便捷性、即時性、開放性、低成本等，社會管理部門很難用控制傳統媒體的方法控制新媒體。新媒體在信息傳播、思想啟蒙、監督公共權力、促成民主對話、增強社會管理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催生出與美國當年的“扒糞運動”相仿的“網絡問政”現象。
這在一定程度上帶給人們某種希冀：新媒體能否推動今日中國社會的“進步運動”？畢竟當年美國的進步運動，就發軔于新聞界聲勢浩大的“扒糞運動”。
一、新媒體給中國社會政治生態帶來的變化
許多人把新媒體稱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但就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來說，新媒體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近年來的許多重大社會事件都是通過新媒體進入公眾視野，發展成為輿情事件，并最終在民眾的監督下得到妥善解決的。新媒體對公共治理形成了強大壓力，或多或少改變了一些事件的走向，也給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帶來一些顯著變化，“網民成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壓力集團’”，“網絡輿論倒逼中國改革”［2］。
（一）新媒體突破信息傳播的“守門人”模式
信息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什么樣的制度，社會管理者都會努力控制信息的傳播。正如傳播學中的“守門人”理論所指出的，信息傳播總是沿著含有某些“關卡”的渠道流動。這些“關卡”的“守門人”，根據公正無私的規定或個人意見、偏好，決定繼續或中止信息在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傳遞。媒體的發展，從報刊、廣播到電視，傳播的數量和力量在不斷擴大，但都未能突破“守門人”模式，因為這幾類媒體都是由少數專業人士來操作的。
進入互聯網時代，新媒體以越來越快的步伐，顛覆了信息傳播的“守門人”模式。特別是“推特”、“微博”等的發展，使人類社會進入了“自媒體”時代，傳統專業媒體在信息獲取方面失去了對普通民眾的優勢，“守門人”地位被動搖。
新媒體制勝的關鍵首先在于，它不僅速度遠遠超過傳統媒體，也繞開了信息流通的“關卡”，部分突破了信息管控。如2011年的“7·23”甬溫線高鐵事故，僅過了4分鐘，就有網民通過微博報料，比國內媒體在互聯網上的第一條關于此事故的報道早了兩個多小時。隨后，眾多事故幸存者紛紛用微博“直播”現場情況。在最初一段時間，微博成為人們獲知事故進展情況的主要渠道。據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2012年8月發布的《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指出，2011年通過新媒體首次曝光的輿情事件占全年社會輿情熱點事件的65．2％，已成為輿情事件首次曝光的主要渠道，通過傳統媒介曝光的不足前者半數［3］，說明微博已成為輿論風暴中心和事實上的主流媒體之一。
新媒體的傳播者和受眾也遠遠超過了傳統媒體。據《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手機是網民第一大上網終端，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網民數量達到4．2億，手機微博用戶數量增至2．02億。這么多的用戶發出的信息幾乎是無限的，也意味著從源頭上通過“守門人”控制信息傳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許新媒體存在，就意味著信息傳播的最大化。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就是信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切合現實過。2012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社長張研農在復旦大學的演講中指出，《人民日報》現在發行量是280多萬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的粉絲有1955萬。這意味著，姚晨每一次發言的受眾，即便不算微博轉發后的間接傳播，也比《人民日報》發行量多出近7倍［4］。他將姚晨稱為“我們的‘對手’”。擁有微博，以一人敵一社，可算作新聞業為“受眾所動搖”的一個注腳。
（二）新媒體構建了民意表達與思想碰撞的“網絡輿論場”
新媒體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格局，也大大改善了民意表達渠道狹窄的局面。網絡空間不僅近乎無限，其言論尺度也比傳統媒體寬松許多。在傳統媒體不能說的話、不能談的事，都可以在網絡上討論，所以許多社會事務都被搬到網絡上來，在網民的“圍觀”下得以解決，大有取代上訪的趨勢。如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王進文，因其老家的住房被強拆，多方交涉并申請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都沒有取得滿意結果，遂轉向網絡。他于2010年12月在網上發表了致濰坊市委書記的公開信，影響很大，對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壓力。2012年4月，國務院法制辦做出行政復議決定，推翻了山東省政府就此項拆遷所做的裁定。
