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制度型開放不僅是黨中央基于國際國內多重復雜環境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我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必由之路。制度型開放在有效破解“逆全球化”、全球經濟下行、全球經濟治理低效率等發展難題基礎上，以外促內，通過完善要素市場基本制度和規則、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創新、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等路徑，驅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向縱深發展。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準確把握制度型開放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統一關系，在二者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制度型開放 經濟體制改革 國際復雜環境 要素市場化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2.006
【作者簡介】李平，山東理工大學校長特別助理、二級教授，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拉丁美洲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制度型開放。主要著作有《R&D資源約束下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路徑選擇》《國際技術擴散對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影響》等。
引言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稕Q定》對完善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作出重要部署，明確指出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歷史和實踐表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絕不是在封閉條件下實現的，而是建立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之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擴大開放促進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
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制度型開放不僅是黨中央基于國際國內多重復雜環境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我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必由之路。制度型開放源于但不限于傳統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且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以對接、重塑、引領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核心，內涵涉及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層面的深度改革，關鍵是服務高質量發展，目標是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堅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仍然存在諸多堵點問題，如市場體系還不健全、生產要素流動不順暢、資源配置效率有待優化等。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1]如何在制度型開放的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是當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本文首先系統梳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際復雜環境，并探究制度型開放破解國際復雜環境的作用機理；其次，以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剖析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原因以及重點領域，并論述制度型開放驅動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具體舉措；最后，闡明制度型開放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雙向互促關系，并提出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的實踐路徑，以期為新時代推進制度型開放、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啟示。
以制度型開放破解復雜國際環境
國際環境的優劣關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制度型開放是我國應對復雜國際環境、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舉措，其涵蓋范圍不僅包括商品和要素的流動，而且更加注重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強調以開放、自信、包容的姿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降低復雜國際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以制度型開放應對“逆全球化”思潮。當前，地緣政治沖突不斷、資源分配不公、國際經濟安全遭受國際金融資本挑戰等問題持續性惡化，[2]發達經濟體和欠發達經濟體反全球化的力量不斷增強。[3]“逆全球化”的發展不僅加速全球經濟衰退，增加金融貿易風險，而且給世界經濟的平穩運行帶來了諸多危害。制度型開放是我國有效降低“逆全球化”負面效應，為雙邊及多邊貿易合作掃清障礙提出的“中國方案”。
首先，作為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自貿試驗區能夠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4]自貿試驗區充分發揮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平臺作用，不斷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破解“逆全球化”提供了有力支撐。在“逆全球化”不斷加劇的時代背景下，我國持續建設自貿試驗區，通過實施更加開放的政策措施，如負面清單管理、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智慧海關建設等措施，舉辦進博會、服貿會、數貿會、廣交會等展會，吸引更多外資和高端要素流入。同時，自貿試驗區積極探索制度創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開放模板，為全面推進制度型開放提供示范。
其次，制度型開放具有較強的制度溢出效應，為應對“逆全球化”提供了國際合作的新方案。“一帶一路”是擴大制度型開放的典型舉措，迄今為止我國已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經濟組織簽署超過3000個合作項目。其中，在“硬聯通”方面，中歐班列已通達歐洲25個國家的224個城市，雅萬高鐵、中老高鐵、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礎設施項目陸續建成并投運。在“軟聯通”方面，“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魯班工坊、“光明行”、菌草技術、雜交水稻、青蒿素等一批“小而美”民生工程成功實施，我國與超過140個共建國家簽署文化和旅游領域的合作文件。此外，在國際規則標準等領域的合作方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實施，中國與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2份自貿協定，與65個國家標準化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8份標準化合作協議，與11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
