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有一個弘道的傳統,但是為什么弘道呢?為了社會經世濟用來弘道,為了社會的公利,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來弘道。按照中國社會的需要來選擇西方哲學的時候,我們也就不知不覺地用了中國的經世濟用的弘道傳統,以此來看待西方哲學的這種愛智慧的傳播。雖然我們引進了或者是研究了西方哲學,大概有一百年的歷史,但是西方哲學的愛智慧傳統,為智慧而智慧的那種純粹思辨的傳統,可以說還沒有被中國人所理解、所接受。當然我們也不否定為了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需要來引進西方哲學,這是正當的,西方哲學確實是在這些方面有它的用途,并且它的引進確實也極大地改造了、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有中國人的文化語言各個方面,無一不受到西學和西方哲學的滲透,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確實有這樣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除了這種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需要之外,它還有其他的用途,所以西方哲學可以說對中國人在生活當中的應用是多樣的,不僅是對中國人集體的生活、公共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社會的生活有用處,除了有社會文化政治需要,它對個人的生活,比如說對個人的修養有沒有用途呢?現在我們大家都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哲學對個人的修養很有用處,但是西方哲學對我們個人的修養有沒有用途呢?應該說也是有的,只是我們可能以前是處于社會集體的需要而忽視了這種對個人的性格、個人的素質、個人生活上的這種應用。對于中國人的精神追求,一種終極關懷,我們講哲學,它的這種愛智慧的傳統,因為愛智慧總是要追根求源的,最后一定會從你當下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一定會追溯到一個終極關懷。我們在學習西方哲學時,對這部分的用途也要有更多的關注。今后中國人還要繼續用需要來決定選擇,這個大方向是很難改變的,也是不可改變的,這是我們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們以后的這種需要也要更加多元化,要有更多的層次,而我們的選擇也要更加個性化,也要有更多非功利的選擇,個性化的選擇,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闡述,需要決定選擇,我們首先回顧歷史,然后我們再對歷史的經驗做一些概括。
哲學著作的翻譯也是一種創造
第二個問題,翻譯也是創造。我覺得翻譯不僅僅只是把西文翻譯為中文,它是中西語言的雙向格義,在隋唐時期那個時候中國引進了佛教,那個時候佛經有大量的翻譯,格義就是在翻譯佛經的時候所使用的一個方法。什么叫格義呢?格義就是一種意譯,也就是用中國的術語來把佛經里的梵文翻譯成漢語,把梵文的意思用中文的術語把它給翻譯出來。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佛經里有一些是音譯,意思不好理解,就是按照它的聲音給翻譯出來了,佛經里有很多這樣的術語。但是還有一些術語,比如說道,道本來是道家的最高原則,也是儒家的最高原則,比如說天道,但是可以用道來翻譯佛經的一些術語,但是這就是意譯了。還有比如說心性,中國人翻譯為佛心、佛性,這就叫做格義。
雙向格義,一個是以西格中,就是把一些西方術語引進到我們漢語里,成為我們現代漢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漢語里并沒有這樣的術語,但是現代漢語里已經有了,就是我們引進了一些西方哲學的術語,豐富了我們現代漢語的新詞匯。還有一種就是以中格西,用我們古代漢語里的一些詞匯來對西方哲學的一些術語,對它的意思加以翻譯,所以它是雙向格義的過程,創造并不只是把西方哲學的術語原封照搬過來,如果搬過來就只有音譯,就不能叫“哲學”這個詞了,在西方哲學是philosophy,在現代漢語里的西方哲學的詞匯,絕大多數都不是音譯,都不是照搬,都是意譯,所以不是以西格中,就是以中格西,創造性就是表現在雙向格義。
雙向格義創造的新詞匯,現在在哲學界也引起了爭論,比如說現在有一些搞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的人就提出,你現在研究中國傳統哲學,都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解釋它,中國傳統哲學它只講氣、只講道、只講心、只講性,但是你現在講中國哲學,這是物質、這是精神、這是規律、這是情感,或者這是理性,這些東西中國古代都沒有這樣的詞匯啊,說你這是“漢話胡說”,胡就是西方,所以不是地道的中國哲學,所以你們要學習原汁原味的中國哲學思想,而不是經過西方哲學術語解釋和理解的中國傳統思想。同樣的,在西方哲學界也有這樣的意見,他說你現在中國學生研究、學習西方哲學,都是通過漢語的翻譯來讀西方哲學的書,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我們在課堂上叫西方哲學,也是用中文來教學,用的教科書也是中文寫的,我們讀的西方哲學原著也是經過翻譯的,他們認為這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如果要原汁原味的,他就認為要讀原文原著,你要講希臘哲學就要讀希臘文的哲學,要講德文的哲學,比如說康德的哲學,就要讀德文的原著,要讀英美的哲學就要讀英文的哲學,所以要讀西方的哲學,起碼要懂這些文字,才能夠讀懂原文原著,這些東西都是原汁原味的思想。
