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總是根據需要來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

首先我們看第一條，需要決定選擇。

我們要聯系西學東漸，在長達接近四百年的歷史當中，我們來看一看中國人是怎么樣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引進和研究西方哲學的。西學東漸可以說是開始于十七世紀，明末清初的時候，當時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利瑪竇，他從澳門首先進入了廣東，到了肇慶、廣州等地，然后他再北上，到了北京，最后是死在北京，可以說他代表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他是一個先驅。利瑪竇所在的耶穌會主要目的就是要傳教，但是為了傳教的目的，他就采取了一個策略，叫“科學傳教”，一開始跟中國人講天主教的教義，他覺得可能中國人的抵觸情緒太大，不接受他們教義的這一套，如果跟中國人講一些西方的科學，中國人還是很感興趣，對西方的數學、幾何學、自然科學很感興趣。科學傳教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耶穌會的這些傳教士和中國人合作，翻譯了西學很多著作，包括神學的著作、哲學的著作、科學的著作、數學的著作，特別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就是在當時被翻譯成中文的。

翻譯了很多書，很多書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傳了，但是在巴黎的圖書館等等都還可以找到，失傳的原因是中國人覺得沒有用，推廣不開來，西方哲學的著作、神學的著作，大家不看，有一些科學的著作也不看，最感興趣的是幾何原本，對幾何學特別感興趣。為什么呢？幾何學跟天文學有關系，中國古代把天文學叫做天學，天學在中國古代非常重要，因為天人合一，認為天象直接影響到人事，所以天象觀察一定要精確。但是中國以前的天象觀察不精確，預報不準，所以西方的天文學傳到中國以后，中國人就采取了西洋的天文學，根據西洋的天文學計算出來的歷法，在明末的時候崇禎皇帝時期就采取了以西洋的歷法為準，代替了中國古代的歷法，后來到了清代康熙時期，也是采取了西洋的歷法，非常有用，因為它能夠精確地觀察天象。因為幾何學、天學對中國人有用，所以就把它引進了，那么其他翻譯的著作，就變得無聲無息地散落了，從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人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看待和引進西學的。

這樣的情況一直是延續到清代的末期，清代的末期兩江總督張之洞說過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就是指三綱五常，三綱五常是中國社會的大體，這是不能動的。西學是什么呢？西學就是聲光電化，這些我們可以使用它，來為三綱五常服務。在清末洋務運動時期，像是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就大力引進了聲光電化等西方的自然科學技術，但是三綱五常不能夠有任何的改變。但是這種引進失敗了，洋務運動失敗了，中國所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的北洋艦隊，這個軍事力量被日本人打敗了，這個工業體系也被外資企業擠垮了。十九世紀末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興起了救亡圖存的思潮，認為中國快亡了，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新思想，要有一個新轉變，再也不能以三綱五常為體了，我們要用新思想才能夠救亡保種啊，中國人的人種才能夠被保住，才能夠挽救中國民族被滅亡的命運。

這個時候《天演論》這本書就被翻譯了，嚴復當時是北大的校長，他翻譯了《天演論》。這本書實際上當時在西方并不是一本有名的著作，就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寫的倫理學著作，用達爾文的思想來解決倫理的思想。這本書實際上在西方影響并不大，但是嚴復把它翻譯為中文，當時還是用文言文翻的，一下子可以說是風靡全國，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年輕人都喜歡讀這本書，魯迅先生在自己的雜文里還講到，想我當年讀書的時候，一邊吃花生米，一邊讀《天演論》，那是一個絕大的享受啊。《天演論》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響呢，就是因為它適應了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救亡圖存的思潮。

清朝被推翻以后，到了五四時期前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中學為體，三綱五常這個體就被徹底地顛覆了，中國人從西學里找到了一種新的支柱，一種新的本體思想，這個就是民主和科學，用民主和科學代替了三綱五常。中國人引進西方哲學時，一般是引進與民主和科學有關的西方科學，中國人也是做了這樣的選擇，比如說邏輯經驗主義，主要是對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一種哲學的闡述，一邊是要講邏輯，一邊是要講經驗，認為邏輯和經驗的結合才是好的。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很熟悉了，但是在當時來講，中國人引進了科學，但是科學究竟是什么，當時中國人實際上并不是太理解，什么是科學精神呢？什么是科學方法呢？所以就引進了邏輯經驗主義，那個時候也在中國風靡一時，邏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英國哲學家羅素就被邀請到了中國，也是先到北大，然后再到全國去做講演，一共是做了五大講演，現在這五大講演也被翻譯成中文。

