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危機之一就是元價值危機。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所奉行的是目標性元價值。但是，這種元價值的效力隨著價值承諾的落空而消失。改革開放以后，面對日益失去效力的目標性元價值，國家卻無法放棄。與此同時，國家也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調節性元價值來彌補目標性元價值所留下的社會整合真空。要克服目前所面臨的元價值危機，必須加大力氣建設調節性元價值。

關鍵詞：價值 價值危機 目標性元價值 調節性元價值 社會整合

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共識危機，其實是一場深刻的元價值危機。它表現為進退失據，左右分裂，眾口千辭，莫衷一是。這種元價值危機使得傳統的社會動員方式和社會整合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例如，官方宣傳和官方媒體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交集正在逐步減少;與此同時，民間話語也出現了分裂。即使是官方話語內部，也充滿了矛盾：正統的意識形態話語與現實的政策、實踐時常處于矛盾之中(如“依靠與相信人民群眾”話語與“維穩”政策之間的矛盾;“居者有其屋”的話語與“土地財政”、“住房保障”不作為的實踐;“三個代表”的話語與“三公”消費的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話語與環境污染的現實等)。“說一套，做一套”，成為許多人對官方理論話語和行為取向之間的矛盾的評判。所有這一切，或多或少都源于元價值危機。究竟什么是元價值危機?面對元價值危機，我們應該怎么辦?

何謂元價值?

價值或價值觀是人們用來對事物的是非作出判斷和評價并作為行為取舍的一套依據。例如，“誠信”作為一種我們所信奉的價值觀，會使我們譴責撒謊，并力求避免自己的撒謊行為。從社會學角度看，價值是某種社會秩序的維系力量。之所以如此，源于價值的兩個基本特點。第一，價值是內化到內心的一種自我約束、自我驅使的心理力量。它形成于社會化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前一代人的價值被灌輸到后一代人。盡管當代人會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形成不同于前代人的新價值，許多傳統的價值依然會通過社會化機制(如家庭、教育、社區、宗教、媒體等)而得到不斷的傳承。這種內化到內心結構中的價值，是一種自我監督、自我實現和自我驅動的心理力量。一旦違背了這種價值，個人就會實施內心的自我制裁(如內疚感、愧疚感等)。第二，價值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作用不但在于它是內化的，更重要的在于它往往是由眾人所共享的。價值的共享性導致兩個后果。一方面，成千上萬的人擁有相同的價值，大大減少了社會互動與社會合作的不確定性，因為它使人們對彼此的行動形成了模式化的、穩定的預期。預期一旦被證實，反過來又強化了這種預期。這種穩定的預期使得人們的行為產生了秩序感和控制感。另一方面，套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話，價值的共享性意味著價值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一種“社會事實”。一個人一旦違背了某種價值，就會遭到社會的制裁(如輿論譴責、經濟懲罰、社會排斥等)。根據涂爾干的觀點，這種共享性的價值變成一種類似于“物”的東西，獲得了外部性、客觀性和不可抗拒性的特征。可以說，價值是一種實現社會整合、解決社會秩序何以可能的重要因素。

價值是有層次之分的。那種處于終極地位、對其他具體的價值進行統攝的、更為根本性的價值，可以稱為“元價值”。元價值是社會整合的必要條件。元價值的社會功能有二：第一，元價值提供使全體或大部分社會成員的行動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一致化、同步化、模式化和秩序化的基本行為模本;第二，元價值為社會成員的各種具體行動劃定基本的邊界和底線，并禁止人們突破這些邊界和底線。元價值從最基本的層面為社會成員提供方向指南，而社會成員的各種具體行動就是在元價值所指定的大方向下展開的。可以說，沒有元價值，社會成員就會沒有方向感。與此相聯系，他們的人生意義感也會因此打折扣。元價值之所以能夠發揮這么大的作用，是因為元價值是建立在基于對世界、人生和社會的終極解釋基礎上而形成的一套信念、觀念和行為準則。從西方歷史來看，中世紀的宗教是傳統社會元價值的主要來源，而啟蒙話語則是現代社會元價值的主要來源。

