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蘊藏經濟增長的巨大潛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擴大內需重在釋放城鄉居民的消費潛力。從經濟增長的趨勢看，經濟的確定性很大程度取決于消費結構升級的確定性；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在于盡快形成消費主導的新增長模式。無論是從經濟增長潛力還是經濟增長趨勢看，都需要適應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不斷釋放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潛能。未來5—10年的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更多地依靠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來消費市場的擴大。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

我國進入消費新時代，其主要特點是14億多人的消費結構已向服務性消費轉變。過去10年，全國城鄉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年均增速為7.91%。適應消費新時代的歷史性變化，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長期存在的投資與消費的某些結構性矛盾。

消費結構升級蘊藏著巨大增長潛能。服務性消費成為主導性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大趨勢，并已成為各方關注中國市場的一個重要指標。從國際經驗看，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時，服務性消費需求將大幅增加；當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時，服務性消費將成為主導性消費。服務性消費需要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20年，我國累計進口服務4.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5.2%，這些服務進口成為城鄉居民服務性消費的重要供給，也成為拉動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市場開放仍有相當大的空間。2021年在22個服務貿易行業中，我國有12個行業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的50國限制指數平均值，直接影響了服務業市場開放進程、服務標準與服務質量的提升。2024年3月份商務部發布的兩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對服務貿易市場開放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比，仍有進一步壓縮的空間。這就需要加大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力度，有效打通服務領域內外循環，進而形成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活力釋放經濟增長活力、以服務貿易較快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服務性消費需求的擴大，帶動服務進口的較快增長，14億多人的消費結構升級已成為全球共享中國大市場的重點領域。

新發展階段消費與投資關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短缺經濟階段，有多少投資就有多少增長，投資決定消費，投資決定增長；消費新時代，消費潛力的釋放對投資具有決定性作用。缺乏消費基礎的投資，其產出效益將持續下降。當前，投資與消費關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務性消費的投資需求明顯增大，而服務業投資占比有所下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2020年服務業投資占比為68.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以消費結構升級促進投資結構調整。消費是生產的生產，是投資的最終歸宿。從現實看，投資結構調整滯后于消費結構轉型升級進程，加大了服務性消費“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消費結構升級已對投資體制改革、投資結構優化提出現實而迫切的需求。消費為新投資創造空間性。在傳統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服務性消費如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投資結構與政策調整，不是要不要加大投資，而是要尋求有效的投資空間；消費主導形成新的可持續增長，不是要減少投資，而是要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創造更大的新的投資空間。

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務。主動適應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與政策調整。對不利于結構轉型，尤其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某些政策予以調整，減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某些干擾；全面清理現有不利于消費釋放，尤其是服務性消費釋放的各類限購、限貸、限價等相關政策；整合支持消費的相關舉措，著力解決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供需錯位等問題。以新的消費需求形成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以消費結構升級帶來巨大的市場需求。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增長與分配的結構性矛盾

從現實情況看，能否拉動消費、形成良好的消費預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重要突破，取決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釋放服務性消費潛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富民為優先導向，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務。

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長期偏低，客觀上制約了消費潛力的釋放，尤其是制約了收入彈性較高的服務性消費潛力的釋放。目前，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約為50%。通過調整初次分配結構，爭取到2030年提升到5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到50%左右。

加大積極擴大就業的政策力度。居民就業收入增長面臨較大挑戰。穩消費，重在穩企業、穩就業。在就業壓力加大、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仍面臨調整壓力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增長面臨的壓力較大。完善就業服務體系，提升就業質量。消費和收入都是就業的函數，要以服務業發展為重點，持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沒有服務業發展，很難吸納不斷增長的就業人口。國際經驗表明，第三產業的就業帶動效率比第二產業高出20%左右。為此，要高度重視發揮服務業對吸納就業、激活就業的重要作用；重視中小企業在擴大就業中的主體地位；完善靈活就業者的相關社會政策與制度，維護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提升勞動者可持續就業能力。

充分發揮政府在消費結構升級中的作用。公共消費既是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條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費的重要保障。總體看，公共消費有較強的現實需求、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對居民服務性消費有較大的帶動作用。為此，要加大財政對民生的支出力度，逐步提升財政在教育、社保、就業、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支出比重。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與農村的結構性矛盾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

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的結構性矛盾突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嚴重偏低。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2%，但低于高收入經濟體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81.9%、68.2%。突出的問題在于，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嚴重偏低。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4.7%，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6.7%，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8個百分點，近3億農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釋放農民工的消費潛力。釋放新生代尤其是“90后”農民工的服務性消費需求，根本之策在于推動農民工融入城市，讓有意愿的進城農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保障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重點加大職業技能培訓和再教育，推動農民工勞動報酬同步提高。

深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市民化質量。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于人口流動趨勢，人地掛鉤機制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依然存在。有研究表明，城鎮化后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比城鎮化前高出14.6%。如果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經常居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質量，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可以使新進入城市的人群人均消費水平大幅提高。

強化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受服務性消費供給、消費環境、消費設施等影響，農村服務性消費的潛力尚未有效釋放。要真正落實社會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負擔的前提下，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補償標準，提高農村養老保險補貼、農村高齡補貼標準等。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