以制度型開放緩解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在多重復雜環境的時代背景下，各國紛紛收緊宏觀經濟政策，導致世界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增大。而制度型開放戰略的提出，一方面能夠推動國際國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以成熟的制度安排破解全球利益分配不均的局面。同時，通過推進自貿試驗區、“一帶一路”深化升級以及積極參與多邊貿易協定等方式，清理和修改國內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形成規范透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進一步提高國內制度建設的水平。此外，制度型開放的多樣化舉措也促使我國在學習國際規則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修改工作，確保發展中國家能夠平等地參與并分享利益，減少因經貿往來的“黑箱”操作所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問題，進而緩解全球經濟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積極塑造符合自身發展利益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貿易體系。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推動著服務貿易向數字化轉型，[5]通過對接國際先進數字貿易規則體系，構建統一高效、開放包容的管理體系，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數字貿易市場的活力。同時，針對數字貿易傳遞的即時性和數據要素較強的流動性特征，制度型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進國內數字貿易法律制度完善，制定既能繁榮數字貿易，又能保護數據安全和數據隱私的政策法規，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貿易規則模板。“中國方案”加速了現存利益分配體系的透明化和有序化變革，進一步緩解了因利益分配不均導致的世界經濟發展速度停滯問題。
以制度型開放解決全球經濟治理的低效率。針對全球經濟治理日益嚴峻的分散化、碎片化和無政府狀態，[6]我國積極利用“一帶一路”、RCEP等制度型開放舉措，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為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貢獻了中國智慧和力量。一方面，“一帶一路”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促進經濟全球化向好向善發展?；ヂ摶ネú粌H促進基礎設施的聯通，而且是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多線聯通。另一方面，RCEP首次將中、日、韓等亞洲主要經濟體納入單一市場規則安排之中，進一步降低區域內經貿制度性成本，促進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增長。RCEP的簽署和生效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一種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新路徑，它兼顧不同經濟體的不同利益訴求，通過創造性的規則設計，如提倡部分欠發達經濟體在服務貿易和投資中將正面清單轉化為負面清單、推行適度的原產地累積規則，進而提升參與國的開放程度。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不僅增強了我國優化和塑造國際規則的能力，而且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有效的手段，捍衛了欠發達經濟體的利益訴求，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和包容的方向發展。[7]
以制度型開放驅動要素市場化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再次強調了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地位，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潛力充分釋放”。這表明，在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要素市場化改革仍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制度型開放通過完善以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以市場評價要素貢獻、以要素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能夠充分釋放各生產要素的巨大潛能，從而有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首先，要廓清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原因。當前，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仍面臨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方面，當前制度環境尚不完善，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存在漏洞，難以為要素市場化改革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并且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之間的關系不夠清晰，市場參與者難以準確把握市場動向，導致市場主體結構單一且中小企業參與度低，影響市場的整體運行效率。另一方面，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商品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97.5%，而要素市場化程度還未達到理想程度。[8]因此，制度規則的不完善與市場化程度低已成為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關鍵障礙。
現階段，要素市場化改革需要重點克服不利于發揮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制度性障礙，著力破解市場體系不健全、公平競爭制度不完善、產權保護水平有待提升等難題。從目前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看，僅依靠傳統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的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當前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需要，亟須推動傳統開放戰略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戰略的轉變，為要素市場化改革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制度型開放可以通過制度對接，加快引進人才、技術、數據等高端生產要素，從而增強深層次改革的動力，破除不利于要素優化配置的制度障礙；另一方面，可以充分汲取發達經濟體在相關領域解決堵點問題的經驗，為我國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參考。
其次，要劃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點領域。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生產要素也由中國版的五大生產要素發展至如今的七大生產要素。從傳統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看，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消除資源配置扭曲，使經濟達到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為改變資源配置扭曲這一目標，亟須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由于傳統生產要素市場化發展的時間較長，基礎性制度已較為完善，因此，為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傳統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應聚焦于制度創新方面。而目前我國推進的制度型開放戰略較以往開放模式更加注重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國際對接，能夠為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提供一定的國際經驗借鑒。
對于知識、技術、管理及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而言，發展時間較短，較傳統生產要素更具時代特征，改革難度也越大。盡管新型生產要素呈現出廣泛應用的態勢，但與之相匹配的規范市場機制及全面管理措施尚未完全建立。因此，新型要素市場化改革重點不僅在于制度創新，更在于基礎制度的規范與完善，包括明確新型生產要素的產權歸屬、建立健全交易規則以及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等，為新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提供一個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環境，從而充分激發其市場活力和創新潛力。制度型開放可以通過發揮自貿試驗區的“先行先試”作用，探索出更加符合新型生產要素特點的規則體系。“邊境后”生產要素市場化規則的制定，不僅有助于規范新型生產要素的市場行為，還能夠為未來的全面開放和更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借鑒。同時，還應注重提升新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水平，包括加強新型生產要素的市場培育，提高其市場認知度和接受度，以及推動新型生產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深度融合，進而共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總體來看，要素市場化改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以基礎制度的完善與規范為根本，以制度創新為重點，將制度型開放作為突破口，全面提升要素的市場化水平，充分釋放其蘊含的巨大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為構建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體系提供有力的支撐。
