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開征“房產稅”的試點也從上海和重慶逐步擴大到更多城市，“從第幾套起征”、“免稅面積”等，也都有許多好的建議。“先‘部分富’后‘共同富’”的漸進改革的核心任務之一是落實“縱向公平”。這也是平衡“過剩”與“短缺”的主要途徑。稅收公平包括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前者是能力相同的人應納相同的稅，后者是能力不同的人就應納不同的稅。所得稅的階梯征收，早已是成熟市場的通例。美國1913 年開征“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以后，財富兩極化問題已得到較好的抑制。以至于到上世紀60 年代已經出現“矯枉過正”： 美國最富者收入的邊際稅率已高達95%以上： 屆時，富人們無不“寧可爭相捐助社會公益”； 并呼吁“降低邊際稅率”( 累進梯度) 、鬧得國無寧日、總統遭暗算。半個多世紀以來，幾輪大的減稅，包括“肯尼迪減稅”、“里根減稅”和本世紀的“小布什10 年減稅”之后，美國又出現了“向富者征稅不夠”和過于劫貧濟富的問題，導致了聲勢空前的“占領華爾街”的全國60 多個城市的民生運動。
再回到我國的房產( 持有) 稅。應該說，隨著利潤財富的規模擴大和分布失衡，我們已經沒有理由“舍本求末”。除了“交易稅”之外 ，完全應當盡快創造條件開征“持有稅”。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交易稅”還是“持有稅”，都應該首先考慮該房地產的“是否過度”和“是否投機”的屬性： “自住消費”與“囤房待沽”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抗通脹保值”與“套貸炒房”也無疑需要區別； 第1 套、第3 套乃至第n 套的稅率檔次顯然也應當拉開；而“本地納稅人”與“外來投資( 投機) 人”更不應該繼續實行“無歧視”政策。
這些當然必須經由“法治”途徑，既然“征稅”是“與鵝拔毛”甚至是“與虎謀皮”。房地產升值的原因很多，除了個人的勞動積累和投資智慧以外，城市土地空間的升值也功不可沒。而土地空間升值首先應歸功黨和政府的政策和全社會的努力。讓房地產的“升值利潤”的一部分從“個人”回歸到社會及其代理人，無疑是理直氣壯、可以大張旗鼓的事情。當然，此前“土地出讓金”一次收齊等問題，也需要有法律上的交代和經濟上的考慮。經由民意廣泛討論并由立法代表認真設計通過的“稅法”和“依法課征”，顯然要優于行政者( 包括“城管執法”) 出面“要錢”。立法的“決策成本”可能會高一些，但其“( 外部) 強制成本”卻要低很多。 簡單地由行政甚至個人出面“共富”，國內已并非沒有失敗模式可鑒。
縱向原則得以體現和落實之后，房產持有成本的梯度上升勢必會讓“泥腿出水”，處于邊際上的第n 套房產的稅率，很可能高得“燙手”。無其他干擾的話，過剩房產勢必爭相“出手”，從而改善和擴大房地產的“供應( 不足) ”，淡化房地產的“投資品”屬性，降低“搶購”和“囤房”的“需求( 過度) ”，進而導致房價下跌和市場“出清” 。毋庸置疑，當然還需要一系列的艱難配套： 除了金融改革，政府改革也十分重要： 不再全力“經營城市”和瘋狂“追求GDP 政績”、努力擺脫“土地財政”等。此外，還要注意“熱錢出逃”和“穩住稅源”等問題。總之，任重道遠，山高水長！
四、“調結構、促轉型”：奮力突破“資源瓶頸”和“制度瓶頸”
明確改革升級內在要求之后，創造條件、審時度勢、調適心態和尋求戰機，將成為成功升級的關鍵。改革30 多年尤其是國際金融海嘯以來，“資源瓶頸”和“制度瓶頸”已積重難返，嚴重制約著經濟增長和改革升級。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就“制度瓶頸”而言，30 年的計劃經濟和30年的轉軌經濟，已經導致國有企業長期處于壟斷優勢地位，盤根錯節難以撼動。盡管它直接支配的國民資源可達3 /4，但能直接貢獻的GDP 卻只占1 /4！ 另一極民營企業的情況則剛好相反。原因之一在于二者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國有企業大約是4%以下，而民營企業卻在9%以上。 差距顯著的根源又在于二者的制度約束和激勵機制相去甚遠。
“國有企業是國家手中的經濟軍隊。”維持其地位對于推進改革的意義無疑重大而深遠。但是，長期壟斷勢必導致國企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更甚者，“政策資源壟斷”和“政府代理人地位”還會導致各種“造租”和“尋租”行為 ，導致“錢權交換”和“腐敗”，形成百般鉆營巧取豪奪的既得利益階層。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限制公款消費”、“整頓四風”、“不蓋樓堂館所”等，已經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政治影響。“打鐵還須自身硬”，中央《八項規定》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已經奇跡般地吹落了兩千多重要官員的烏紗帽！
