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伊朗就時常引起世界的關注，“白色革命”、“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以及伊朗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對抗和由此導致的西方對伊朗的制裁與封鎖，每每把伊朗推上世界政治的風口浪尖，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伊朗仍然是一個多少有些神秘的國度。

2008年以來，為了給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可資參考借鑒的國際經驗，我們從亞洲開始展開了國外政治發展比較研究，選擇不同類型的國家，系統考察研究它們的工業化、現代化及其政治發展進程，總結經驗、尋找規律。5年來我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亞洲，特別是東亞。隨著研究工作的進展，包括伊朗在內的西亞地區也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排上了研究的日程。幾年來，課題組成員多次赴伊朗考察調研，2011年在伊朗方面的熱情邀請和安排下，課題組組織了一次對伊朗政治體制的專題調研。幾年來，我們的研究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對伊朗以及伊朗獨特的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的認識更加全面和深入了。

一、從白色革命到伊斯蘭革命

人類歷史是持續的社會進程，社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聯系在一起的，有人說：陽光下面無新事。社會發展、國家成長要受過去歷史的制約與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主觀選擇與建構十分有限。但漫漫歷史長河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形。18世紀后期，誕生于獨立戰爭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割斷了宗主國與舊大陸的羈絆，在一片新大陸上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國家。在構建新國家過程中，一個新生民族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少的是歷史傳統與既定結構的束縛，多的是按照理想與理性建構制度的可能。從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戰火烽煙中走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曾有過與美國建國時相似的建構制度的自由空間。當然，自由地建構新制度要以打爛舊制度、老傳統為代價，這種代價昂貴而痛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有著與美國、中國建國相似的歷史背景，她也誕生于一場革命——伊朗伊斯蘭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是以伊斯蘭信仰與準則為意識形態，以什葉派穆斯林的宗教組織為社會基礎，以富有犧牲精神和組織能力的伊斯蘭教士為先鋒骨干的廣泛的社會革命。這場發生于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終止了巴列維王朝后期效仿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現代伊斯蘭政體，改變了伊朗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伊朗伊斯蘭革命是對巴列維王朝為實現伊朗工業化、現代化而發動的“白色革命”的否定和反動。從白色革命到伊斯蘭革命反映了伊朗社會發展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和選擇。

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19世紀以來非西方世界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19世紀以來非西方世界一切重大歷史進程的基本動因，它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撥弄著19世紀以來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時鐘。伊朗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英美等西方勢力的扶助下巴列維王朝重歸伊朗王座。20世紀60年代初，年輕的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發動了一場雄心勃勃的工業化、現代化運動——以王室顏色命名的“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是一項目標宏大、內容龐雜、行動草率的社會改革運動，它像是一場飛來的革命，充斥著對西方社會的向往和對本國歷史、國情的忽視甚至蔑視，以強制性的、一攬子的手段推行一切被認為是“好東西”的改革。

1962年國王擬定了19項重大改革措施，準備在15年內實施。1963年1月26日舉行過公民投票后白色革命拉開了序幕。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有：

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政府從封建地主手中收購土地并以低于市場價30%的折扣售給佃農，用于購買土地的貸款可以以較低利率在25年內付清。這項改革一度使150萬個佃農家庭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涉及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

森林與牧場的國有化：頒布眾多法令，保護國有森林與牧場資源。在干旱的伊朗推行植樹計劃，創建了環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7萬英畝的“綠帶”。今天你在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上可以走在當年播下的樹蔭里。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企業按股份出售給地主，進而創造一個新的工廠主階層。

分紅制：給予私有企業員工本企業凈利潤20%的股份，并保障獎金發放。

婦女選舉權：給予婦女選舉權。這項措施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受到伊斯蘭教職人員嚴厲批評。但這項改革措施卻作為白色革命為數不多的遺產被保留了下來。

開展掃盲運動：成立識字軍團，規定有高中文憑并需要服義務兵役的人員，可以選擇在山村從事掃盲以代替兵役。

推進國民衛生健康運動：成立健康軍團，在3年中，成立約4500個醫療小組，支援山區和農村地區的衛生工作。

推廣現代農牧技術：成立復興與建設軍團教授現代耕作方式和畜牧技術。從1964年到1970年伊朗農業產值提高了67%。

發展水利，保護水資源：白色革命時期伊朗廣興水利，建筑大批水壩等水利設施。伊朗農田灌溉面積從1968年的200萬英畝增長到1977年的560萬英畝。

發展基層民主自治制度：成立民間公平議事廳，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仲裁組織調解民間矛盾。到1977年在伊朗全境分布著一萬多個公平議事廳，為超過1000萬民眾服務。