最后，要確定以制度型開放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的舉措。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敏銳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與國內要素稟賦的動態變化，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姿態，不僅要在廣度上拓展國際市場，更要在深度上優化開放結構，提升開放效益。為此，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經歷深刻轉變，深入貫徹落實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戰略，以制度型開放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我國經濟從依賴傳統優勢向創新驅動、綠色低碳、共享共贏的新模式邁進，確保發展格局的持續優化與升級，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不竭動力。[9]
一是完善要素市場基本制度和規則。以制度型開放推動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并促使產業政策向更加普惠和功能性導向轉型，這要求在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化水平、競爭中性原則以及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等方面，積極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接軌，構建既有國際競爭力又符合國內發展需求的開放型制度體系。首先，根據不同要素屬性、市場化程度差異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明確其市場化過程中的定位和作用，穩步推進要素市場化制度建設。[10]其次，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針對要素市場的特殊性，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產權歸屬、交易規則、監管責任等，為要素市場化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最后，進一步優化市場準入與退出機制，簡化審批流程、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參與要素市場交易，并建立健全市場退出機制，確保市場優勝劣汰，提高市場效率。
二是穩步推進要素市場化制度創新。其一，加強新型數據要素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新型要素市場化改革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完善頂層設計，注重系統集成和總體謀劃，構建適應新型生產要素特征、符合市場規律、契合發展需要的制度體系。其二，積極學習并借鑒《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在公平競爭、反壟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強化制度性安排，提升我國市場的國際化水平。不斷為我國要素市場規則“增容擴圈”，積極采取“以雙邊帶多邊、以區域帶整體”的推進策略，選取與我國貿易往來密切、發展潛力大、政治互信較好的國家或地區簽署雙邊協議。[11]其三，增強生產要素的市場服務能力，培育和發展一批專業的要素市場服務機構，如評估機構、交易平臺、咨詢機構等，提升要素市場服務能力和水平，滿足各類市場主體的多元化需求。
三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一方面，以202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為基礎，各省市地方政府可在自貿試驗區、電商綜合示范區等制度型開放的“試驗田”中積極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先行先試、積累經驗，在試點區域內創新體制機制，鼓勵地方政府大膽創新，探索適應要素市場化需求的改革方案，如建立要素交易平臺、完善價格發現機制等。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應加強對試點區域的政策支持和指導，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政策銜接，形成政策合力，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并定期對試點措施進行評估，總結經驗，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模式。
統籌推進制度型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
制度型開放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具有內在統一的關系，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一方面，制度型開放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外部動力與方向指引；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則為制度型開放提供了堅實的國內基礎與支撐，兩者共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制度型開放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再深化。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制度型開放要求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接軌，有助于推動國有企業建立健全和完善管理體系，形成企業內部各個部門之間權利的有效制衡以及有效監督，進而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決策效率。另一方面，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過程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各個主體按照國際標準參與市場經濟活動，能夠推動國內市場競爭規則的進一步完善，以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二是借助自貿試驗區、“一帶一路”和RCEP等平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一方面，自貿試驗區作為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舉措和制度創新的“試驗田”，在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先行先試的改革探索，如“單一窗口”制度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全國范圍內的制度改革提供了經驗和范例，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的進程。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和RCEP使得相關國家在基礎設施、貨物及服務貿易、人文交流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合作。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國家的法律、政策、市場、文化環境會對企業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倒逼企業加強自身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此外，為了使企業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政府及相關部門也應在法律、稅收、金融、貿易等方面不斷進行改革和完善，以提供有力且精準的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進而加快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