盡管如此，“制度瓶頸”對于經濟升級的約束仍不可等閑視之。“民營新政”醞釀推進過程中，“玻璃門”、“彈簧門”、“鴻門宴”難道還不比比皆是？ 以“保護個人隱私”來對抗全國房產普查不也是振振有詞么？ “要觸動他們的利益，真的比觸動他們的靈魂還難！”
“資源瓶頸”對于改革升級的約束也異常嚴峻。長期“GDP 導向”和“政績考核”已導致“要素價格嚴重扭曲”。“土地”、“空氣”、“環境”、“勞動”等要素的浩劫與污染，已到了不能不休養生息的地步。就“土地”而言，國外煙囪工業和污染工業相繼扎根中國大地，河湖水源污染普遍嚴重，“60 歲即長壽”的“癌癥村”已不再罕見！ 宏觀上看，各種“圈地”運動已導致18 億畝耕地“紅線”難以守住。就“環境”而言，“沙塵暴”，“霧霾天”，已到了不堪容忍的地步； 太湖、洞庭湖、巢湖、滇池等，也都蠶食嚴重、綠藻泛濫。就“勞動”而言，中國農村價廉物美的剩余勞動力，一直是外商首先看重投資中國的初衷，也是中國成為“外包基地”和“世界工廠”的注腳。但鑒于農民工工資長期嚴重低估，“民工荒”、“用工荒”乃至“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被透支殆盡！
“資源制度瓶頸”表明： “數量增長型”已經難以為繼。未來的增長必須是“資源集約型”和“質量增長型”的。中國的GDP 約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但生產這些GDP 所需要消耗的鋼鐵卻要占世界的50%，水泥占世界55%，能源要占世界21%。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增長目標，到2020 年中國實際GDP 將要翻一番。若按現在的增長方式，有些資源全世界統統拿來給我們用恐怕還嫌不夠！ 為此，產業結構必須有大的變革，從制造走向創造，( 高端的) 服務業比重也需要顯著提升； “人口紅利”消失將需要用“人才紅利”去彌補。
此外，官員( 含國企高管) 的“政績考核”和“去留升降”等激勵機制，也需要經由“民主”“法治”重新設計。純粹“任命制”下，下級官員“政績膨脹”恐怕難免； 而在純粹“民選制”下，競選人則很有可能“說啞嗓子”和“握腫手臂”。如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合理取舍和慎重權衡？ 如何基于國情和民情堅持好“中國特色”？ 如何進一步用好“民意測驗”、“百姓口碑”和“網絡舉報”？ 應是第二階段改革升級的一大挑戰。
五、“穩增長”：“簡政放權”、“激活市場”，走出本輪“周期”
綜觀改革開放史不難發現已出現過四個“政治經濟周期”，谷底分別是1978 年、1988 年、1998年和2008 年前后。目前我們所處的周期，應是30 年來最為困難的一個。“次貸危機”后，整個世界經濟一直不太景氣，“歐債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及其美國“QEn( 量化寬松政策) ”的推出與淡出，無不讓中國經濟復蘇的上空陰云密布。
成功“救市”和“一枝獨秀”之后，中國經濟增長也平添了許多坎坷。“貨幣超發”和“地方債務”等加劇了企業格局、產業結構、投資消費結構的失衡或錯位。本該“國退民進”的，結果可能相反； 本該政府淡出企業進入的領域，結果也可能相反。總之，“政府辦市場”的格局不僅沒有變動，相反卻有所回潮。為此，“簡政放權”“激活市場”“繼續退夠”無疑十分明智。“讓政府少管或不管不該管的事，而管好自己該管的事”，這實質上是繼續調整政府和企業的功能的邊界，為市場讓出更多的空間。
2013 年上半年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表明，經濟運行在相對平穩中仍然略顯疲弱，并沒有走出這一輪周期的谷底。要完成年內盡快復蘇的預期目標，繼續依靠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資的空間已經不大，必須依靠深化改革，進一步激活市場機制的潛力。到目前為止，新一屆政府已經三度“簡政”，取消和下放了165 項行政審批權。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已經兌現其承諾： “本屆政府任期內把現有行政審批事項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2013 年6 月份出現的銀行“錢荒”事件，對于“簡政放權”“激活市場”的決心和底線應是一大考驗。央行一方面對嗷嗷待哺的商業銀行決然警示性“斷奶”，另一方面則頒布《國務院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指導意見》，鼓勵銀行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并優先扶持小微企業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還呼喚創建自負盈虧的民營銀行。這不僅是在“盤活存量、用好增量”，而且是在培植國有銀行的競爭對手、為利率市場化鋪路。我國的M2 已經超過百萬億、成為舉世之最，其貸款流向和分布結構顯然是最值得擔憂的事情。上半年全社會10 萬億融資總額中，有5. 7萬億流向了房地產。“及時將營養輸送到該長肉的部位”，無疑應是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加速復蘇進程的重要導向。
