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擴大有效需求，既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還要擴大有效益的投資，激發各類投資活力需要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需要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完善投融資機制，創新投融資方式，降低市場主體投資成本，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一、發揮投資需求的關鍵性作用
我國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資拉動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明顯提高，其基礎性作用正在成為共識，并且開始了向消費拉動型經濟的轉型。同時，不能忽視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關鍵性作用。但是，目前消費需求拉動的發展方式還沒有完全到位，保持投資的合理增長，啟動新的投資項目，可以有效地擴大內需，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特別是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為推動經濟回升向好，更需要投資起帶動作用。就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關系來說，上年的總需求形成當年的總供給，當年的總需求形成下年的總供給。因此，動態地看，當期的投資需求可以影響下個經濟時期的供給。因此，投資的關鍵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投資需求可以促進擴大消費需求。雖然從量上看，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投資需求同時可以產生增加消費需求的效應。一是以投資來創造就業機會和崗位，以投資拉動的增長來增加居民收入，從而解決居民的“敢消費能消費”問題。二是以投資來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和區域均等化，從而增強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水平。三是以投資來改善生態環境和民生，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顯然，投資需求產生的這些效應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是一致的，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起關鍵作用。黨的二十大提出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起關鍵和引導作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需要尋求科技和產業的新增長點。如重大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轉化，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提前布局，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投資在這些方面都起著先導性引領性作用。第二，補齊發展的短板。在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存在制約經濟發展的短板。如交通等方面的基礎設施的短板（高鐵、高速公路等），環境和生態建設的短板，農業基礎設施的短板，等等。根據“木桶原理”，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都是由短板決定的。通過投資補齊短板，就能有效促進經濟回升向好。第三，推動經濟進入新賽道。當前數字經濟成為世界科技和產業競爭的新賽道，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高科技和新產業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產業，是國際競爭優勢的具體體現，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需要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與創新驅動相關的數字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成為投資的重要方面
投資推動經濟回升向好。世界范圍內，經濟處于危機時大都是靠增加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擺脫困境的。盡管我國經濟沒有陷入危機，但是由于三年疫情及某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打壓，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居民消費需求不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轉弱，只靠消費需求是拉不動經濟增長的。要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重要的選擇是刺激并擴大投資需求，以此來擴大總需求，提供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空間，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增進民生福祉，保持社會穩定。
開啟現代化新征程，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投資需求潛力巨大。上述投資需求的關鍵作用表明，擴大投資需求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的重要結合部，只要投資是有效的，就能起到這種作用。
二、擴大有效投資需求
投資并不都是有效的。對經濟增長起作用的投資需求指的是有效投資需求，無效投資不僅拉不動經濟增長，還會導致資金浪費、資金鏈斷裂，甚至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講話中，提出了擴大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和拓展有效投資空間的概念，強調投資關鍵是“有效”的重要性。
適度的投資率。投資率的形成本身包含著一定的福利評價標準。一般說來，投資率的提高意味著現期消費份額的減少和未來消費水平的提高。其福利目標便是以犧牲一定的現期消費為代價，換取未來更高的消費水平。不僅如此，積累效益的評價還涉及積累所付出的代價是否能得到補償的問題。投資過低，經濟增長緩慢，就業問題難以解決，無法滿足居民的近期消費。這時盡管投資率不高，但社會成本太大。投資率過高，盡管可能產生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由高速增長造成的公眾低消費及由此出現的代價未必得到補償。特別是由高投資引起的通貨膨脹及經濟的大起大落，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更是無法補償的，這就提出了最優的投資率問題。適度和最優的標準是，既能充分動員全部實際可用的生產資源，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眾近期和未來的消費水平，從而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這是有效投資的重要表現。由此，提出積累效益，即儲蓄效益問題。積累效益是指積累每一單位資金所付出的代價，涉及的是以減少消費為代價的儲蓄（積累），積累要付出代價的。例如，消費的犧牲、積累過程本身的費用等。如果我們用社會邊際成本這一概念來表示資金籌集所付出的代價，那么，只有當資金邊際效率大于資金積累的社會邊際成本時，所形成的投資需求才是有效的。因此，積累率、積累方式和積累機制的選擇都不是隨意的，都應服從積累效益目標。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為促進經濟回升向好，適當提高投資率是必要的。
適當地提高投資率。從儲蓄（積累）與投資需求關系分析，投資需求規模取決于儲蓄水平，也就是一國的總收入中用于儲蓄的水平。如果要擴大投資需求就需要有更高的儲蓄水平。在投資需求大于儲蓄時，一般會采取兩種方式來支持高投資，一是增加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相關；二是增加政府支出，與財政政策相關。如果這兩種措施能夠迅速增加產出，應該不會有問題。如果沒有在短時期內取得增加產出的效果，則可能觸發通貨膨脹。根據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的總基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這種以提質增效增加產出為目標，適當提高投資率的宏觀政策，不但能有效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還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有效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
增加有效益的投資。投資需求并非都會產生相應的產出，這涉及投資機會和投資項目。有了投資資金，但找不到投資的機會或者錯過投資機會，或者投錯項目不僅得不到產出，還可能浪費和丟失投資資金。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缺少企業家也就是缺乏投資能力，投資不能形成有效投資，尤其是在項目選擇上，找不到投資方向，盲目投資，重復投資，由此產生的無效投資、產能過剩造成投資效益下降。無論是哪方面投資，都要講效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要擴大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回報的投資才是有效投資，因此，新發展格局中的投資導向，要從規模導向轉向收入回報導向，以降低投資風險。
