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時指出：“要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突出改革重點，把牢價值取向，講求方式方法，為完成中心任務、實現戰略目標增添動力。”過去40余年來，我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創造出無愧于中華民族幾千年輝煌歷史的發展成就。新時代，圓滿完成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我們面臨著新挑戰、新機遇，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
解決需求收縮突出問題亟待通過改革釋放潛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必須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會再生產實現良性循環。”經過努力，需求收縮的態勢雖有所緩解，但并沒有根本扭轉。直到今年一季度，衡量總供求關系的重要指標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仍然為零，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仍為-2.7%。民間投資增長速度僅為0.5%。應當看到，需求收縮是長期積累形成的，解決起來也非一日之功。三年新冠疫情是導致需求收縮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過高的高投資率和明顯偏低的最終消費率。從1981年至2020年的40年間，前20年即1981—2000年的20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年均為62.7%，投資率年均為36.4%，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大體合理。這主要是吸取了過去過分追求高投資、高增長的教訓，適度降低了投資率、提高了最終消費率的結果。從2000年至2020年的后20年，客觀上由于基礎設施和重工業處于投資高峰期，投資率不斷攀升，年均高達42.3%，比前20年高5.9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降為年均54.0%，比前20年低8.7個百分點。其中，2010年、2011年連續兩年出現47.0%的歷史峰值。從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總體上看，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由于投資是間接需求，從長期來看，增加的是供給，長期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必然導致總供求失衡，消費不足。因此，解決當前存在的需求不足問題，應當從改革入手，在宏觀調控和經濟治理體制改革上，要建立規劃、財稅、貨幣相互協調的機制，通過綜合施策，努力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大體平衡，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又防止出現通貨緊縮，使國民經濟長期保持適度、穩定增長態勢。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所占比重，使廣大居民手中有錢能消費。同時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人民無后顧之憂敢消費。還要增加適銷對路商品和服務，優化消費環境，使人民愿消費。對于像住房、汽車等消費品，其市場行情對經濟穩定影響較大，要改進產銷管理制度，不能輕易出臺行政限購規定，從而為房地產業和汽車制造業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體制政策環境。要深化第三產業體制改革，激發第三產業在擴大就業方面的巨大潛力，使教育、醫療、養老、數字、旅游、文化、體育、咨詢、法律等服務消費成為新增長點。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均GDP水平還有不小差距，巨大的需求潛力有待通過改革加以釋放，從而激發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須深化資源配置體制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抓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時，經過40多年的快速發展，形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本投資能力。截至今年4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已超過300萬億元。如何把社會資本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引導到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產業和區域上來，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必須按照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深化資源配置體制改革。要抓緊建立全國統一、城鄉融合的要素市場，促進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在城鄉市場之間，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生產要素大量流入城市，支持了城市繁榮，但城市的要素向農村流動存在著多種政策壁壘，導致城鄉差距拉大。區域發展差距本質上也是城鄉差距的反映。要通過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吸引生產要素由東部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流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在經濟與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由于后者與前者相比，不可能完全采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發展問題，公益性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價值實現困難，導致要素投入不足，以致成為發展的短板。所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既要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又要在市場失靈的地方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政策導向、財政支持等手段，引導資源配置，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新型舉國體制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重點，應當放在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綠色化改造、繼續擴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三個方面。完成這項任務，必須依靠自主創新。為此，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要針對制約科技創新的體制和政策問題，深化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和人才發展體制改革。
教育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程。建設教育強國，必須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從我國當前教育實際情況出發，改革發展教育事業，應按照“加強兩頭、鞏固中間”的要求，大力提升學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持續鞏固基礎教育質量。學前教育應以有益于智力發展的技能教育為主。有研究結果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隨年齡增長呈遞減趨勢，年齡越低投資回報率越高。應加快通過“學前教育法”，實現城鄉學前教育公平發展。圍繞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持續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推進高等教育對外開放，鼓勵各類大學在教育科研上求新求變，辦出特色。促進產教、科教融合，選拔優秀人才進入高校教師隊伍。改進教育評價機制，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和優勢學科。針對當前技能型人才短缺和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結構性矛盾，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增加技能型人才成長通道，鼓勵職業院校畢業生報考研究生，建立職業院校與大學之間的“立交橋”，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基礎教育要著力解決城鄉和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通過人均公共財政支出的均等化實現人均教育支出的均等化。教育資源配置要適應人口流動的需要，妥善解決農村留守兒童隨父母常駐地接受義務教育問題。
科技強國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建設科技強國，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企業、科研機構和大學的創新能力，調動科技研發人員的積極性。一是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圍繞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統籌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大學的資源，強化協同創新，構建高效、競爭、有序的國家創新體系。二是優化科技創新主攻目標和創新能力布局。針對“卡脖子”技術和前沿科技難題，分別組建強大科研團隊，制定攻關計劃，明確目標要求和責任制，力求盡快突破。三是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抓緊培育一批具有超強創新能力的企業，通過財稅金融政策以及政府訂單等措施支持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深化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培育科技領軍企業、科技骨干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共同成長的企業創新生態。推廣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聯合體，推動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一體聯動、協同發展，提高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率。四是堅持開放式創新。吸引國際科技人才來華工作，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謹防美西方“脫鉤斷鏈”，使我國科技創新陷入被動封閉狀態。五是大力培育創新文化。鼓勵原創和科學探索精神，營造有利于科技創新的社會氛圍。
人才強國是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戰略支撐。建設人才強國必須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從政治和戰略高度強化人才意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升創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養規模和質量，完善國家戰略人才體系，培養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學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充分發揮人才的聰明才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形成充分體現創新要素價值的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破除在人才評價、考核、引進、使用、管理、流動等方面存在的各種障礙。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以制度型開放為引領
制度型開放就是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為主的開放，與過去以商品和要素為主的流動型開放相比，對經濟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將推動國內多領域深層次改革，增強開放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實施制度型開放，要求我國涉外經濟法律法規按照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要求，主動對接、調整。作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主要成員之一，我國全面履行了承諾和義務，零關稅比例已超過65%，在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技術標準等方面也將實現統一。《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作為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具有開放標準高、覆蓋范圍廣、邊境后議題多等特點，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國有企業、政府采購、補貼、勞工標準、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反腐敗等多個領域。我國已正式申請加入，需相應推進國內各領域改革。在電子商務領域，我國正按照CPTPP規則要求，制定“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配套條例。我國還啟動了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談判進程，與國際高標準數字規則對接，建立數字貿易市場。我國6G技術專利申請量居全球首位。加入CPTPP、DEPA，可助推我國技術標準專利成為國際標準。我國服務貿易存在大量逆差，實行制度型開放，有助于抓住全球服務貿易發展機遇，擴大我國服務出口。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應用快速發展，產生了大量新的服務需求。通過對接國際貿易規則，擴大服務業開放，放開教育、醫療服務、增值電信、文化、研發設計等市場準入，對于促進國內服務業創新發展，提升我國服務業全球競爭力，進而帶動高質量發展，將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