“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對于防范金融風險也舉足輕重。目前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約占9. 3萬億，“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可能在6—9 萬億之間，債務總余額約為15—18 萬億。而就地方政府收入看， 2012 年年底稅費收入約6. 1 萬億( 其中稅和土地出讓金收益大約各半) 。可見地方政府已經欠缺償債能力，只能仰仗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 2012 年其規模大約在4 萬億左右，所以還有5—8萬億的缺口。盡管地方政府國有資產充裕，但畢竟是低流動性和低收益的資產，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負債這一點，顯然值得掂量。
就中期復蘇態勢而言，資本市場的“去政策市”改革與“法治”建設等應該更值得關注。中國經濟擴張和牛市行情的相關性并不顯著，總市值在GDP 中的比重也很有限。中國資本市場一定程度上還只是“圈錢”的“融資分配”的平臺，而并非“法治”完備的“資源配置”的平臺。盡管如此，鑒于本輪“政治經濟周期”谷底綿長，民生“財產性收入”又曾多次急劇流失，因而，股市的重新振作和強勢上揚，仍將是激活1. 3 億股民乃至整個市場信心的風向標，對于即將到來的新一輪擴張意義重大。有理由相信，“反復筑底”之后，應該有一輪較大的行情。
六、“民營新政”日夜兼程，新型“城鎮化”將釋放“改革紅利”
意義更為深遠的改革升級在于“民營新政”。它不僅是“簡政放權”的延伸演繹，而且是“激活市場”進一步開疆辟土的系列“錦囊”。其宗旨在于放手鼓勵民營企業( 此前稱“非公企業”) 進入傳統上為國有企業所壟斷的領域，與國企展開平等的競爭。長期以來的國企改革，無論是“轉換經營機制”，還是經由資本市場實行“產權多元化”，都難以從根本上激活國有企業。“民營新政”則另辟蹊徑，從外部展開競爭，用高出很多的勞動生產率對國企形成直接的挑戰。民企出身貧寒，所扎根的土壤長期貧瘠，可謂“給點陽光就燦爛”。只要真能擁有平等的進入和競爭條件，民企的經濟效益和“激活市場”的能力絕對不可以低估。只是在管理上如何更好地將它們納入法治軌道，應該說存有很大的挑戰。
在國家發改委鼓勵民間投資的產業指導目錄中，公用事業( 市政建設等) 、基礎設施、社會事業( 醫療、教育服務等) 、金融服務、國防科技工業，
以及壟斷行業等六大領域，都已經有了明晰的準入標準和時限。此外，分行業的鼓勵和扶持政策，包括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措施也都已經出臺。《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也即《新36 條》) 已經頒布，42 項民間投資實施細則也已按國務院要求全部出齊。針對民營企業生產成本上升、融資困難、稅費負擔偏重等困難，國務院及有關部門還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下一步重點在于消除傳遞信心和信任的障礙。
“民營新政”應能調整兩類企業的比重并逆轉“國進民退”的回潮趨勢，逐步形成各占半壁江山的成熟市場的競爭格局。民企進入傳統國企才能經營的領域，可以直接支配更多優質資源，而不必繼續仰仗“國企發包”或“錢權交換”等間接途徑。這不僅是“交易成本”的巨大節約，而且是對“腐敗”的釜底抽薪。此外，民營企業家的市場意識、管理素質和創造能力的提升和累積，還將在未來培育出新一代的“市場/法治型”人力資源和企業家代表，對于“政企合作”和“法治建設”等意義深遠。可喜的是，在民企發展領先的浙江的溫州和臺州，人們已經不難感受到( 市場型) “政企合作”的好一派新的氣象！
“民營新政”在新一輪“城鎮化”改革中必將激起巨大的活力。“城鎮化”對一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它是現代經濟追加“有效需求”的新邊疆。我國“城鎮化”潛力巨大，城市化比率提高余地很大，城市邊緣乃至各縣鎮村寨的土地價值也都有極大的升值空間。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相關土地至少已經升值了30萬億元 ，那么未來新型城鎮化在土地方面將至少有60 萬億的升值空間！ 城鎮人口和面積將會繼續擴張并不斷吸納和升格農村的勞動力，在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等方面都將有巨大的投資需求。城鎮化將為國民經濟提供可持續的動力，不僅可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而且是社會轉型進步的時代性契機。