元價值的社會功能在于為社會提供方向和秩序，著眼于社會系統的整合與秩序的長期延續。既然任何時候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秩序。因此，任何時候都需要元價值。但問題在于，社會需要怎么樣的元價值。元價值在為社會提供方向和秩序的同時，是否會因為對個人構成過度束縛和抑制而損害社會的整體效率和活力?這個問題，就是啟蒙話語對中世紀基督教提供的元價值所提出的質疑之一。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是人類面臨的一對永恒的矛盾。傳統的元價值往往是用犧牲后者來換取前者，而現代社會的元價值則是力圖實現二者的統一。可以說，傳統社會的元價值是一種抑制性元價值(通過抑制個人自由而實現社會整合和秩序)，而現代社會的元價值是一種調節性元價值(通過協調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的關系而實現二者的最佳結合)。

盡管在傳統社會中，宗教所提供的元價值對個人產生了過度抑制的作用，但由于它內化到人的內心，并具有廣泛的共享性，因此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整合作用。人們如此癡迷于這類自我抑制性的元價值，是因為宗教為人們的來世世界提供了一種終極性的想象性解釋。在基督教看來，人是有“原罪”的，為了進入天國，享受來世的幸福，現實中的人們必須“贖罪”，這種對來世世界的宗教刻畫，也可以稱為目標性元價值。它對信徒們產生了感召和召喚的作用，并促使信徒們在塵世世界中采取各種自我抑制的行動，以實現死后上天堂的目標。人們在現世的自我抑制，是建立在對來世幸福的深信不疑的基礎上。如果關于來世世界的想象性解釋遭到質疑，現世中的自我抑制就失去了價值支撐，而變得難以為繼。

啟蒙話語的出現以及科學技術的產生，恰恰對宗教關于來世世界的解釋產生了致命的沖擊。基督教關于世界和人生宿命論的解釋對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吸引力。導致這個結果的主要力量就是伴隨科學而出現的現代理性主義。馬克斯·韋伯把西方社會所經歷的這個過程稱為社會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在理性的審視下，世界去魅化了。

問題在于，既然宗教為社會提供了元價值，那么，在宗教衰落以后，社會的元價值由誰來提供呢?按照涂爾干的說法，西方社會在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社會失范”。由于傳統的元價值的崩潰，而新的元價值還沒有成型，社會成員變得無所適從，空虛感在彌漫。與此同時，物欲主義、享樂主義和機會主義在流行。

正是為了彌補宗教衰落以后所出現的元價值真空，西方社會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基于理性基礎之上的元價值。這就是調節性元價值(或者也可以稱為“契約性元價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契約、人權等全局性、根本性的價值。西方的理性主義者力求提出一種妥善處理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關系的元價值。例如，他們宣稱，個體可以追求個人的自由和利益，但不能以妨礙或犧牲他人的個人自由或利益為代價。于是，為了使大家都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并避免個人在追求個人自由的過程中對他人的自由和利益造成損害(避免個人追求自由行為的負外部性)，就必須對自我的行為劃出邊界，設定一定的約束，為此就需要訂立社會契約。這些社會契約旨在調節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社會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因此而成為調節性元價值。這種調節性元價值在保障了個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同時，也保障了社會的整體秩序和整體利益。它不去告訴人們有關人類的終極目標在哪里，而是告訴人們，人與人結合為社會，需要遵循怎么樣的規則，才能達到最優的質量和效率。

目標性元價值：從召喚到危機

在改革開放前，支配中國社會的元價值，主要是目標性元價值。這一套元價值的主要特點，就是明確界定人類社會有一個終極目標或理想社會。在這個理想社會中，物質生產力高度發達，人與人高度平等和自由，人們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關于這個終極目標的憧憬和信仰，就構成理想主義的元價值。它成為感召、動員人們參與到革命與建設大業中的一種力量。從理想主義元價值中還能演繹出一系列其他元價值，包括集體主義價值(個人服從組織、集體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黨員與干部以身作則的價值、利他主義價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眾主義價值(密切聯系群體、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勞動者最高尚的價值、先民主后集中的價值，等等。在這種理想主義元價值的支配下，一旦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或社會整體利益)發生沖突，它無條件地要求個人放棄個人利益，優先照顧集體利益。因此，在處理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系上，這種理想主義的元價值往往要求個人采取自我抑制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顯然，這種目標性元價值是一種抑制性元價值。它通過要求個人抑制自己的私利來謀求遠大理想的盡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