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指向物理或存在空間的延展以及意識或思維領域的邊界，具有微觀和宏觀的雙重規定性。作為深刻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思想家，馬克思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活動既展現出關注具體、強調個別和重視特殊等微觀特質，又呈現出視野宏闊、境界高遠和氣度恢宏等宏觀特質。從尺度的宏觀規定性意義上整體審視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進程，可以發現他在劃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界定人類生產活動的一般性質與具體形式以及確立評價社會進步整體價值標準的過程中，蘊含著宏大歷史觀、系統性思維和整體價值標準的構思理路。探究并闡明馬克思的思想尺度，有助于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度研究。

劃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宏大歷史觀

馬克思描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宏大歷史觀，既從生產方式和主體關系的雙重視角劃分經濟的社會形態和主體的社會形態，又對社會發展的史前時期與真正的人類史時期作出區分和厘清，揭示了社會形態演變與世界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相較于黑格爾將人類社會發展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過程，并以自我意識的發展程度來劃分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及其發展進程的認識具有更宏大的歷史視野。馬克思不僅將歷史的生成視為“現實的人”的自由自覺活動，而且基于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和主體關系即人的發展程度和存在狀態來劃分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實現對人類社會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類史”的劃分。

從生產方式的客觀性尺度看，馬克思的歷史觀表現為基于生產力發展狀態、水平以及生產關系的不同表現形式來厘定人類社會的歷史階段，界分人類社會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類史”的宏大視野。在馬克思看來，以大工業為基礎的“自動體系”推動生產力飛速發展，并引領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在現代社會中，資產階級近百年的統治所創造的生產力體量遠遠超過“以往一切世代”的生產力總和，生產力的發展為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跨越、人類社會“史前史”向“真正的人類史”轉變提供了物質基礎。對生產力在世界歷史的形成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闡明，體現出馬克思以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劃分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客觀性尺度。

對人類社會“史前時期”的表述，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基于生產方式界分人類社會歷史不同發展階段的宏大歷史觀。通過揭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現實沖突，馬克思以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和生產關系的不同形式提出社會形態的四大歷史階段。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已經出現的不同財產形式和多樣性社會形態，無一例外地內蘊某種對抗性的生產關系，而這種對抗性生產關系的消失將成為人類告別“史前時期”的根本標志。人類社會還在逐步擺脫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進程中，孕育出一種全新的財產形式和經濟的社會形態，從而步入嶄新的社會歷史階段——“真正的人類社會時期”，這是真正人類史的開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史前時期”的闡述以及內蘊的對未來人類歷史進程的展望，體現出其對東西方社會歷史乃至人類整體歷史的全面了解和更為廣泛的研究旨趣。這充分表征了馬克思超越“歐洲中心主義”來審視歷史的宏大視野。在《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中，馬克思將其歷史研究的藍本和焦點從西方國家轉向東方民族社會，研究視域囊括了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歷史，這種轉變助推馬克思立足東方社會所面臨的革命現實狀況，將東西方國家的數千年經濟和社會制度史、政治文明和國家史加以整合，從世界通史的廣闊視野，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進行一次總體性探索。馬克思晚年展開的歷史理論探索，完成了對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所揭示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社會形態理論的一次時代性重檢和境界升華，推動了人類解放這一宏大思想體系的豐富與發展。

從主體關系的內在性尺度看，馬克思的歷史觀表現為基于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程度和存在狀態，揭示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的依賴性”關系，進而提出以人的自由個性發展程度和存在狀態為表征的社會形態論。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往往只是在表象上被設定得更加普遍和充分，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才能得以實現。在資產階級社會關系中生成的“虛假的共同體”是以物的統治力量為中介而形成的控制人的生活的異己存在。人的獨立性、自由和個性受制于物的現象，表現為人的主體性發展的“物的依賴性”。“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歷史的進步必將使人類以“真正的共同體”形式存在，個人在這一共同體中將以合乎本性的人的身份參與進來，并使以往社會中人的生存條件和存在條件，即“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從由偶然性支配的處境轉變為由自我掌控的狀態。