對于未來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初步預測表明 ，到2020 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將達60%左右；到2030 年，將會達到66% 左右。也就是說，從現在到2030 年的20 年時間里，新增城鎮人口將為3 億左右 ，超過整個美國的人口！ 當前中國經濟仍然處于周期底部，投資與出口后勁不足，內需不足在短時間內又無法快速提振，消費水平已接近“臨界點”，尋找新的驅動和醞釀經濟上行，更新投資的去向和主體，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戰略問題。新一屆總理李克強同志在過去45 個月內曾6 次強調“城鎮化”戰略。
“城鎮化”的理論挑戰在于： 從邏輯順序看，它本應是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派生物； 但從時間順序看，二者則又齊頭并進并相互推進，前者也可成為后者的手段。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曾經這樣解惑： 城鎮化不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過程，而應把它作為支持經濟結構變革的一種力量。
新一輪“城鎮化”的政策挑戰首先在于： 如何讓“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與城鎮化的進程相輔相成？ 城鎮化更多倚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還是轉向在“新政”中逐步成長起來的( 中小微) 民營企業？ 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應該走的是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還是繼續人為地“圈地”和“造城”？ 其次，如何讓其核心成為“人的城鎮化”？ 如何促進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的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同時又讓城市白領回歸自然和綠色？ 如何讓“準城市化” 、“農業現代化”和“農工商城鄉一體化”交互推進。
不少發展中經濟體都曾經歷“壞的城鎮化”：人們在沒有就業的情況下就涌入城市，規劃不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高犯罪率、貧民窟“棚戶區”等。我們當然也面臨這些挑戰，但應該不會落入這類“城鎮化陷阱”。最終效果如何，恐怕還要取決于戰略設計、主體選取、競爭激勵和考核變革等多個因素。十八大以來，全國人大代表已提出很多建議，配套改革涉及面很寬，包括： 深化公共服務體制改革； 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 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 構建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體系； 構建進城人口的創業扶持體系；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深化縣市管理體制改革； 完善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機制。
七、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建設“美麗中國”、托舉“中國夢”
國際金融“海嘯”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一直走走停停。美國走出“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后，一直步履蹣跚，失業問題嚴重困擾。“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各國一直難以走出長期不景氣的陰影。中國經濟這幾年也處于長期( 30年) 調整、中期( 10 年) 調整和短期( 3 年) 調整的重疊部，股市和樓市都處于調整的陣痛階段，產能過剩、資產膨脹、就業和環境的壓力等都給政策當局帶來嚴峻的挑戰。“簡政放權”、“激活市場”、“民營新政”和新型“城鎮化”的改革紅利的釋放，都還需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時間。