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一方面，要了解和適應國際規則和標準，并對國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和更新，使其與國際接軌，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國內制度的改革、優化。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需調動和整合國內諸多方面的資源，資源的多方流動會促進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升級，這將進一步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相關產業的改革轉型。另一方面，要擴大建設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提升我國自由貿易協定開放的水平和標準。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僅要納入對數字、綠色、標準等規則的考慮，還應積極向國際社會提供高質量理念性的公共產品，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等，倡導多邊主義、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理念。
以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制度型開放。一是建設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包括但不限于外資、外貿等領域，通過建立健全制度規則、完善機構設置、建設數字平臺等措施，能夠優化外商投資和貿易往來間的制度環節，清除整頓不良中介，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同時，開設多方位有特色的金融服務，為外資外企更好融入國內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創造有利條件。
二是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型開放已經從邊境開放延伸到了邊境內開放，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一單盡列”“全國統一”的特點可以有效提升市場準入透明度，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更好地服務于制度型開放。[12]同時，根據國家實際發展情況和戰略需求，制定具體的負面準入清單縮減方案，確定需要重點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的領域，從而促進不同領域有序擴大開放。
三是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區域開放布局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13]建議對各區域的經濟基礎、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和分析，結合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劃分不同類型的開放區域，明確各區域在貿易、創新、投資等方面的主要功能和發展重點，建立跨區域的協調發展機制，促進資源、信息、技術的流通與共享，加快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推動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四是促進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有效銜接。[14]從理論邏輯和實踐意義層面看，國際經貿規則是全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推動力。因此，積極參與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雙邊或多邊合作，推動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和經貿規則向國際高標準靠攏，實現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的對接，為全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推動力。
注釋
[1]李平、高椰：《制度型開放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中國對策》，《國際經濟合作》，2024年第1期。
[2]趙偉洪、張旭：《中國制度型開放的時代背景、歷史邏輯與實踐基礎》，《經濟學家》，2022年第04期。
[3]約瑟夫·E.斯蒂格里茨：《全球化逆潮》，李楊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
[4]彭磊：《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成就、經驗與提升戰略》，《國際貿易》，2023年第9期。
[5]方慧、霍啟欣：《數字服務貿易開放的企業創新效應》，《經濟學動態》，2023年第1期。
[6]戚聿東、褚席：《數字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轉型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財經研究》，2021年第7期。
[7]沈坤榮、李敏：《國際經貿規則重塑背景下中國推進制度型開放的戰略思考》，《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8]常修澤：《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需厘清的若干理論問題》，《人民論壇》，2024年第15期。
[9]袁志剛：《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創新對外開放模式》，《經濟研究》，2013年第2期。
[10]高運勝、朱佳純、康雯雯：《高質量視角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動能塑造與路徑選擇》，《經濟學家》，2021年第6期。
[11]王建冬、于施洋、黃倩倩：《數據要素基礎理論與制度體系總體設計探究》，《電子政務》，2022年第2期。
[12]考秀梅、謝申祥：《制度型開放與企業內薪酬差距——基于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試點的準自然實驗》，《國際貿易問題》，2024年第3期。
[13]張哲人、李慰：《全方位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紅旗文稿》，2023年第16期。
[14]李平、楊雪、史亞茹：《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下制度型開放的邏輯闡釋與發展路徑》，《南開經濟研究》，2024年第6期。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The Relationship of Intrinsic Unific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Li Ping
Abstract: Promot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opening up is a successful practic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s the core content of high-level opening up,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s not only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multiple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it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such as "anti-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factors can be promoted throug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optimizing the basic systems and rules of factor markets,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factor markets, and deepening the pilot reform of comprehensiv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In the face of the dramatic changes unseen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it is a must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of intrinsic unific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and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virtuous circle of mutual promotion.
Keywords: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rket-oriented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