馬克思將人的生存條件的演化過程表述為“人的依賴性”“物的依賴性”和“自由個性”三個不同階段。這是馬克思再次以主體關系的內在性尺度即人的發展狀態或自由程度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變化為主要研究對象，對社會歷史變遷過程所展開的說明。人類社會歷史的演替過程表現在主體關系的發展變遷上，是主體從不自由向自由個性提升的過程，表征著人的主體性的歷史性重建。在“人的依賴性關系”階段，個人表現出“極簡社會關系條件下的豐富性”，其表征著“封建時代”的主體性；在“物的依賴性關系”階段，物的關系成為一切社會關系存在的中介，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自身以及產品的生產呈現出依賴于其他人生產與消費的“全面的依賴”關系；而在人的“自由個性”發展階段，個人將實現從受“物的限制”向擺脫種種外部關系限制的歷史性轉變，推動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時代向“自由人聯合體”進階。與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變遷相對應，人的主體關系從第一階段向第三階段的演進歷程，是個人逐步擺脫僅僅滿足維持自身生存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狀態，走向開創真正的人類社會生活的主體性重建過程。

馬克思從生產方式和主體關系的雙重尺度出發，對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合理界分與對全部人類歷史的整體把握，充分展現出其洞察和研究歷史的宏大視野與科學方法。如果說以歷史觀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探究展現了馬克思從外部描述人類社會歷史的“宏大敘事”，那么以系統性思維對人類生產活動的性質與形式進行分析則展現了馬克思從內部探究人類社會歷史活動樣貌的微觀分析，由此構成了“從外到內”的邏輯轉換。

界定人類生產活動性質與形式的系統思維

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家將人作為僅僅具有肉體存在需要的工人加以考察，造成了對人類生產活動的性質與形式的片面理解。馬克思則將人視為具有類本質和類生活的“現實的人”，他以人的生命活動來界定生產活動的一般性質，并以人的本質力量的多樣性表現來界定生產活動的多種形式及其內在關系，從而形成關于人類生產活動的科學認識。這種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思考方法和探究方式是馬克思系統思維的典型展現。

馬克思通過對工人及其生產活動異化狀態的分析，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分工條件下的人的生產活動本質上是一種限制性的生產活動。這種性質的生產活動不僅使勞動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同生產者對立起來，而且將人的精神和肉體逐步降格為純粹追求資本積累的機器，成為“抽象的活動和胃”。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產生異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條件下的社會分工，分工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迫使多數人淪為出賣自身勞動力以謀生的雇傭工人。這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作為異化了的勞動，實質上使人被迫淪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工具性存在和“資本的奴隸”，生產活動僅僅服務于資本積累的經濟需要，而無法反映出人的本質力量及其發展。

人的生產活動是對自然界的一種合乎人性的改造，馬克思據此將人的生產活動的本質界定為人的“生命活動”，指出人的生產活動是以多樣性的形式表現著人的本質性力量。人作為“有生命的類”，其生命活動具有“類特性”，生產活動作為人的生命活動實質上是一種“類生活”。人的類生活具有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屬性，而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開展則構成人在“實踐領域”和“理論領域”中的兩種不同生產活動。從實踐領域來看，人的生產活動表現為不斷對“自然產品”進行加工以形成人的產品的過程；從理論領域來看，存在于無機界中的種種物質對象作為“人的精神世界的無機界”，不僅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而且作為“藝術的對象”構成“人的意識的一部分”。人能夠將自己的生命活動變為自身“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使人的生命活動成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的能動的生產活動從根本上不同于具有本能性和片面性的動物生產，人的生產活動的能動性既體現在對維持肉體存在的直觀需要的超脫，又體現在人的意識可以觀察與反思生產活動。人的生產活動作為“類生活”表現出“全面”的性質，“人的類活動”彰顯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性”，創造出人的物質產品、精神產品以及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界等關系，生產一切關系性產品。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關系生產一同構成展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多樣性生產形式。

