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國情結”不僅是印度外交戰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也對其安全觀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應充分重視印度“大國情結”，積極主動地回應其對華友好面，淡化中印結構性矛盾，力圖促成印度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或至少避免成為阻礙。

關鍵詞： 印度;“大國情結”;中國;中印關系

在冷戰后“一超多強”的格局中，印度被認為是多強之一，實力地位與俄、日、英、法、德、中屬于同一等級，而在這個等級中，中國的綜合實力又被認為大于其余國家。[1]雖然中印兩國同為發展中大國，在謀求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發展等方面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然而，作為同屬一個實力等級，而又毗鄰而居的強國，兩國之間既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又存在涉及現實利益的具體矛盾。[2]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不可避免的采取了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和搖擺性的對華政策，既有愿意與中國開展合作的一面，也有防范甚至敵視中國的一面。[3]對中國而言，印度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如果印度與美國走向結盟，對中國的遏制作用不言而喻，將會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因此，中國應該積極主動的回應印度對華友好的一面，化解敵對情緒，淡化結構性矛盾造成的負面影響，力圖促成印度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為中國崛起的阻礙。落實到具體政策上，中國應該更有效地接觸印度，避免其與美國結盟共同遏制中國崛起。筆者認為，印度的“大國情結”是中國對印戰略關鍵著力點，不妨細加斟酌。

一、“大國情結”與印度戰略

“大國情結”是對印度作為一個現代國家謀求世界大國地位，渴望與其他世界大國平起平坐的抱負的歸納。甚至在印度建國之前，“國父”尼赫魯就表現出強烈的“大國情結”。[4]建國之后這種情結不斷放大，不僅強大到可以渲染印度政治精英的安全觀，還可以左右印度的外交戰略、乃至直接影響印度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雙邊關系。而今，實現印度的大國地位不僅是少數政治精英的抱負，而且已儼然上升為印度國家意志，成為超越政見、黨派、意識形態差別的社會共識。[5]印度的“大國情結”及其附帶產生的戰略思維，是其人口地理因素、輝煌的古代史、甚至殖民經歷共同作用之下，并被其現代政治架構不斷放大加強的結果。[6]由于歷史遺留因素和現實體制因素都無法輕易改變，并具有強大的路徑依賴效果，因此這種“大國情結”在印度成為根深蒂固，經久不衰的思想元素，而且這種情況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太可能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印度的“大國情結”表現為對國際地位和大國身份的極高關注，而這種關注又體現在強弱兩方面的目標：在國勢呈現上升的歷史時期，印度渴望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在國勢出現下滑的歷史時期，印度唯恐被邊緣化，并力圖避免被國際社會定格為“與巴基斯坦同等級別”的地區力量。出于這種“大國情結”，印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借助外交、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多種途徑，力圖實現這兩個目標。誠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振興國勢、謀求國際地位的抱負，但是印度的這種情結顯得有所不同，因為印度在追求大國地位的過程中混淆了“途徑”和“結果”。一般而言，“取得大國地位”的目標是謀求具體國家利益，其本身并不被視為目標或最終結果；但是，“取得大國地位”卻被拔高為印度全力追求的結果，進而使許多具體的利益都屈服于這個孤立的目標。正是這種“途徑”與“結果”的錯位，導致“大國情結”能夠作為決定性因素對印度的整體安全觀和外交戰略產生重大影響。

冷戰結束至1998年，以及1999年至今，印度的外交戰略就經歷了兩次轉折性變化。雖然引發這兩次重大變化的直接誘因各不相同，但源頭都可以歸納為印度“大國情結”，并且是這種情結影響下，印度在強弱兩方面追求世界大國地位的集中體現。