我就不贊成這樣的主張,用這種主張,第一個你講的那些西方哲學,原文原著的西方哲學,那不是中國人講的西方哲學,如果你用德文來思考康德,來學習康德,來把你的哲學成果用德文表達出來,那跟德國人研究西方哲學有什么區別呢?那是德國人的西方哲學,不是中國人的西方哲學。我們現在在中國講西方哲學,是為了理解它、消化它,來為我們中國人自己服務,不是要像西方人那樣,在西方發表一些論文,對于一些大學生來講好像就是為了出國,就是為了到德國去繼續去學哲學,或者我作為一個教授,我學西方哲學就是為了在西方的刊物上發表一些西文的著作,這個不是我們根本的目的。另外所謂中國傳統哲學的原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原汁原味的話,你就只能夠用古漢語來講中國哲學,并且你只能夠按照經史子集的系統來講中國哲學思想,甚至哲學這個詞在中國古代思想里都沒有,只能講經學、子學,不能講哲學。現在如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用古漢語跟你們講中國哲學,你們能夠接受嗎?第一不可能、不現實,第二也沒有必要,因為用現代漢語能夠很好地理解古代的思想,用現代漢語我們能夠很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想,我們為什么非要用古漢語來講中國古代哲學,非要用西文來講西方哲學呢?沒有必要,除非你要炫耀自己的學問,但是這種炫耀我也覺得很可笑。
以中格西,很重要的當我們翻譯西方的一些術語、一些概念的時候,實際上是用了我們中國古代的一些術語,但是在用中國古代術語的時候就包含了我們中國人所獨有的解釋。比如說“愛智慧”這個詞,我們中國人就翻譯為哲學,哲學和愛智慧的意思就不一樣,什么叫哲呢?中國古代“識人為哲”。中國人理解的哲學,首先是一種人學,我能夠知人、認識人,不僅僅是對世界的一種抽象的思辨,而是對人性、對人有一種深刻的理解,這個叫哲學,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明智為哲”,哲學是一種聰明哲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人學和聰明哲學,就是中國人對哲學的一種獨特理解。如果我們只是按字面來翻譯為愛智慧,或者是愛智學,那就沒有我們中國人用哲學來翻譯“愛智慧”這個獨特的含義了。
還有就是“形而上學”的翻譯,如果我們只是按照metaphysics字面來翻譯,就是物理學之后了,但是這是什么東西呢?中國人可能聽不懂,不好理解,但是根據《周易》里的一句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就是講道的,而且這個道是和這個器是相對立的,統攝有形東西的原則就是道了,所以就把中國人的這種道、器之分,形而上、形而下,不知不覺的就把它灌輸到metaphysics意思當中去了。
還有就是本體論,西方是ontology,onto是希臘文的“是”,原意就是關于“是”的學問。但是中國人翻譯為本體論,本體這個詞不是西方來的,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個術語,中國宋代的時候哲學家張載就說過一句話“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太極是最高的原則,它是沒有形狀的,但是它是陰陽兩氣的本體,陰陽兩氣的規律和原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是陰陽兩氣變化的表現,而陰陽兩氣的變化,它的這種力量的轉化又是受到太極本體,或者說根本的原因和規律所支配的。所以我們講本體論,就是要理解這個世界變化的最根本的原因、規律的一個探討,這就不是西方人講的關于“是”的學問。關于“是”的學問,是跟邏輯有關的,是為是、不是為不是,它是一種邏輯的判斷,是建立在邏輯思維的基礎上,是這樣的一種哲學探討。
再比如我們說“是”的動名詞,這是西方哲學很重要的范疇,叫being,從希臘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都有,動詞都有一個名詞的形式。但是怎么翻譯呢?從字面來翻譯當然就是“是”,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只是按照字面來翻譯,按照中文的意思,就相當于老子講的“有”,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和無,和無相對立的有,或者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一個現代漢語的詞匯。中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既把being按照字面來翻譯為“是”,“是”就是一個連詞,把主語和謂語聯系在一起,是一個連詞,有自己的邏輯功能。我們可以從這里入手,來探討主語和謂語是什么意思,主語和謂語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這樣對世界作出一個判斷,對我們世界究竟是什么,我們的知識是如何在判斷當中得到真理的,對于這樣的知識論的問題,或者是形而上學的問題,都可以從這個“是”的邏輯概念分析來對它進行探討。但是又有“存在”的意思,又有“有”的意思,“有”就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時空的存在,包括你思想的存在也可以叫“有”,比如說我有什么什么樣的思想,我有什么什么樣的觀念,當老子在講有無之辨的時候,講的“有”也主要是抽象的存在,不是一種時空的存在。我們中國可以用三個詞匯來翻譯這一個英文當中的being動名詞,避免了很多西方哲學的爭論。西方哲學形而上學的問題有很多爭論,實際上都是因為這個概念引起的,因為這個概念很有歧義,在有的場合可以表示“有”;表示連詞的邏輯功能,就是“是”;有的場合可以表示一種時空存在;有的時候表現一種抽象的存在。正是因為不同的哲學家對being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爭來爭去,爭了兩千多年。但是用漢語就把三個意思分開了,避免了很多麻煩,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漢語的翻譯是以中格西,并且比西文的意思表達得更清楚,反而更顯出了它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