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罅漏：官場機會主義的體制因素
官場機會主義與制度罅漏有很大關系，在法制不完備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壯大，而且隨著知識的增多和運作技能的提高，一些人通過體察“前車之鑒”、總結“成功秘訣”，把官場機會主義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或一些場合，制度缺陷造成的權力部門化、權力利益化和權力板結化，為官場機會主義提供了很大的作用空間。
制度自身的空檔。就制度問題而言，官場機會主義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制度盲區。通常情況下，制度總是有漏洞、有缺陷的，這種不完備性給官場機會主義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會先審視制度空檔。如果有機可乘，那將是最好的門徑，因為這樣的情況下不需要違背法律法規就能達到目的。二是預定前提。先設計一系列前提，使條件正好適合某種狀況，給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三是輔助規則。在制度基礎上，再外加一些條件，即所謂的“附則”。四是制度歧義。把制度中沒有的含義捏造出來，名為創新，實則篡改，有時候干脆撇開制度另行一套?；谏鲜銮闆r的官場機會主義，有顯型表達也有隱型表達。顯型的官場機會主義在現實生活中以公開形式表達出來，常常借集體之名而行。但由于官場機會主義背離制度，因此通常不能明目張膽地活動，而多以隱蔽的形式、秘密的手段、私下的交易等來實行?？梢姡贫雀采w不夠造成廣泛性不足，使那些沒有享受到制度好處或對制度不滿的官員產生機會主義念頭；制度彈性不夠，容易讓人聯想到制度的強制性，從心理上產生逆反情緒而誘發官場機會主義行為；制度預見性不足，會導致在突發性事件面前手忙腳亂，在遇到新情況、新問題時倉促應付，很容易給官場機會主義提供機遇。
制度邊界的移動。官場機會主義運作過程中，總是把制度邊界模糊化，讓自己看起來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用“異端思想”改造主流觀念，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卻充滿自利。在理論上，制度對每一個人的影響都是無差異的，這樣，遵守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當行為主體違反制度謀求制度外的利益時，就可能出現機會主義行為。在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邊緣，可能會形成邊界沖突，造成邊界的模糊性和越界現象發生，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協調的情況下，一些官員會隨機地選擇自己的行為。而且，我們經常遇到多個行為邊界交叉的情況，各個邊界在內外利益的驅動下發生移動，當行為主體遵守由制度設定的邊界時，他們可能會以默契的方式實現機會均衡。而當平衡被打破時，必有一方越過邊界而引入制度外的措施，這是官場機會主義的誘因之一。不可否認，制度是以人為主體而建立起來的用以約束人的行為的規則體系，是為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而設計的，也體現著人的精神領域的價值和觀念，它的外在形式是秩序化的結構形式，它的內在含義是合理性的社會正義。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制度正義經常出現“功能衰弱”和“心力衰竭”等現象，內聚力減弱，規范力貶損，客觀性不足，可操作性下降。不少情況下，制度內容沒有較好地體現正義價值，也有可能在貫徹時被曲解。一旦這種被曲解的理念注入制度規則，就可能產生不同于制度本原的價值導向和行為選擇。制度邊界的移動造成一些官員原有觀念中的行為邊界、信仰邊界、道德邊界和利益邊界發生變化，不少方面的界限甚至形同虛設，使他們可以“自由出入”、隨心所欲。另一方面，這些官員的邊界意識也是一個具有豐富層次和內涵的“色譜”，這個邊界的擴張或壓縮，邊界的涵化和濡化，邊界的交叉和重疊，都互相映照。他們在自己的實踐中以新的認識和理解不斷突破制度界限，以機會主義行為將制度的滯后特征暴露出來。
思想偏見：官場機會主義的文化基因
官場陋俗文化。官場機會主義是官場文化陋俗的積淀，“任何一種社會現象，其一經產生就會獲得一種自身特有的規定，并對自身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往往并不會因為物質生產狀況的變化而消失”。③官場文化陋俗是社會發展的逆動力，它將社會的行為積弊通過文化形式反映出來并在代際傳承中發揚“光大”。列寧曾經形象地描述這種慣性：“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尸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進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④這種慣常的流俗或流弊，在某一個地方消失后又在另一個地方復生，在一個時期弱化又在另一個地方流行。習以為常的行為讓不少官員不再用社會的制度價值標準來審視它，而是把它看成實際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良習俗的固定化和格式化，給一些人提供了行為借口和觀念依托，使社會的舊有慣制得以貫徹延續。在他們陶醉于官場機會主義的成功喜悅時，也在自覺與不自覺中貫徹著已有的不良習俗。制度價值與官場文化陋俗碰撞中，要么摧毀制度價值，要么消除文化陋俗，兩種傾向和力量比照的結果，將是一方削弱和另一方的增強。傳統陋俗文化中，有一種“朋黨文化”，它使社會“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污誷，污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傳統陋俗文化中，還有一種卑鄙而隨俗的鄉愿文化，它“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挈，眾皆悅之，自以為是”。“朋黨文化”和“鄉愿文化”具有圈子特征和地域特征，在思想上以自利為準則，在行為上以局部利益劃界，都是官場機會主義的誘致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