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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舫:思想的力量在于引領時代

思想具有強大偉力。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思想體系,具有興黨強國偉力,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思想的引領。新時代新征程,更加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偉力。

面對“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的主線,直面“領悟思想的力量”的主題,人們不禁要問:究竟什么樣的思想才能呈現出強大偉力?總結人類進步、世界歷史、時代發展、人民實踐和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從歷史、人民、實踐、國家和政黨“五維框架”來理解和把握。韓慶祥教授在新著《領悟思想的力量》中作了回答。一是從歷史維度,這種思想能把握歷史規律,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掌握歷史主動,推動歷史發展,因而是一種科學的思想,是“對”的思想,能呈現出真理的力量。二是從人民維度,這種思想能把握人民愿望,維護人民利益,站穩人民立場,掌握人民群眾(或為人民群眾所掌握),造福人民群眾,因而是一種為人民立言的人民的思想,是“好”的思想,能呈現出道義的力量。三是從實踐維度,這種思想源于實踐創造,立足實踐基礎,經過實踐檢驗,注重自我完善,引領實踐發展,因而是一種注重創新且行動著的思想,是“活”的思想,能呈現出實踐的力量。四是從國家維度,這種思想能反映時代呼聲,站在時代進步一邊,解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問題,滿足國家發展需要,因而是一種先進的思想,是“興”的思想,能呈現出推動的力量。五是從政黨維度,這種思想能體現“兩個結合”,創立思想的主體具有人格魅力和積極影響,能走向人性深處,叩擊人們心靈,能成為引領權力和資本的思想武器、行動指南,成為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領,因而是一種為人們所喜愛、所認同的正確思想,是“行”的思想,能呈現出引領的力量。就中國而言,這種思想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

科學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強大偉力,從根本上在于它是對歷史發展規律、時代發展趨勢、實踐發展要求、人民美好愿望的正確反映,反過來它又指引歷史、時代和實踐的發展。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國。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轉移到歐洲。由此興起了“歐洲中心主義”,隨后進一步拓展為西方中心論。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及其思潮,西方中心論在整個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在思想認識上不斷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學信仰,不斷進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所以晚年馬克思超越了青年馬克思關于歷史發展道路的思想認識,開始從思想意識上強調并關注歷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尤其是東方社會歷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的話,列寧則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變成現實。這種現實,就是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制度。需關注的是,俄國是在一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所以,列寧晚期從理論和實踐上集中思考的根本問題就是: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問題。這種思考形成了思想,其聚焦點和根本點,一是列寧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上改變了;二是列寧認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顯然,是列寧開啟了對歷史發展道路多樣性的實踐,開始走出了“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使未開化、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要言之,歷史發展道路多樣性的實踐真正發端于列寧,它在思想理論上為中國“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實踐樣本。

現代化運動是西方開啟的,它把整個世界卷入其中,也對中國產生強烈沖擊,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命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1921年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從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力量、選擇正確中國道路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必由之路等三個方面,開始掌握在中國建設現代化的歷史主動。之后,我們黨確定了“走自己的路”,推進現代化道路問題上的“自主性成長”;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賦予“走自己的路”以時代內涵,從“走自己的路”中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了現代化道路問題上的“內涵式成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進一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置于世界歷史這種大歷史觀、大歷史場景中進行思考,在與西方現代化的比較和競跑中,又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進一步推進現代化道路問題上的“世界性成長”;之后,我們黨又進一步從“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成功推進和拓展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以更為寬廣、更為深遠的意義,進而推進了現代化道路問題上的“理論性成長”。概言之,基于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生成,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一條由“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歷史演進邏輯,使新時代的中國走出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確立并鞏固了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思想主體性,也使我們真正明確一個道理哲理:一切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之爭,歸根到底是某種思想“主體性”之爭。

(作者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潘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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