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轉型期中國就業形勢、焦點問題及未來走勢的基本判斷
賴德勝教授認為，當前我國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表現在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矛盾、國民經濟重型化與擴大就業的矛盾、流動人口增加與城市就業壓力增大的矛盾以及就業難與技工荒并存的矛盾，而轉軌就業、青年就業和轉移就業是目前就業領域的重點和難點，這也決定了中國就業政策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大體上說來，這一判斷抓住了中國就業問題的癥結和要領，但相關理論邏輯及現實根由有待進一步探究。
首先，應該承認，在經濟學意義上，勞動就業作為一種引致性需求，經濟發展方式對其有著決定性影響；而工業化是中國“發展中”經濟最顯著的特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托“中國制造”支撐和推動的，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客觀史實。1978年～2008年，工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在35%～45%間徘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高度同步；在波動方向和幅度上，工業增長率對整個經濟增長率具有明顯的引領拉動作用。1980年以來，在中國出口總額及其變化中，食物及主供食用的活動物、飲料及酒類、動植物油脂及蠟、非食用原料、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等初級產品的出口份額不斷下降，而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紡織產品、橡膠制品、礦業產品及其制造、機械及運輸設備、雜項制品等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份額不斷快速增加，后者最低占到60%多、最高接近95%，特別是2001年以來，中國出口規模的快速增加，其主要動因是來自工業制造業的拉動。⑦顯而易見，近年來享譽世界市場的所謂“中國制造”現象，就是依托廉價勞動力發展低端出口制造業獲得巨大經濟成就的一個寫照。關于經濟發展方式對就業的影響，賴德勝教授明確指出：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經濟高增長、資本高投入能否帶來就業增長和擴大就業機會，不僅僅依賴于經濟增長率，還取決于采用何種增長模式；長期以來，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0年以后資本深化對就業負效應顯著增長，資本正在加快替代勞動，這是2000年以后就業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國民經濟重工業化導致經濟超常增長并沒有帶來就業的同步增長，加上在低層次勞動力供給過剩情況下，以較低的工資實現了一定幅度的就業增長，進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下降導致就業崗位縮減等，都成為影響就業擴大的主要因素。
其次，對于中國這樣的“三農大國”來說，在“改革開放”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伴隨著城鎮化這個主旋律，人口與勞動力在空間區域流動配置上，呈現出一種顯著的城市集群化和東部沿海集聚化的大潮流或大趨勢。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化，起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城市化率才達到10%左右），一直處于低水平起步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前十年隨著經濟改革在農村啟動，主要依托農村鄉鎮企業發展，走出了一條小城鎮為主的分散式城鎮化發展道路；而后十年來，隨著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和勞動力市場的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候鳥式的民工流動潮逐漸演變為遷徙鳥式的城市準居民定居狀態，農村、小城鎮逐漸衰敗而大城市擁擠不堪乃至惡性膨脹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伴隨著城鎮化進程，人口區域流動和剩余勞動力非農化轉移成為必然趨勢。與發達國家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自由遷移流動所不同的是，由于受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中國人口遷移流動也就相應地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就是正式永久性遷移，可以通過升學、提干、招工和參軍，以及家庭團聚、在城市購買住房或土地被政府征用等正式渠道獲得了城市戶籍，而永久性地遷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⑧另外一種則是非正式的臨時性流動，即沒有獲得城市戶籍而以尋求就業機會、為改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而“候鳥”式的流動。后者的典型表現形態即“民工潮”，這是由于城鄉的戶籍制度、就業政策及社會保障等制度性障礙的存在，使得人口和勞動力從農村遷移流動出去后，大多數并不能在所遷入區域和城鎮永久性地居住下去，不得不回流到原來的農村。⑨就其實質來看，以“民工潮”為主流形態的勞動力轉移流動，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農民繼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之后，針對城鄉隔絕、區域封閉的舊體制的第三次改革潮。其結果是，為城市和發達地區提供了急需的勞動力要素，促進了流入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但也加劇了流入地城鎮就業的壓力。多少年來，席卷全國、浩浩蕩蕩的“民工潮”，由西向東，由經濟落后和貧困內陸邊遠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流動，而且其“潮勢”越來越猛，一度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但是，近年來從沿海浙東南及閩東南地區，在不知不覺中涌來了另一股潛流：“民工荒”。對此，有學者判斷，這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的臨時性現象，也有學者預言，這是“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先兆。事實上，近年來“民工荒”現象的形成，有總量問題，但主要是區域性和結構性的，它其實是不健全勞動力市場機制作用的自然結果，并折射出一系列重要問題。