通過揭示人借助有意識的生產活動來創造歷史的事實，馬克思把人類的全部活動都理解為生產的過程和結果，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層面而非單純的經濟學層面揭示出生產的全面性質。人的生產不以肉體的直接需要為生產的唯一動力或目的，而是在肉體需要之外進行自覺地生產，創造出維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質產品以及豐富多樣的精神產品和社會生產關系，人的有意識的生產活動“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馬克思認為，人類完全有可能并且也應該超越單個人的生產或地域性的生產，通過不斷擴大的世界性交往活動來獲得利用全球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全面生產的能力”。“全面生產的能力”的獲得意味著人類個體能夠通過擺脫民族性、地域性的束縛而建立全球性的生產關系，以及實現全球性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生產等多樣化的具體生產形式。

多樣性的生產形式之間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和結構關系。物質生產活動之于其他形式的生產活動具有始源性意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包括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在內的整個人類生活的過程，物質生產與再生產本質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活動，它為人的存在及發展、精神生產與再生產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人的生產與再生產由于直接提供人這一作為生產的主體性力量，而成為其他生產活動和歷史發展的根本保證。生產關系的生產是構成一切生產的必要條件，它具有與物質性生產同等的基礎性意義。從人的本質及其維持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各種活動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發，人類多樣性的生產層級可以劃分為“基礎層面”“最高層面”和“中介層面”：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的生產，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或恩格斯晚年所說的“兩種生產”，是全面生產的“基礎層面”；精神生產是全面生產的“最高層面”；社會關系的生產是全面生產的“中介層面”。這一層級結構是對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經典論斷的延伸，也是理解不同形式的生產活動之間結構關系的積極嘗試。

針對多樣性生產形式之間的結構關系，馬克思闡發了更加具體的理論認識。其一，作為物質性存在的“現實的人”，其生命存續的首要條件是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物質的生產在所有生產活動中具有基礎性意義。社會關系的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是互為需要的關系，社會關系中必然存在物質生產的關系，物質生產也必然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才能得以存在。其二，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人的本質的現實表現，人的一切形式的活動都不可能脫離社會關系而存在，社會關系及其生產由此構成一切生產活動出場和在場的條件，而作為人的本質性力量之展現的各種勞動形式即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將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被賦予人的烙印，表現出其所具有的特定社會階段的特點。其三，人的生產與精神的生產可以被理解為人的物質生命形式的生產和人的意識生命形式的生產，這兩種生產一方面依賴于物質生產，通過物質生產獲得人的物質生命形式生成和發展的要素，另一方面又受到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發展階段中所形成人的意識生命形式的影響，這種意識生命形式具體表現為社會上層建筑中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內容。

馬克思對生產活動的全面性揭示和闡明，對“現實的人”的多樣性生產活動形式的劃分及其內在邏輯關系的厘定，體現出馬克思將人作為“現實的人”加以考察，從人的本質及其表現方式出發，宏觀把握人類社會生產活動與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的系統思維和科學方法。如果說劃分人類社會歷史階段和厘清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性質與形式，是馬克思說明歷史的客觀運動與內在活動所作出的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科學的事實描述，那么以總體性視野確立的評價社會進步的整體標準，則是馬克思自覺對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的一種科學的價值評判。

確立評價社會進步的整體價值標準

在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研究中，關于如何確立以及確立何種社會進步評價標準的問題始終存在不同見解。區別于以生產力發展水平、“人的優先性”等單一尺度來確立社會進步評價標準的觀念，馬克思秉持一種總體性的評價態度，反對在進步標準問題上非此即彼的對立意向，強調通過揭示人的主體性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本質性關系，建構出基于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確立社會進步評價標準的價值尺度。馬克思既承認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程度對于衡量社會進步的基礎性意義，也強調精神文化的發達程度、社會關系的和諧程度、生態環境的優美程度等標準在社會進步中的提升性意義。整體性的價值標準構成馬克思評價社會進步的基本立場。

