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宏觀經濟及勞動就業，面臨“外三化”（即數字化、全球化和綠色化）和“內三化”（即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內外交困”的多重壓力和挑戰。伴隨著“劉易斯拐點”或遲或早的到來，中國勞動力在總量上無限供給的時代終將會過去，但隨著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工業化發展峰回路轉、人口和勞動力城鎮化轉移走向市民化，中國轉型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未來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就業發展的戰略指向將會成為必然選擇。

關鍵詞  就業  中國就業政策  總量供求  結構矛盾  戰略指向

深刻認識就業及就業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就業，不僅是民生之本，而且是民權之根。充分就業，是世界各國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是他們以保護民權為己任、得到選民支持都不得不放在首位的宏觀政策目標。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政府來說，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是推動實現國民經濟包容性增長、可持續發展、順利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和必然選擇。

首先，以傳統勞動經濟學理論視點來看，勞動作為人們謀生的基本手段，就業確實關乎“民生之本”。人為什么要勞動，或者說，勞動對于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意義究竟何在？再換句話說，勞動對人來說究竟是一種“外在”被迫的人生苦難，還是具有“內在”價值和意義的生命體驗？對此，傳統經濟學（特別是勞動經濟學）的回答是：勞動對人來說意味著一種“外在”的苦難。它將勞動假定為一種給人帶來“負效用”的東西，是人們“謀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論基礎就是：勞動是為了謀生，為了解決“吃飯”，人們都是為了“掙錢”、“吃飯”而不得不勞動，所以勞動就業才被看作是“民生之本”。其實，這是一種局限于特定歷史條件、基于物本功利主義的膚淺偏見，即用勞動價值論和唯物史觀的觀點來看待勞動就業。如果從正在走向“后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實際情況出發來看問題，那么，這種觀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合時宜”、“不負責任”的想當然假定。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曾寫過一篇著名文章，題目為《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20年后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在這篇帶有科學考證性質的哲學論文中，恩格斯根據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觀點，充分肯定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發揮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已經正面地觸及了“人之所以為人”這個本源性哲學問題。他在開篇一段是這樣說的：“政治經濟學家們肯定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勞動確實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勞動的材料，而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可見，從勞動價值論和唯物史觀看，勞動是人區別于其他低等動物的根本標志，工作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的基本途徑和方式。也就是說，人需要通過勞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只有通過工作才能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意義。對于“真正意義上的人”來說，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具體生命形式，具有內在的人生價值意義。

不錯，人類勞動曾經歷原始社會“蒙昧初開”狀態，那時候人類勞動往往與生物界捕食性活動“自然一體化”，不分彼此、難分高下；后來歷經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雇傭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輕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性和邪惡性，也都使一大部分人（如奴隸、農奴或雇用工人）的勞動或工作“非人化”，異化為一種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甚至是“苦難深重，牛馬不如”的體能勞作。但是，對于“人”來說，這是一種“勞動異化”，它畢竟不屬于人類社會的“本質”，不代表人類社會進步的“正義”指向。歷史應該是超脫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會史”，我們不能對這種非本質、非人性、非正義、非正常的假象“信以為真”，去誤解“人”乃至誤導人的“勞動價值”。對此，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也有經典論證。韋伯畢生致力于世界各民族宗教“經濟倫理觀”和“精神文化氣質”的比較研究，他在20世紀初發表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這本書中，韋伯認為，西歐民族經過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要教義即“神召天命”思想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精神動力。新教提倡每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工作都是“神的召喚”，都體現著“上帝的意志”，從上帝的角度看，所有人的所有職業、工作和世俗事務本身都是正當的、崇高的道德活動，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個人真正屬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體現；人努力勞動、積極工作，不是為了追求超越需要的外在物質利益（這種追求不僅是“不正當”的而且是“邪惡”的），而是要體現“神的意志”，形成一種“善”的人生目標和精神追求。②其實，這種從宗教意義上引申出來的“工作態度”，不僅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而且蘊涵著更深刻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