其三，教育規模擴張對畢業生就業狀況有著重要影響。“學生就業難”是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2013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達到了699萬，同時，預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又有所降低，因而有“史上最難就業季”之說。對此，很多人認為，大學擴招過快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但賴德勝團隊的實證研究結論似乎不支持這種想當然的判斷。他們利用四個年份的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CNPC，2000；CHIP，2002；1%SPC，2005；CHIP，2007），以失業率作為核心指標，考察了各級教育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結果發現，失業率隨年齡的增長有一個自然的變化：不論對于哪級教育程度的個體，自其進入勞動力市場開始至28歲左右，經歷了一個高失業率到低失業率的轉變，28歲以后，失業率相對保持穩定。在各個年齡階段，教育程度越高，失業率也越低；而對于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如果他不上大學，其失業率會更高，勞動參與率會更低，更不會得到一份勞動合同以及社會保險，這說明教育擴展并沒有使個體就業狀況變得更差。基于此，賴德勝教授認為，大學擴招是中國經濟及教育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經階段，這既是經濟增長的需要，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政府的大學擴招決策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大學生就業是青年就業的一部分，如果大量高中畢業生上不了大學，今天就業難的對象也許不是大學畢業生，而是高中畢業生，這絲毫不會減輕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大學擴招對創新和發展的綜合效應短期內很難顯現出來，長期來看，最近十幾年的高等教育擴招很可能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源泉。⑩對此，筆者看法稍有不同。教育是一種短期消費，更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性的人力資本投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性產業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而當時出臺的擴招政策的直接動機和理論根據恰恰是將它作為短期內“拉動內需”的策略來推出的；由于高校大規模甚至有些盲目的擴招，造成“學歷注水”或“教育過度”，導致青年勞動力供給與國民經濟產業需求出現嚴重的結構性錯位，才導致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就業難”與“技工荒”同時并存的尷尬局面。這能說當初擴招決策是一種“明智而正確的選擇”嗎？似乎很難說。當然，賴教授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承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與高等教育快速擴招有一定聯系：從數量上來看，大學畢業生的供給大幅度增加，其對就業崗位的期待要高得多，而需求的調整則相對較慢，導致供需出現缺口；從質量上來看，大學擴招是在準備不是很充分情況下啟動的，很多承擔擴招任務的院校無論硬件和軟件都達不到有關要求，結果，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就難于適應市場的需求。
當然，如果深究起來，大學生就業難還有更深層次的體制根源。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分割，地區、部門、單位之間的福利待遇差別很大，相互間的流動性受到了有形無形框框的限制，如果去了條件不怎么好的地區和單位工作，再選擇和再流動的成本會很高。因此，很多畢業生寧可漂在北上廣，也不愿回家鄉或到其他地方工作，導致的結果是大學畢業生區域或單位配置的兩極化。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還得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為了更科學客觀地描述、分析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對就業所造成的影響，賴德勝團隊采用半對數線性回歸模型，選取了勞動力市場信息完善、勞動力市場分割、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五個變量作為失業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勞動力市場信息作為關鍵解釋變量，選擇職業介紹機構數、職業介紹機構人數和網民比例三個指標，經濟增長由人均GDP來表示，產業結構使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用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表示，勞動力市場分割用國有企業職工占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來表示。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市場信息完善程度與失業率負相關，市場信息越完善，失業率越低；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變動呈正向變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失業率沒有顯著影響；勞動力市場分割越嚴重，失業率越高。這從宏觀層面驗證了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對就業所造成的根本性影響。
對于當前中國就業領域的重點和難點，賴德勝教授形象地比喻為“就業三碰頭”，即“轉軌就業”、“青年就業”和“轉移就業”三大重點難點問題同時聚集在了一起，造成了近年來擴大勞動就業前所未有的困境。筆者以為，這個“三碰頭”的說法很形象，大體上把準了就業形勢的基本脈搏，但如果細究起來，其在邏輯上多少有點不通：“轉軌就業”或“轉軌失業”，實際上是指市場化體制轉軌過程中導致的就業問題；而所謂“青年就業”或“青年失業”，是指15歲～24歲的勞動力群體，特別是青年大學生和以青年為主體的農民工群體的就業或失業問題；至于“轉移就業”，后文又叫“農民工就業”，是指城鎮化帶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這樣三個概念其實不在一個邏輯層次，而是相互參合、彼此交錯的。
筆者以為，“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當今中國改革轉軌和發展轉型的三大主題，參照著人口和勞動力自然增長、地域遷移和結構變化的大方向和大趨勢，用“一個拐點三個化”來描述中國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的勞動就業態勢，可能會更清楚、更合乎歷史邏輯一些。伴隨著“劉易斯拐點”或遲或早的到來，中國勞動力在總量上無限供給的時代終將會過去，但隨著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工業化發展峰回路轉、人口和勞動力城鎮化轉移走向市民化，中國轉型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未來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就業發展的戰略指向將會成為必然選擇。