馬克思肯定經濟發展或生產力發展在推動社會進步中的顯著作用，并將其作為評價社會進步的客觀標準，但堅決反對將生產力發展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因素。這在只追求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社會屢見不鮮：社會物質財富的增益程度完全替代人的本質性力量的展現程度，成為評價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片面地依據經濟增長來評價社會進步只能助長“唯物質主義”，造成人的精神層面的萎靡和坍塌，純粹經濟領域的發展并不能等同于具有整體性社會進步意義的歷史事實。評價社會進步就是要整體性地呈現進步所包含的全部意義，馬克思對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總體性的審視視野和檢驗維度，強調以是否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整體價值標準。

馬克思對社會進步及其評價標準問題的思考，呈現出從理解“進步”到理解“社會進步”再到確立社會進步評價標準這一循序漸進的理論邏輯。評價某一社會在一定時期是否進步，應當通過經驗觀察和理性把握，將外在于人但又具有屬人性質的社會各領域的具體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考察。就社會進步所包含的主體進步和客體發展雙重維度的統一本質而言，社會進步實質上指向人的發展以及人的本質性力量的展現，這意味著對進步與否的判定取決于處于某一發展階段的社會是否真正代表人的發展方向，是否全面展現人的主體性力量。

馬克思立足人的主體性發展狀況及其客觀性指標來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價值立場，反映出一種整體性視野。基于這一視野，馬克思對某一社會的評判始終依據評價結果賴以成立的事實依據與價值標準。通過分析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及其存在的歷史性意義，馬克思區分出兩種評價社會形態的不同維度，即社會評價的事實維度和價值維度。馬克思認為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應該直接采取絕對否定的或是非歷史的態度，而應當看到其追求剩余價值的背后對社會生產力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資本主義社會歷史性地、無意識地為建構“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累積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現實基礎。但同時，“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意味著，如果完全以物的豐富性程度為指標評價某一社會，將導致對社會進步的片面認識。在評價社會是否具有進步意義時，馬克思以總體性的視野將“社會主體生存狀態的進化”“人與人關系和諧程度的提高”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程度的提高”融于一體，在社會主體與社會客體的互動關系中把握社會進步的實質。

在馬克思看來，物的豐富程度是具有基礎性但并非唯一性的評價標準，受物質性生產制約的精神文化、社會關系和生態環境等指標的改善，同樣反映人的發展訴求。從物的豐富程度來看，馬克思既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對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巨大創造，又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力發展之間的內在矛盾。從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程度來看，馬克思既承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消滅人與人之間奴役與被奴役關系而形成了形式平等關系，又清晰認識到這種非事實平等關系的歷史限度和異化本質，強調人與人的關系只有在積極駕馭資本邏輯和逐漸克服物化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和諧性呈現。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程度來看，馬克思既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極大地改變了人對自然的受動狀態，又探明這種進步的巨大代價與不可持續性。人與自然真正的和諧關系是以人類社會為中介的對象性關系，即自然成為“人與人聯系的紐帶”和“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人成為自由的自覺的有機存在和意識表現。馬克思從人與社會的本質性關聯出發，以物的豐富性關系、文化精神的豐富性關系、社會的和諧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來評價社會進步與否，表現出馬克思評判社會進步及其內涵的整體價值標準和科學方法。

圍繞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以及評價社會進步的科學標準，系統揭示關于人類歷史、人類自身以及人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價值評判體系，不僅對充分彰顯了馬克思思想尺度的廣博性、深刻性和提升馬克思思想研究的整體性具有重大意義，而且能夠啟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推進對馬克思的思想尺度和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多維度研究，從而形成強化馬克思思想整體性研究的自覺意識和學術使命感。

（作者：劉同舫，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