優化投資空間。符合發展目標的投資結構，投資效益很大程度上是投資結構和投資方向問題。增長不等于發展，投資不單純為了增長，而是要實現發展目標。現階段提高投資的有效性，關鍵在結構上拓展有效投資空間，根據新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解決長期發展問題的思路，需要針對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及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拓展投資空間，主要涉及下列領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短板領域，推動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集群化發展，科技創新創業培育新增長點領域，擴大增強新產業新業態順應新需求新模式的能力。增強基礎支撐能力和基礎設施領域，提升跨區域協同水平和保障生態安全等領域，還需強調的是，在短期內由民生改善拉動的投資是最有效。
三、激發各類投資活力
研究經濟發展，一般將公共投資和市場主體投資合并在一起作為總投資看待。公共資本 和市場主體資本之間并不都是競爭關系，或稱“擠出效應”。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兩者存在一定的互補關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對政府投資和市場主體投資都有明確的指向，為了促進經濟回升向好，逆周期調節的基本傾向是刺激投資需求。
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政府投資政策不僅在調節總需求和總供給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經濟結構和加強長期發展的基礎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培育發展新動能。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 、教育投資和研究與發展投資，在促進經濟資源條件變化，提高經濟潛在產出水平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視。尤其是在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培育發展新動能等方面，都能起到厚植長期發展基礎的作用。這些投資不但不會擠出私人投資，而且會為其提供良好的基礎環境，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期投資巨大，產業鏈還未形成，未來發展前景往往不明確，這類型的投資，應更多地采取以政府投資為引導，企業投資參與的投資模式。新基建屬于公共基礎設施，依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疑需要政府投資。但是，政府投資能力畢竟有限，受政府預算的約束。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共服務領域適當地引入社會資本，不僅可以使相應的項目順利完成，還能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于發展更多的公共服務，如中西部鐵路、大型水利工程、棚戶區改造，以及城市地下管廊等公共設施建設，社會資本也可從中獲取長期的投資收益。
鼓勵民間企業投資。在市場經濟中，投資主體是各類企業，以擴大投資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基礎是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我國目前各類市場主體有1.5億多家，包括國有企業及各種所有制企業。其中，民間投資是來自于民營 經濟所涵蓋的各類主體的投資，具體包括個體投資、私營企業投資 、私有資本控股的股份制企業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投資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為促進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擴大社會就業 的重要力量。民間投資占我國全部投資比重的六成左右，對穩投資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激活民間投資、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是擴大內需的關鍵。在各級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嚴重的背景下，更要重視企業和民間投資，激發包括國有和民營市場主體投資活力。其前提是，各類市場主體都要成為投資主體，既要承擔投資風險，又要實實在在獲取投資收益，尤其是產權激勵。
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把擴大民間投資作為穩定有效投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需要在市場準入、產權保護和公平競爭方面明確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正確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持續推進投資領域“放管服”改革，克服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民間投資進入重點領域的顯性和隱性障礙。營造公平競爭投資環境，落實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享受平等待遇。加快轉變政府的投資管理職能，從涉企政策制定，到最大限度地放寬民間投資準入、提高審批服務效能，再到資源要素配置、降低投資成本、協調服務保障和運營管理等各個環節，更多用改革的舉措強化企業的民間投資主體地位。優化市場主體投資環境。一方面，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切實保護市場主體投資的合法權益，培育和維護平等競爭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減少或清理涉及市場主體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簡化環節，縮短時限，進一步推動管理內容、標準和程序的公開化、規范化，提高行政服務效率，減輕企業負擔。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凡是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該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凡是中國政府已向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該向國內民間資本開放。民間資本得以進入國企壟斷的行業，啟動市場競爭，可以倒逼壟斷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同時，加大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基礎性科研的政府投資。
拓寬民間融資渠道。民間投資乏力，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投融資渠道。走出這種困境的對策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消除投資障礙，促進投資便利化。推進金融市場改革，由間接融資擴展到直接融資，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占比。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杠桿率，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普惠小微、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資本市場，保護投資者利益。
降低市場主體投資成本。引導銀行加大對民營企業信貸支持，確保中小微企業降成本政策落到實處，穩定投資預期，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在利潤空間不斷壓縮的現實情況下，激發民間投資活力，要最大限度降低企業成本：一方面要降低民營企業稅負成本。圍繞減稅降費要求，通過落實減稅惠企、實施緩繳扶企、加速退稅利企、優化服務便企等諸多策略，切實降低企業稅負成本，提高民間投資欲望。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企業要素成本。圍繞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通過推進收費制度改革、電力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流通制度改革等，降低民營企業在用工、用能、用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提高民間投資效率。
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擴大投資需求存在能投資、愿投資和敢投資問題。各種刺激投資宏觀政策出臺，最根本的還是需要資本的響應。這就需要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鼓勵投資需求不僅需要有宏觀政策指向，還需要明確的制度導向，需要政府投資的帶動，外資民資的行動。目前，外資面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脫鉤、斷供背景，經濟發展存在不確定性，民營資本面對國內市場不確定和預期不明朗、投資信心不足，穩外資和穩民資就成為重點。穩外資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不僅是穩就業，更重要的是獲取高端技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把優質存量外資留下來，還要把更多高質量外資吸引過來”。對民營資本主要是增強其投資信心，形成好的經濟預期，關鍵是把兩個毫不動搖落到實處。充分發揮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等對民間投資的導向作用，加強宏觀政策信息引導，完善向民間資本推介項目長效機制。民間的投資只要得到國家制度的保障，有好的預期，必然有擴大投資需求的行動。
（作者：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