關于工作的內在價值及激勵意義，不僅有大量的直覺經驗支撐，而且在理論上西方管理學家早有經典實證論析，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就是赫茨伯格等人的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motivation-hygiene factors）。1959年，美國心理學家赫茨伯格（F.Herzberg）與莫斯納（B.Mausner）、斯奈德曼（B.Snyderman）合作，對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家企業200名工程師和會計師工作滿意情況進行了實驗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工作激勵》一書，首次提出激勵——保健雙因素論；1966年，赫茨伯格在《工作與人性》一書中對于激勵—保健因素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受到了廣泛好評并產生深遠影響。③赫茨伯格等人采取關鍵事件訪談調查方式，即通過訪問被調查者，請他們回答在工作中哪些事件使其感到“非常滿意”或是“非常不滿意”。經過分析調查結果，他們發現：對于工作感到“滿意”的因素與“不滿”的因素是有明顯分別的。當被調查者對工作“滿意”時，他們傾向于認可與工作內在有關的因素，諸如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績得到認可、工作本身具有挑戰性、負有重大責任、充滿晉升機會和成長發展前景，等等；而當感到“不滿意”時，他們則傾向于抱怨那些屬于外在條件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政策不合理、監督管理不當、與主管關系不協調及工作條件差等。赫氏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的基本政策含義就是：工作本身是最直接、最根本的激勵因素，賦予人們“豐富化”的工作及充滿“挑戰性”、“成就感”和內在價值意義的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空間，是避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困境、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保證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及政策取向。

放眼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就業還是失業，人們有沒有工作機會，不是一個簡單的“吃飯”問題，而是重要的“民權”問題。在當代社會，一個人沒有工作機會，即所謂“非自愿失業”，已經不是“沒飯吃”那樣簡單的謀生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民權”問題，即一個公民天然的、絕對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被剝奪的關于“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正因為如此，現代世界各個國家，無論大小窮富，無不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首要宏觀政策目標和施政任務來抓，從不敢稍有疏忽懈怠。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英國、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完善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主義政策保護下，一個勞動者即使失業，不僅“吃飯”（維持生存）不成問題，而且可能還會吃得很好，甚至可能過上很“奢侈”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幾乎所有現代國家政府都仍然將充分就業作為其施政的首要政策目標。例如，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中，身為阿肯色州州長的民主黨候選人比爾·克林頓之所以打敗前總統喬治·布什而獲勝，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利用選民對“當前愚蠢的經濟（形勢）”下持續升高的失業率（從兩年前的5.2%上升到7.8%）的失望；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2年前，即1980年共和黨候選人羅納德·里根與時任總統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的總統競選博弈中。④對此，如果不從“就業乃民權之根”的意義去深刻認識，這些會讓人覺得“不可理喻”。一個人通過雙手勞動謀取的，不僅是外在的物質條件和生存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人”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同樣，通過就業（即正當的社會工作）來獲得的，也不僅是外在的職業體面或社會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自我人生價值的具體體現及高度實現。一個人失去工作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失去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這應該成為我們看待就業、政府推行充分就業政策最具根本性、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或理論根據。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宏觀經濟及勞動就業，面臨“外三化”（即數字化、全球化和綠色化）和“內三化”（即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內外交困”的多重壓力和挑戰：在遭遇金融危機、走向綠色發展的數字化生存時代，多年來主要依托“中國制造”支撐和推動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否可持續？伴隨著城鎮化這個主旋律，人口與勞動力在空間區域流動配置上顯著的城市集群化和東部沿海集聚化究竟意味著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在多重的社會矛盾中，怎么釋放和分享“改革紅利”才能使市場化改革堅定不移地持續下去？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中國政府宏觀經濟及就業戰略選擇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和潛在風險。⑤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循序漸進，以及人口再生產方式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就業形勢也有所變化和緩解，政府在解決和安置勞動力就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目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形勢仍很嚴峻，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轉軌中的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運行規律及一系列特殊人群的就業問題及其深刻根源尚不清楚，對此，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專家學者都予以了極大關注，并進行各自的理論解釋，相關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教授及其團隊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研究”就是其中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該成果已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⑥該項目從供給、需求和供需匹配等研究視角出發，通過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來解釋轉軌時期中國就業問題的特殊性，從而為正確認識和解決就業問題提供重要依據。筆者將在下文中對其相關觀點作商榷性評述。

勞動權、工作機會本身對于一個人之所以為“人”具有決定性的內在意義。如果失業，就意味著失去了做“有用之人”的機會，喪失了創造價值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必要條件。正因如此，失業才成為普遍關注的嚴重社會問題，保障充分就業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首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也是轉型期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