冷戰結束以后，雖然印度的領土和國家安全并沒有受到實質性威脅，但是時任拉奧政府（NarasimhaＲao）外交秘書的迪克希特（J.N.Dixit）仍然確信“（印度的）潛在的威脅依然存在。”[7]印度感到深受威脅的原因在于，冷戰以后的局勢對其國際地位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而受這些負面影響的共同沖擊，印度有可能被國際社會邊緣化，進而落入孤立的深淵。而對于極其重視國際地位的印度政府來說，這種被邊緣化和孤立的前景自然被視為“最大安全威脅”。具體而言，不利影響來自多個源頭。首先，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這使得長期追隨蘇聯的印度自認為是冷戰失敗的一方，在新秩序中感到倍受孤立和漠視。其次，不結盟運動在冷戰后一超多強的格局中失去賴以生存的戰略空間，印度作為“第三極”的國際影響力急劇減弱。[8]第三，在失去蘇聯外交保護傘的情況下，印度在國內經濟改革、人權狀況、核不擴散等方面受到了西方國家大肆的指責和批評，其直接面對的國際壓力陡然增加。此外，“將印度經濟推向崩潰邊緣”的1990－1991對外支付危機也使印度感受到了外來的重重壓力。審視以上因素，導致印度危機感猛增的主要因素是由印度國際影響力和地位下降而引發的“大國情結”受挫，而非來自外部的軍事壓力。正是在這種由“大國情結”受挫導致的危機下，拉奧政府于1991開始實行經濟改革。雖然這一時期的印度領導人并未就經濟實力的戰略意義有過公開論述，但事實上，對外開放和發展經濟已經被視作鞏固國家安全和提升國際地位的重要方面。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是，這個時期印度的外交戰略也經歷了革命性的調整，提出將“為經濟恢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作為外交活動的方針。

與此類似，“大國情結”同樣也主導了印度1999年的外交戰略轉型。與20世紀90年代初不同，1999年的變化發生在印度國勢上升期，可以視為印度積極謀求大國地位的產物。拉奧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不僅在短期內激發了印度的經濟活力，而且使印度進入了持續發展的快速車道，擺脫了困擾其經濟發展幾十年的所謂“印度發展率（Hindurateofgrowth）”。[9]因此，印度的國際地位也有了“質的飛躍”，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興經濟大國。此外，國際力量對比也發生了有利于印度的新變化。中國持續增長的實力使其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急劇加深。[10]在這種情況下，印度被賦予主要大國間力量“均衡器”的新角色。這個新角色與印度傳統上堅持扮演的“不結盟”領袖相符合，只是從前的平衡蘇美，變成了現在的平衡中美，這使得印度信心倍增。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和有利國際形勢使印度看到實現大國之夢的戰略機遇，在這種“大國情結”的指引下，印度開始進行戰略轉型，在經濟、軍事、政治等多方面積極向世界大國地位發起沖擊，此前的“溫和外交”也逐漸轉軌為“強勢外交”。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經濟實力”、“國內凝聚力”以及“技術優勢”等被印度官方長期忽略的因素也都被正式確認為“維護印度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始被視為獲取大國地位的關鍵因素。

以上分析可見，透過“大國情結”不但可以解釋冷戰以后印度安全觀和外交戰略的系統性變化，對于較為孤立的政治事件也有極強的解釋力。比如以“大國情結”為出發點，印度1998年的核試驗和此后復雜而微妙的大國關系變化就能得到比較好的詮釋。從軍事安全戰略的角度看，印度擁有核武器并不能直接使其外部安全環境得到改善。在印巴雙方都具有核武器之前，印度的總體軍事實力強過巴基斯坦；但是在南亞核武化以后，印度的這種總體的軍事優勢就被“非均勢核威脅”現象抵消，就此而言，印度非但沒有變得更安全，反而因為受到了額外束縛而變得相對不安全。因此，以軍事安全戰略為出發點，印度這種舉動的邏輯似乎不能自洽；然而，以“大國情結”為出發點，核試驗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釋：哪怕南亞核武化會惡化印度的安全環境，哪怕核試驗引發的國際制裁會嚴重制約印度經濟發展，哪怕核試驗會引起鄰國的劇烈反應，印度依然選擇發展核武器，因為“核武器和可信的核威懾能力是世界級大國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加入核俱樂部是實現其大國夢想的重要步驟。”顯而易見，在印度政府眼中“發展核武器”與其國際大國地位是綁定的，盡管核武器帶來的實際效用有限，但印度依然不惜代價追求這個目標。雖然時任瓦杰帕伊政府外交部長的亞什萬特·辛哈堅稱，印度的有核國家身份“拓展了印度的戰略空間”，但是考慮到進行核試驗所造成的巨大機會成本和戰略風險，印度的核試驗更像是純粹為了大國地位而進行的冒險，是“大國情結”倒置“途徑”和“結果”的產物。