社會政治經濟周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 經濟在底部奮力調整之際，往往都是科技研發和新興產業的醞釀和崛起之時。其實，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高碳”正在轉向“低碳”，“制造”正在轉向“創造”，“服務生活”和“服務制造”正在逐步為倚重“服務創造”所取代，“服務本地本國”也正在為“服務世界”的更大的“規模—范圍經濟”所取代。“新能源”、“物聯網”和“ICE”這三大新興產業群，不僅已經初見端倪，而且可以說已經初具規模。
三大新興產業正在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帶來空前巨大的發展機會。其一，“新能源”包括三大子產業群： 1. 新型能源，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生物能、核能( 清潔能源) 等； 2. 節能減排產業，用新能源改造和替代傳統能源產業的產業； 3.能源基礎設施的更新換代，包括各種輸油輸氣的全國性管網和物流設施的建設。其二，“ICE”( 俗稱“冰產業”) 是由“智能、文化、教育”三個子產業的英文單詞的首字母( I、C、E) 縮略拼合而成的。其實質是應用和拓展IT 革命的成果去改造傳統的設計、研發、規劃、咨詢、代理、宣傳、創意、廣告、動漫、電影、發布、出版、培訓、教育等產業，形成新型的服務業。其三，“物聯網”是互聯網的升格，互聯網革命20 多年來已經讓世界經濟社會天翻地覆。但應該說： 互聯網只是信息革命的初級階段； 在新的時代，“物聯網”還有若干量級的上升空間。它將打通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打通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前途未可限量。
在世界現代史上，中華民族曾經多災多難，痛失過“經濟起飛”的良機。如今這些都儼然成了我們民族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十二五規劃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努力趕超和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信息網絡”、“高端制造產業”等，都已經得到高度重視。與新能源有關的概念現已滲透到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未來十年新興產業勢將迎來跨越性的發展，其中制造業將進一步地柔性化、智能化、全球化和人性化。十八大以來，“新能源汽車”、“多網合一”、“物聯網”的研發和推廣等戰略動向也都已隨處可見。“3D”、“4G”、“云計算”、“大數據”、信息消費等新時代元素，正在融入尋常人家的日常生活； “智慧校園”、“智慧企業”、“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等，也在成為新時代的民族抱負。在濱海新區全世界最高速的“天河”計算機前，在北京中關村的“云中心”里，在“神舟10 號”的太空課堂上，你會強烈地感受到一種民族精神的時代脈動！
“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 新一屆黨和政府及時抓住了新的歷史契機，明智地發出了“美麗中國”和“中國夢”的時代強音，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寫進了黨的十八大報告，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一起形成“五位一體”的新的發展戰略。這不僅是在呼喚“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不僅是在重返“藍天白云”和“青山綠水”，而且在告別過往的“追求數量型增長”的時代、告別那個時代所留下的珍貴回憶： “GDP 沖動”、“政績考核”、“經營城市”、“土地財政”、“股市圈錢”、“民工荒、用工荒”、“房嬸房叔”、“毒奶粉、鎘大米”，乃至數不勝數的“干擾電話”和“垃圾郵件”等等。
好的開頭，成功一半！ 展望2050 年，經過“追求質量型增長”和“完善法治建設”的第二戰略階段的發展和改革之后，也就是說，再經過30—40年、一到兩代人的不懈努力，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必將充分涌流，而體制轉型也勢必能夠水到渠成。市場體系在其“消費”、“投資”和“勞工”三大子系統內，都不僅艱難地走完了“從欺詐到誠實”之路，而且也踏實地完成了“從誠實到公平”之旅。未來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將不僅是“發達的”和“法治的”，而且也一定是“民主的”和“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