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思維：更大勇氣智慧

今年7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市主持召開座談會時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

在改革步入深水區的今天，必須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為加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供更加科學的決策依據？這極大考驗著改革設計者的思維和理念、勇氣和智慧。

解放思想，不走極端，尋求改革共識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說：“過去35年來的改革經驗證明，改革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為解放思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認為，實現改革突破必須解放思想，如同當年開展“真理標準討論”、沖破“兩個凡是”一樣，現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陰影。蘭州商學院副院長蔡文浩認為，沒有重大理論的突破和創新，就難以對新一輪改革形成好的指導思想，也就難以通過深化改革來應對各種危機的挑戰，比如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分配邏輯問題、權力行使過程中的民主與集中問題等等。

“現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轉型陷阱。”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提出，轉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既得利益格局為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并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這并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和倒退。

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一些專家學者紛紛給出獨特觀點。“深化改革需要進一步放權，但放權不能變成放任。”中國睿庫研究院副院長高連奎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反對盲目放權，不是政府的權力太大，而是政府承擔的責任太少。放權要以提高辦事效率為原則，放權要與定責相結合。

“歷史證明，誰走極端，誰就會摔跟頭。”香港學者盧麟元認為，全面小康是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改革的終極目的是人民幸福。而人民幸福是國家主權、人民權力和個人權利的動態平衡統一。喪失國家主權和人民權力的個人權利是無法保障的，喪失個人權利的國家主權和人民權力是不可持續甚至無法實現的。

“凝聚共識在于尋求利益相關方的最大公約數，找到大多數人都贊成的平衡點。”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認為，“鄧小平說，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這也是檢驗我們改革政策成功不成功的標準。”

加強系統設計，避免改革碎片化

“各種矛盾和危機已造就必須迎難而上的改革態勢，新一輪改革已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所謂‘輕重緩急’。”蘭州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高新才對半月談記者說，由于市場體制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當前地方可以操作的改革空間日益狹窄，增長危機、復雜的穩固型利益格局壓力下的基層改革動力不足，對改革風險成本的化解手段缺乏。所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亟需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聶高民認為，從市場形態看，要素市場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被忽略，或是被利益關系所牽扯。一是在城鄉關系上，多重二元要素結構不改，城鎮化、市民化就不能推進。二是各類企業如何公平使用生產要素，涉及更為深刻的改革。因此，防止改革碎片化，應當把體制的系統性和危機管理的緊迫性結合起來考慮改革方案。

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何文盛認為，如今改革已經沒有石頭可摸，所以，在制度設計層面要講整體性、系統性，在改革的具體操作層面再講差異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認為，跑贏危機，改革要講速度和效率，已經在做的改革要加快速度，比如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看準的改革措施要盡快做，例如官員財產公示；關鍵的改革要允許先行先試。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改革課題組建議，在改革進入全面調整利益關系的背景下，實現改革突破，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協調；既需要通過行政權威推動，也需要法律權威推動；既需要通過試點探索突破，也需要在試點的基礎上形成法律法規。

改革要敢于碰硬，放眼長遠

“新階段改革路線圖要‘中長期、大視野、攻重點、說新話’。”常修澤說，中長期意味著要兼顧10到15年的改革全局；大視野意味著要有全球視野、轉型國家視野和五位一體改革視野；攻重點即力爭在緊迫的、重點的、可操作性的五位改革（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上有所突破；說新話，就是與過去改革提法相比，要有所超越，提出符合人民群眾期待的鮮明的新論斷。

新階段改革會有陣痛，但不加速轉型、不深化改革將會使矛盾和問題積累下來，中長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危機挑戰。學者普遍建議，當前尤其要防止以增長取代轉型，以政策調整取代改革，以小修小補的改革取代深層次改革。既要充分考慮改革的可行性，也要考慮社會可接受度，給社會良好的改革信心和預期。對于社會有期待、一時難以實施的改革，要明確提出時間表，積極創造條件盡早推出。

“敢于碰硬就是要堅決破除既得利益群體的桎梏，放眼長遠則是要圍繞科學優化權力結構的主線，向著政治體制改革深層推進。”汪玉凱說，光靠政府改革帶動還不夠，在中長期范圍內還應促進政治層面的改革。比如加大反腐敗力度，加強司法改革，保證司法公正，加強執政黨自身改革等。這些已經超出了行政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了。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其他也搞不成，改革成果也不能鞏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十八大提到了政治體制改革，這是綜合配套改革中的關鍵一環。建議以更加務實的姿態推動政改，更加強調依法治國。

“改革要深入，就一定要打破由官員掌握對國有資源的控制權、支配權的局面，一定要讓資源調配由市場說了算，讓大部分資源分散到廣闊的民間。”學者王煉利指出，而這一目標最終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

“有些人把政治體制改革等同于西化，等同于三權分立，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制度，這是對政改的歪曲理解。新一輪改革不宜過分渲染夸大政改的風險。”王學杰對半月談記者說，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是在堅持黨的領導以及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內進行的。如擴大黨內民主、完善人大制度、加強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其風險是完全可控的。

這些重大問題需要結合實際、結合未來發展來進行解答，不斷給出準確、科學的答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下大功夫總結和運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下大功夫把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下大功夫了解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層和群眾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記者 凌軍輝 周楠 李舒 黃深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