轉型期政府就業政策得失及未來就業戰略的基本指向
賴德勝教授認為，近年來的積極就業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著問題，諸如：積極就業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性有待加強；積極就業政策的重點不突出；一些具體措施落實不力，缺乏可操作性；積極就業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全，影響了貫徹落實的效果，等等。目前，中國就業戰略的主要特點表現有三：一是強調經濟增長優先，加強增長帶動就業的作用；二是重視政府主導和發揮國有企業穩定就業作用；三是重視以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四是采取不平衡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在總結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賴德勝教授提出了實施擴大就業發展戰略的具體舉措，其原則與目標可以概括為“實施一項戰略，做好兩項統籌，實現三大目標”，即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做好“城鄉統籌就業”和“地區統籌就業”，實現“規模擴大、結構優化、質量提高”三大目標。筆者以為，這樣的歸納和總結是全面而周到的，但沒有特別突出未來擴大就業的“杠桿解”，即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以此作為促進就業擴大的根本動力。
賴德勝教授還特別研究了創業帶動就業的效應及其政策選擇，以及特殊群體（如失地農民、殘疾人等）的就業困境及政策取向，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學術觀點。但無論是取代傳統“一人一崗”而形成“一人帶動一群崗位”的創業促就業模式，還是大學畢業生、青年農民工、城鎮下崗工人等特殊群體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其實說到底都是近年來市場化改革滯后，特別是教育、文化等非物質生產領域改革嚴重滯后引起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換、勞動力市場嚴重制度性分割、就業崗位供給與勞動力就業需求嚴重錯位等后果帶來的矛盾和困境。因此，“十二五”及未來十年的擴大就業發展戰略目標和任務，要從“量質齊升、和諧勞動、促進創業、提高素質、制度完善”五個方面來落實，其中最為根本的是“制度保障”，抓住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反落差市場化改革這個“杠桿解”，才是真正抓住了擴大就業的“牛鼻子”，全面小康中國夢才可能得以最終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ZD094）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0頁。
2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3 Herzberg，F.，Mausner，B.and Snyderman，B.，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 Herzberg，F.Work and the natue of man，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6.
4［美］保羅·克魯格曼、羅賓·韋爾斯：《宏觀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56頁。
5 7 李寶元主筆：《企業用工之困：2012中國人本發展報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15、9頁。
6 賴德勝等：《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8 鄧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國的永久移民”，《經濟研究》，2007年第4期。
9 蔡昉：“勞動力遷移的兩個過程及其制度障礙”，《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
10 賴德勝：“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結與解”，《法治周末》，2013年6月5日。
A "Leveraged" Solution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omment on Lai Desheng's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Increase Employment
Li Baoyuan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facing its macro-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include digi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the domestic challenges include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China's previous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will not continu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ural people who used to be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but now choose to settle dow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ill further intensify. As such, maintaining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employment through deepening of reform will b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ake.
Keywords: employment, Chinese employment policy,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strategic orientation
【作者簡介】
李寶元，北京師范大學人本發展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主要著作：《人力資本論》、《人本管理學要義》、《人力資源管理通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