另外還有一種西方哲學的思潮，就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也是對科學精神的一種哲學解釋，而且把科學和民主結合在一起解釋，認為科學精神不是孤立的，科學是和民主有關系的，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的精神，你不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那么你的科學也很難發展起來。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威，杜威也被請到了中國，當時是北大校長胡適，也就是杜威的學生，邀請杜威來中國。杜威在中國大概呆了一年時間，在全國巡回演講，做了五大講演。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杜威和羅素他們的影響，我們應該承認還是杜威的五大講演要比羅素的五大講演影響要大，為什么呢？杜威的講演更能夠適合中國人的需要，因為當時在中國，在中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其實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還不是什么是科學的問題，最關心的問題是民主的問題。杜威也講科學，但是他講科學是跟民主結合在一起，而羅素講科學只是從純粹哲學的角度，比如他講物質的分析，從哲學的認識論入手講什么是哲學，比較抽象，沒有結合當時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來講解什么是科學的精神。杜威是把民主和科學，把知識和社會問題結合在一起講，所以他的影響就很大了。

即使是邏輯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在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也風行過一時，但是主要是在知識界里有影響，在五四以后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就不一樣了。在當時中國人引進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是從科學和民主的需要引進的，最初介紹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一些學者，可以說當中很多人都沒有成為共產黨員，他們當時也就是為了要更好地理解、更好地解釋什么是科學、什么是民主這樣的問題，想在馬克思主義里找到答案。馬克思主義也確實提供了一個答案，馬克思主義認為什么是科學呢？當然這是一種經驗科學，科學是在實踐當中產生的，但是更重要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科學，所以叫科學社會主義嘛，這跟杜威的思想也是有相似之處，也就是把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結合在一起。那么什么是民主呢？馬克思主義也做了一個明確的回答，所謂民主就是人民要當家作主，就是那些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他們要成為社會的主人，他們要掌握政權，要推翻少數剝削者、壓迫者的統治，這個就叫民主。

這樣的思想在當時不但是對知識分子，而且對廣大的民眾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馬克思主義很快就在中國傳播開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它也不是完全靠解放后，憑借著行政的力量進行灌輸，或者是帶有強制性的推廣，并不是這樣的，實際上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已經有相當的普及了，包括在大學里，在北大就有教授講授馬克思主義，很受學生的歡迎。有一些哲學教授，像是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解放之后也沒有參加共產黨，相反地解放之后還受到了批判，但是在解放之前他們就認為唯物辯證法確實就是一種哲學的真理。這說明當時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種西學來引進的，并且它適應了中國人追求科學、追求民主的需要。在五四運動之后，有一個引進西方哲學的高潮，引進的學術非常多，但是由于需要決定選擇，五四以后引進西方哲學的高潮最后產生的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在中國的普及，它的普及也就驗證了我們講的需要決定選擇的過程。

五四運動引進西方哲學的高潮，在解放之后它就退落下去了，為什么會退落呢？解放之后也還是根據需要決定選擇，解放之后我們有什么樣的需要呢？解放之后我們研究的哲學，就是為了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西方哲學是為了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需要。當時一個蘇共中央書記，在斯大林時期是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在一次蘇聯人編西方哲學史，在首發式上就做了一個講話，他對西方哲學史就下了一個定義，他說西方整個西方哲學史就是唯物論和唯心論兩軍對陣的歷史，唯物論一般是代表了先進的革命的階級，唯心論是代表了落后的反對的階級，所以就把階級分析引進了思想的爭論，并且把這個思想的爭論簡單化，一個是唯物論的陣營，一個是唯心論的陣營。這種思想我們長期以來把它當做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它不是馬克思主義，是日丹諾夫自己的說法，他也是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哲學的論述。但是日丹諾夫這樣的兩軍對陣的說法，適應了解放初期的政治環境，適應了政治的需要，所以在解放之后，因為要學馬列，在學馬列的時候當然你也要讀一些西方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按照兩軍對陣的模式，不管是在中國還是西方，也是分為兩個陣營，唯物論和唯心論，如果是在歷史上屬于唯物論的陣營，是屬于馬恩著作的腳注，如果是唯心論就是要被批判的靶子，研究中西哲學就變成了不是馬恩著作的腳注就是被批判的靶子，這也是當時政治的需要。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西方哲學的引進掀起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可以說是以《天演論》為代表的思想引入，第二次浪潮就是五四以后民主、科學思想的引入，第三次浪潮是改革開放以后，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也需要西方哲學，中國人正是根據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在改革開放中所面臨的經濟的問題、政治的問題、思想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以此來選擇性地引進、研究西方哲學。八十年代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有幾次西方哲學熱，比如說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為什么改革開放初期這些哲學家會變得這么熱呢？改革開放之后大家都有一個個性解放的要求，經過文革之后大家覺得思想太壓抑了、個性太壓抑了，這個時候有一個思想解放、個性也要解放的需要，他們就在尼采的著作當中，薩特他是宣傳絕對自由，尼采宣揚要重估一切價值，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說明了人的非理性欲望，它有一種合理性，這些都為滿足中國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提供了一些哲學學說。