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免費義務教育覆蓋從幼兒園至14歲的所有兒童青少年。1978年，有25%的伊朗人在公共學校登記就讀。

建立社會保障和國家保險制度：為所有伊朗人提供社會保障，實行退休制度全民覆蓋。

依今天中國的觀點看來，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真可謂：充分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它將東西方現代制度中的各種有益的制度與政策都吸收和應用于伊朗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為期不到20年的白色革命，在推動伊朗工業化、城市化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我們在伊朗調研的途中，從首都德黑蘭到中部重要城市伊斯法罕，依然可以感受到白色革命期間伊朗建設和發展的成就。

但是，這樣一場自上而下的工業化、城市化運動卻搞得天怨人怒，激發了廣泛的社會抗議，最終引發了另外一場革命——伊斯蘭革命。

白色革命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社會意義上則完全失敗了。白色革命最終引發伊斯蘭革命的原因以及相關因素很多，但從今天看，最主要的有四個方面的背景因素：

第一，社會改革未能建立起支持其生存的新的社會結構。

任何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以及政治法律體制都需要有相應社會結構作為支撐，抑或說，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權力需要有特定社會群體的認可和支持。白色革命源于社會最上層的統治集團，而在改革和發展進程中卻沒有建立和培育起支持改革的新社會階層，同時又深深地傷害了原來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

白色革命最為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以及帶來的對傳統社會結構的打碎與重建是普遍存在于亞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措施，是日本、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成功的基礎性因素。但這一關鍵舉措在伊朗卻完全沒有收到相應的效果。白色革命匆忙的、武斷的土地改革，把土地轉到佃農手中，但并未立竿見影地帶來農業生產進步，相反干旱地區傳統農業的命脈——坎兒井，因地主集團的退出而遭到了損壞，導致了部分農業地區和農業的衰落，進而土地又很快從佃農那里流失到高利貸者和生產出口經濟作物的跨國公司手中。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計劃被批評使“地主和農工都失去了工作”。過分仿效他國的改革計劃沒有充分考慮到伊朗自身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也忽視了伊朗農業中傳統的佃農與地主之間家族式的工作契約關系。傳統的生產關系被斬斷，新的生產關系并未發育起來。土改的失敗使白色革命以及巴列維政權始終沒有得到一個因改革而發育起來的新的社會基礎的支持。

第二，經濟與民生的脫節導致社會對立。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實際上還沒有民生的概念。那時候，經濟發展就是民生，社會的共識是發展經濟優先，經濟發展了生活自然改善，人們為經濟發展甚至不大在乎其他方面的犧牲，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滿懷希望。改革和發展30年后，民生問題凸顯了，人們更加關注民生問題，這其中至少包含著兩個意味：一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是否轉化為社會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是否能夠為社會各階層所分享。當年伊朗在白色革命進程中也遇到了這個問題。

白色革命給伊朗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不可謂不大，應當說白色革命開啟了伊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進程。從1968~1978年伊朗經濟以年均16%~17%的速度增長，人均國民產值從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躍增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1973年伊朗從西方石油財團手中收回主權，恰逢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國家每年石油收入從40億美元猛增至200多億美元，從債務國突變為債權國。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伊朗初步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輕重工業體系，并進一步開始發展原子能、電子工業。快速工業化帶來大規模城市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白色革命前的1960年伊朗城市化率為30%，到伊斯蘭革命前的1978年伊朗城市化率已達52%。從這個重要指標看，伊朗已經是一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

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卻是急劇的社會分化。工業化帶來的財富積累，特別是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收入，在伊朗迅速制造了一個暴富階層，當年人們曾經用“從荷蘭買鮮花，法國買礦泉水，東地中海買野味，非洲買水果”來形容伊朗上流社會的奢侈生活。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普通工人、農民的貧困生活。特別是1975年之后，由于過度投資導致城市土地價格飛漲，國際方面經濟波動致使石油價格下降，導致了伊朗國內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很大沖擊。伊朗是一個伊斯蘭社會，傳統的伊斯蘭平等精神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嚴重的社會分化嚴重地沖擊了伊朗社會內部的各階層關系，損害了維系社會團結的道德紐帶。

