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腐敗基因”是自然的

反腐是一個世界性課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無論政治和經濟制度如何，腐敗都是必然存在的，腐敗是令每個政府或當權者煩惱的大問題。更可嘆的是當權者本身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或多種有意或無意的腐敗之中。我們必須深刻理解人作為“自然人”本身的基因就帶有“自私本質”，為了自身基因最長遠的存在，“有條件的人們”是愿意在腐敗之路上走下去的。這點，本來是符合一個人的自然本性的，試想，一個有權力的人能現在就把他八輩子的子孫的吃喝住行問題全部解決，而且“又沒有什么不方便的”話，他為什么不呢?畢竟從基因傳遞的本能上看，他一定會的，而且從“自然人的動物本性”角度看，他這樣做似乎是“正確的”。這種自私性是“宇宙的創造者”賦予他的。

從本質上來講，并非一個沒有權利和地位的人就沒有腐敗的欲望，其實從基因傳遞生存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有這種欲望，而且同樣強烈。

另外，我們還要理解人類其實都是“社會動物”，每個人都要依賴社會網絡，依賴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樣才能生存、延續和獲得成功。所以，我們的社會文化如果“欣賞”腐敗，即使我們不喜歡腐敗也只有“服從”，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如果認同“有很多的錢勝過了合法地獲得錢”，就算這不是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也必須“遵循”，至少表面上如此。

從這點來看，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所謂民主國家為什么腐敗現象遠遠超過我們，印度的首都為什么是“強奸之都”。這點恰恰不是印度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社會的價值觀和社會文化的慣性使然。

由上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腐敗有其生物學和社會文化方面的“合理性”，我們要考慮腐敗的防治必須正視這些本質，否則只能在現象上下功夫，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是腐敗又是我們必須反對和革除的，這就需要我們動腦筋，從充分理解腐敗的兩面性的角度，制定出預防腐敗的策略。

現行體制為腐敗行為提供了可能，腐敗實質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

按照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先生的需求層次論分析來說，生理和安全需要主要表現為物質方面，屬于自然屬性范疇;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需要表現為精神層次，屬于社會屬性范疇。以當前公務腐敗為例，行為者在自然性和社會性兩方面的需求滿足都出現了問題。對于公務職位，如果持平和心態看待，五個層次的需求基本都能依次遞進滿足，似乎并不應該出現問題。但改革開放后，在市場經濟發展對傳統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沖擊下，滿足需求的標準大大提高了，體制內的人員在進行比較后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原先公務職位所能給予的物質和精神資源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新的需求，原本穩定的需求體系就會開始發生紊亂，甚至變異(比如官員攀比包二奶)，采取行動滿足新的需求成為腐敗的原始動機。

而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看，如果說人性的需求是腐敗的原動力，現行體制則為腐敗行為提供了可能。腐敗實質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一種經濟行為。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在當前的社會體制和環境下，腐敗的成本低、風險小、收益高。在機會成本上，公務員如果利用腐敗以外的手段，如著書、講學、科研發明等合法兼職和興趣所得收入，投入資源不但比腐敗要高，且所得收益遠不及腐敗所得。而在受懲成本上，當前的紀律和法律懲罰仍顯寬松，違紀和犯法的認定和處置比較模糊，法不責眾、紀律處罰代替法律懲罰的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對個別高級官員以調動或者開除等紀律處分代替法律處罰，社會民眾普遍感覺仍不夠嚴厲。因此，在成本和風險低、收益高的鼓舞下，腐敗者往往會認為已經具備了進行權力尋租的條件。

結構性預防腐敗的定義是什么

對腐敗者的人性基礎和行為條件進行分析后，我們會發現，腐敗者行為背后實質上也存在著一種有層次的行動邏輯。不同程度和范疇的腐敗行為背后必然對應相關的心理需求和動機，在相關條件激發下行動者會進行理性判斷和選擇，之后腐敗行為才會發生。因此，一方面要正視腐敗者的人性需求，對滿足需求的條件進行有針對性的合理調整，降低相對剝奪感;另一方面，在制度上進行改革，提高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降低貪腐者的收益預期。雙管齊下，有腐敗念頭的人自然會做出理性權衡和選擇，將大大減少腐敗發生幾率，甚至杜絕腐敗根源。

因此，我們提出了“結構性預防腐敗”的策略。簡單講，“結構性預防腐敗”就是要把人類腐敗的兩面性充分融合到預防腐敗的具體方案和措施中去。例如，反腐敗的措施有時太嚴厲，效果不一定好。我們有時候用最嚴厲的方式對待腐敗，而有時候卻要用太極的方式對待腐敗。“人作為社會動物和基因動物”有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種動機主要是自私的，但這種創造同時也是他對社會財富的創造，在利己的同時也有相當的利他性。我們在反對腐敗的策略中要放大利他的一面，縮減利己的一面，使之更加平衡。因此，我們在每個階段，需要什么樣的預防腐敗的策略，放開程度和嚴厲程度的那個“度”在什么地方是非常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