新媒體也為思想傳播帶來很大方便。新媒體制造出大量的不直接針對現實的思想性輿情事件。如2011年美國“9·11事件”十周年之際，新媒體紛紛推出相應的專題節目，密集報導美國政府的紀念活動及其在十年間所采取的種種善后措施，一時成為輿情焦點。不少當年因美國被襲而欣喜謾罵的青年在網上表達懺悔之意，懺悔成為互聯網上關于此事的主題之一；美國政府處置災難事故的態度與措施，也被廣泛拿來與一些地方政府作比較。類似還有蘇聯解體二十周年之際，黃葦町先生發表《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引發的輿情關注；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朝鮮領袖金正日去世引發的關注等。
思想性輿情事件沒有現實的直接針對性，網絡監管部門也較少干涉。但就在這種事件的潛移默化或者理論交鋒中，人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觀念改變了，民眾對政府官員、具體事件的評價也就改變了。近兩年屢屢發生官員由于說話不慎、動作不當（如官員視察有人打傘）等引發的“圍觀”風波，甚至為此丟官、入獄，就是多元思想理念碰撞的結果。
（三）新媒體開辟了輿論監督和反腐敗的“網絡新戰場”
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媒體在監督公共權力方面的不足，成為民眾監督政府的利器。新媒體可以打破時空限制，聚合全社會的力量對某些政府行為進行監督。
新媒體推動了政府信息公開。如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災害之后，遇難人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民眾一再追問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逐一念出遇難者名單。
新媒體為民眾監督政府官員任免提供了方便。近兩年各地政府換屆，官員任免頻繁。網民們通過新媒體對很多任命都提出了質疑，如河北省館陶縣“最年輕的縣長”事件，湘潭市岳塘區“90后”女干部事件，山西呂梁文水縣女商人“吃空餉”、“變身副縣長”事件等。組織、人事、紀檢、司法部門根據網民提供的線索，對這些違法、違紀任命進行了查處。
新媒體也成為民眾反腐的“利器”。傳統的民眾反腐活動需要依賴一定的組織和渠道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時間的拖延和信息的耗損不可避免，中間環節還可能遭受非正常干擾，使反腐敗行動半途而廢。借助新媒體，民眾可以跨越諸多中間環節，一旦發現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腐敗線索，便直接向嫌疑對象提出質詢。如江蘇徐州“一夫二妻區委書記”董鋒、浙江東陽“公款按摩局長”韋俊圖、廣西來賓煙草局長“日記門”、河北王亞麗造假騙官案等，都是網民先在網絡上曝光官員貪腐的線索，在廣大網民跟進的過程中，紀檢、司法機關介入調查的。
借助新媒體，民眾對公權力的監督可以覆蓋行政程序的每一環節與細節，表現出大眾化、日常化和具體化的特征。這是以往任何時代、任何監督形式都無法比擬的。
（四）新媒體提高了“社會力”
我國社會的“大政府、小社會”結構越來越受到詬病，社會建設的問題屢被學者談起，“社會的生產”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問題。根據胡泳先生分析，互聯網是最有希望促進社會成長的力量：“一個獨立而富有參與性、抵抗性的公民社會正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上。……（互聯網）可以增進建立在公民權利義務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資本，導致獨立于國家的社會力量的興起和壯大。”［5］
新媒體對社會力的加強，首先是在社會議題的設置上，新媒體打破了專業媒體和政府主導的模式。普通網民隨時可能客串一下“記者”角色，新媒體成為熱門事件尤其是突發事件的信息聚集點，這使得網絡輿情議題更加難以預測。如2011年10月份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從傳統媒體的眼光來看，并沒有太大的新聞價值。但凄慘的現場錄像被放到網上，立即受到無數網民的關注，由此竟引發一場關于道德的全民大討論。
其次，新媒體具有速度優勢，在一定程度上能擺脫公權力約束，構建起一個相對自由的公共討論空間。一個事件或公共話題，在管理部門來得及反應之前被發布出來，幾小時之內就會有上萬人甚至是十幾萬人的圍觀、轉發。即使設置了屏蔽詞，網民還是可以通過一些隱語或以無厘頭的形式來討論或表達，如通過“膜拜”蒼井空，表達對空虛道德教化的不滿。
最后，新媒體在擴大公民活動空間方面也有很大潛力。從其產生之初，新媒體就表現出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如2011年1月，于建嶸教授在新浪微博倡議“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開博10余天就吸引了57萬多網民回應并展開行動，形成聲勢浩大的民間打拐行動。
一些微博動員事件得到了政府的積極響應，出臺了相關政策，形成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如2011年3月份，《鳳凰周刊》記者部主任鄧飛等500名媒體人發起貧困學童“免費午餐”活動，獲得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支持，并最終促成了中央財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標準為試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膳食補助政策的出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