第三，白色革命導致了尖銳的文化沖突。

伊斯蘭是伊朗的文明底蘊。伊斯蘭與伊朗人的精神世界融于一體，伊斯蘭準則規范和調節著伊朗民間的社會關系，什葉派伊斯蘭具有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伊斯蘭使伊朗具有自身獨特的社會性質和精神氣質。然而，當年伊朗的領袖，發動白色革命的巴列維國王，居然完全漠視伊朗的伊斯蘭文化甚至視為落后，試圖用仿效西方的世俗化來推進伊朗的改革和發展。霍梅尼就曾批評：在巴列維治下的伊朗“正如對東西方文化所顯示的狂熱崇拜，對伊朗旅游者來講，去英國、法國、美國和莫斯科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而到圣地去朝拜則顯得落后。對宗教及與之有關的主題和精神漠不關心，這被認為是理智的行為；而獻身于這些事業則象征著落后和保守主義。”

在伊朗訪問和考察的日子里，我們所見的伊朗婦女永遠是佩戴頭巾，常常身披一襲輕柔飄逸的黑色長袍，盡顯波斯女性的矜持雋永氣質。然而，在白色革命的日子里，一心崇拜向往西方的國王，竟然視伊朗婦女的頭巾為陋習，要求禁止。為此，鬧得民怨沸騰。一國之君如此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管制人民到如此地步，令人感嘆不已。

白色革命帶來的文化沖突激起了伊朗社會內部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激起了歷來在伊朗社會中占居思想文化精英地位的伊斯蘭教士階層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抗。如果說，某些改革措施的失敗帶給人民的還是一些物質利益上的損失，造成人民生活中的失望，而世俗化、西方化則給人民帶來了精神痛苦，激起了人民對于白色革命所蘊含價值觀的強烈質疑和反感。

第四，西方經濟滲透激起了波斯民族的抵抗意識。

伊朗是古老的波斯民族的故鄉。燦爛的古代文明和輝煌的歷史文化遺產給了現代伊朗人引以為傲的文化記憶，給予伊朗人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以開放和效仿西方為前提的白色革命計劃和未經深思熟慮的魯莽拙劣行動，使伊朗經濟，特別是農業受到了巨大的外來沖擊。雖然石油國有化帶來了美元，但大量西方工農業產品沖入了剛剛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的伊朗，造成了伊朗經濟一定程度上的依附性發展。

如果說，白色革命帶來的文化沖突激起了伊朗社會內部意識形態對立，得罪的主要還是教士階層，來自西方的經濟影響和沖擊則在更大范圍內引發了波斯民族情緒的抵抗。被白色革命視為偶像和模板的西方，在許多普通伊朗人眼里卻成為丑惡、貪婪的象征。霍梅尼曾激烈地抨擊：“這個被如此美妙地稱為‘白色革命’的東西，不外乎是一項美國的計劃，其用心良苦，旨在毀滅我們的農業，把我們整個國家變成傾銷美國生活用品和消費品的市場，并把我們的農民變成廉價勞動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進口，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過。他嚴厲指責巴列維王朝：巴列維王朝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給伊朗人民的。這個王朝掠奪伊朗的自然資源和財富，并向外國人開放。它破壞了伊朗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設施的基礎。50年來它一直壓迫著伊朗人民。”

年輕的巴列維國王當年發動白色革命的時候，曾志得意滿地描述說：“導致這場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權利應歸全民，而不得為少數人所壟斷”。“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舉結束一切社會對立和導致不公正、壓迫和剝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礙前進、助長落后的反動勢力，指出建設新社會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這些方法也要與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國家的自然氣候、地理條件，其民族特點、民族精神和歷史傳統相適應，并能盡快地使我們達到和趕上當代世界最先進社會前進步伐的目標”。巴列維國王的理想不可謂不崇高，他的態度或許也是真誠和認真的，但白色革命的實踐與其初衷完全是南轅北轍，一個從良好愿望出發，設計得完美無缺，無所不用其極的社會改造和發展計劃最終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一個偉大的理想化的目標與伊朗社會現實完全脫節，終于演變成了一場劇烈的社會沖突。它留給后世的是一幅令人尷尬的歷史諷刺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