二、“大國情結”與印度對外關系

濃重的“大國情結”使印度人普遍相信印度注定將成為名列前茅的世界強國，其國際地位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有天壤之別，應該與美國、中國、俄羅斯相提并論。在這種情結的影響下，大國地位在印度被視為崇高戰略目標和核心利益，印度與其他大國的雙邊關系也因此受到節制和影響，并最終服務于這個宏偉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的外交基本以服務“大國情結”為中心展開。印美、印中關系的曲折都可將印度“大國情結”作為變量進行解釋。

1998年至2000年間，印度采取了敵視中國的政策，2000年之后又采取了對華溫和的政策，這一大落大起構成了自1962年兩國邊境沖突以來雙邊關系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在1998年核試驗前后，印度政要在各種場合大談“中國威脅論”，時任印度總理的瓦杰帕伊甚至在寫給克林頓的信中挑明“中國是印度進行核計劃的理由。”印度的這種外交行為，使兩國關系一度墜入低谷。誠然，如果印度果真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從純軍事安全角度出發，發展與中國針鋒相對的核力量，并借中美結構性矛盾趁機向美國示好也無可厚非，但是事實證明印度的出發點更多在于“大國情結”，而不是地緣戰略的計算。就在核試驗后不久瓦杰帕伊和其他印度政要就在公開場合多次表態，“印度無意把中國當作敵人或威脅。”眾多學者也都認為，印度在短期內以180度的方式扭轉對華政策，但又在僅僅兩年后進行同樣烈度的改變的行為缺乏合理根據，因此只是印度的權宜之計。印度嚴重損害中印關系，渲染中國威脅論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與中國對抗，而是為了迎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立場，其目的主要在于粉飾核試驗合理性，從而逃避國際社會的制裁。雖然從長期看來，印度的這種行為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其對華政策，但卻表明“大國情結”在印度對外關系領域的巨大影響力。盡管中印關系是其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但印度為了發展核武器以取得大國地位，可以不惜代價，驟然而武斷的犧牲兩國關系。

與中印關系相似，美印關系近年來的曲折歷程也表明，“大國情結”在印度的對外關系中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2008年，奧巴馬取代小布什當選美國總統之后不久，印美關系陡然降溫。許多觀察家都表示“奧巴馬的當選標志著美國放棄將印美關系置于優先地位的方針”。而“我們想念小布什”則成了許多印度人的心聲。誠然，布什時期的美國對印政策的優惠程度“前所未有”，甚至超過其對于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北約盟友。美國不僅在軍售上給印度極大優惠，為其提供包括戰斗機在內的大量尖端武器裝備，更重要的是美國在核應用方面為印度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印度進行了核試驗，并且沒有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但是布什政府不惜犧牲美國在控制核擴散和核裁軍方面的威信，依然冒著國際輿論壓力，在2005年推動解除了對印度制裁，使印度成為全球核不擴散規則的例外。但與美國殷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印度的不配合態度。得到重重優惠的印度不僅沒有應美國要求加入伊拉克戰爭，甚至沒有參與美國孤立伊朗的行動，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印度居然也不配合美國。造成印度這種態度的原因在于其“大國情結”。這種心態使印度有一種自傲，一方面視美國給予優惠為理所當然，是印度的國際地位帶來的實惠，故而照單全收；另一方面又打算和美國平起平坐，決不做美國利益的附庸，故而對美國的提議置之不理。因此，美國雖然對印度傾注了大量政治資本，卻只得到與投入不成比例的回報。由于這種不平衡的關系難以為繼，美印蜜月自然在布什政府之后戛然而止。美印關系的起落說明，“大國情結”對于印度的外交戰略有決定性影響，而美國罔顧印度“大國情結”頻頻大獻殷勤自然只能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