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隨筆】

未來產業是培育和構建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新時期我國塑造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舉措。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制定未來產業發展規劃，開辟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賽道，創建一批未來產業先導區?；A研究處于從研究到應用、再到生產的科研鏈條起始端，是催生未來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只有基礎研究的地基打得牢，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未來產業的大廈才能建得高，新質生產力才能取得突破性發展。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國際科技競爭合作形勢錯綜復雜，圍繞未來產業的競爭空前激烈。我國要實現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目標，就必須強化面向未來產業的基礎研究，系統推進科技創新事業。

一是要瞄準未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在相關基礎研究領域前瞻性布局。在“科學—技術—產業聯合體”模式下，基礎研究的突破對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未來產業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引領和支撐作用。近年來，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紛紛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腦科學、微電子、區塊鏈、生物醫藥、新能源等前沿科技領域做出重要部署。其共同點在于從國家戰略高度，對在未來產業發展中發揮支撐作用的基礎研究進行持續有力的支持，將基礎研究與新興產業、國家目標相互貫通，以爭奪未來國際競爭的主導權。對此，我國必須在科技政策規劃理念上強調基礎研究塑造未來產業競爭力的重要作用。黨的堅強領導和高效的政府行政力量是我國發展未來產業的制度優勢，應繼續強化黨和國家作為重大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潛力和風險并存的基礎研究領域開展集智攻關，下好在未來產業發展方面占領制高點、掌握主動權的“先手棋”。

二是要強化企業在基礎研究中的主體地位，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企業的戰略需求和研發能力愈發成為影響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從基礎研究投入結構來看，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主要依靠中央財政，企業投入明顯不足。從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普惠性支持政策體系來看，我國支持企業科技創新的金融工具普遍存在“重后端、輕前端”現象，而處于種子期、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通常需要更多經費用于前端的基礎研究，企業融資需求與金融供給存在錯配。從基礎研究力量分布來看，相關科研人才和資源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的基礎研究力量相對薄弱。事實上，企業不僅是技術創新決策和成果轉化的主體，也應成為基礎研究研發投入和科研組織的主體。在研發投入上，應鼓勵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積極構建多元投入格局，使多元資助主體分攤投資風險，共享成果收益。應完善基礎研究的合作模式，提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其聯合基金資助效能，以政府資助引導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同時，搭建企業參與基礎研究的公共服務平臺，設立面向企業需求的科學基金，解決行業共性問題；提高重點行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引導各類金融資本“投早”“投小”。在人才隊伍培育上，應促進基礎研究人才向引領未來產業發展的科技領軍企業聚集。積極探索產教融合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實施針對本科生、研究生的高校—企業“雙導師制”。同時，構建完善科研人才“旋轉門”機制，改革人員聘任和評價方式，使人才在不同單位的職業發展和工資待遇有機銜接，推動基礎研究人才在高校和企業之間雙向流動。

三是應建立完善的新型創新生態體系，為面向未來產業的基礎研究提供環境制度保障。隨著智能化、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未來產業與基礎研究之間呈現出新的關系。例如，人工智能不再是先由高校進行數學算法研發再進入產業進行轉化；2023年，32個重要的機器學習模型都源自產業界。這一科學知識生產方式和產業創新范式的深刻變革呼喚新的科技創新組織架構。在未來產業中，科研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相互交織、相互支持。從國內外經驗看，前沿基礎研究和未來產業的發展需要管理制度、經濟金融、知識產權、人才隊伍、社會氛圍等全面支撐，涉及國家與國家、政府各部門、政府與非政府機構以及各社會主體之間的多維度協同合作。綜合、高效、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體系與合理、系統的組織方式有助于打通創新鏈中的堵點，促使科學發現、技術突破與產業發展交互融通，實現效果、效率、效益和效能的全面提升。因此，必須促進多元主體密切配合，將決策者的戰略意識、科研工作者的專業知識、管理者的組織協調、產業界的領軍作用、社會公眾的參與監督匯聚成為推動基礎研究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堅實力量。

四是應加強科技倫理治理，劃定基礎研究成果在未來產業中的應用底線。基礎研究是“深入無人區”的前沿探索，但并非沒有禁區。當基礎研究成果應用于未來產業時，不能只亮“綠燈”，不亮“紅燈”。例如，人工智能是未來產業發展的核心動能之一，但人工智能可能帶來改變就業結構、沖擊法律與社會倫理準則等問題。2024年3月，歐盟議會高票通過《人工智能法案》，為人工智能的功能性應用劃定了明確的禁區。

我國適應前沿基礎研究成果應用的政策法規、標準體系亟待完善。首先，必須加強新興科技倫理治理研究，加強科學家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協作，以審慎的態度研判基礎研究成果可能帶來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其次，必須加強科技倫理的宣傳與教育工作。通過設置科技倫理、科學技術與社會等課程，大力提升相關專業學科本專科生、研究生的科技倫理素養。同時，積極開展科技倫理宣傳工作，提升全社會科技倫理意識，引導公眾理性對待科技倫理問題。最后，通過規范研究議程和強化法律約束，劃定基礎研究成果應用于未來產業的“紅線”與“底線”，使治理體系設計走在未來產業發展的前面。

（作者：武晨簫  胡明艷，均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