現在又是現象學介紹，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起碼在哲學界還是比較熱的。為什么呢？因為現象學最后是轉入了生活實踐，現在我們覺得面臨著陌生的生活世界，每一個人都感到有一種存在的危機，這樣一種生活實踐的問題，存在的這種體悟，我們存在的這種感受，使我們可以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里找到一些共鳴。另外還有一些民主的思想，跟五四時期一樣，民主的問題始終是中國的制度建設，改革嘛，除了經濟改革，還要有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等，這些都是和民主思想的探討有關系。出于這個方面的需要，我們又引進了一些西方的政治哲學著作，比如說羅爾斯的《正義論》，中國也很流行，光是《正義論》這本書就有三個譯本，其中一個譯本就是由王滬寧做的序，王滬寧當時在復旦大學當政治學教授，他主持翻譯了這本書。

另外同樣還有科學的精神，現在我們對科學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比五四時期相比我們更深刻了，所以我們又引進了一些西方的科學哲學思想，比如說波普爾思想，猜想和反駁的方法、理性批判的方法，還有庫恩的政治哲學思想、科學革命的思想，這些都被引進了。另外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我們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要突破那種前蘇聯的教科書的體系，這樣我們又引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人他們和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不一樣的，是走了另外一條道路，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我們改革開放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構和發展，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另外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宗教文化在社會上也很流行、也很普及，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文化，要促進宗教對話，要促進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的相互理解，也介紹了一些宗教哲學的著作。還有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大家也是覺得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很多弊病，現代化并不就是一個天堂，現代化也是充滿社會矛盾，充滿了很多悖論，所以我們要反思現代，在西方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的進程，但是西方人在經歷了現代化之后，他們又感到有很多的不滿足，感到精神的一些失落，所以后現代主義就起來了，對現代主義有反思和批判，那么這種反思和批判對于正處于現代化過程當中的中國人，也是很有啟發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搞現代化建設，但是我們社會的貧富差距怎么解決、腐敗的問題、社會不公正的問題，等等，這些可以說都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如何防范它、如何來對它做一個更高層次的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引進了很多后現代主義的一些著作。

我給大家簡練地介紹了一下十七世紀以來，接近四百年了，在那么一個漫長的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就是中國人總是根據政治形勢、社會改革的需要以及文化建設的需要，有選擇地而不是盲目的，有重點地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來引進、研究、傳播西方哲學，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一種現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需要決定選擇的現象。

現在現象擺在這里，我們來反思歷史，我們應該引申出怎樣的歷史經驗呢？我們只是根據需要來選擇引進，有沒有什么不恰當的地方呢？有沒有一些缺陷呢？我在講到這個現象的時候，我并不想來為它做一個全面的辯護，我并不認為只是根據政治、社會、文化的需要來做這種選擇性的引進，它就是完全正當的，它就是沒有缺點的，相反的，我認為我們要吸取一些歷史的經驗，在這種經驗里有一些是我們要吸取的教訓。

首先西方哲學的傳統和中國哲學的傳統是有不一樣的地方，西方哲學的傳統它是一個愛智慧的傳統，但是如果你要問西方哲學家為什么要愛智慧，他就講為智慧而愛智慧，除了智慧之外我沒有其他的目的，我沒有其他功利的目的，我不管這個智慧有沒有用，我就是為了滿足我的心靈需要，我感到這種樂趣，有這種興趣，那么我就要思考這些哲學問題，這是愛智慧的傳統，從古希臘一開始就是這樣。現在很多偉大的科學家，他們也保持了這樣的愛智慧傳統，有一些偉大的科學家他們思考自然的問題、宇宙起源的問題，自然界最基本的規律，并不是為了解決什么生活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就是在那里思辨，要追根求源，至于有沒有什么用，這不是他關心的問題，但是他解決這個問題之后肯定是會有用的，但是這個用處并不是他所關心的。牛頓發現萬有引力時，并不知道萬有引力會對天體探索、發射人造衛星有什么用。十九世紀后期，發現原子結構時，并不知道這種原子理論可以用來制造氫彈、原子彈，這些都是后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