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國家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也是全面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進程，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更是需要法治化的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鄭重宣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明確提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綱領，并對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法治中國作出了具體部署。

數字治理需要盡快步入法治化軌道

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引擎，以互聯網為介質的數字化全面、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世界發展的各個方面。在現實中，從日常支付到智慧生活，從生產經營到社會治理，從個人隱私到國家安全，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國家都在全方位地受到數字化的深刻影響。在數字化轉型的當下，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創造財富的密碼；誰先實現了數字化轉型，誰就能夠贏得引領發展的先機。

在這一潮流中，全球產業結構深度調整，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迭代，與傳統領域深度融合創新，不斷催生出各種新業態，塑造出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社會治理也借助大數據走向智能化，推動整個社會文明向前發展。數字化為我們帶來了各種便利與全新體驗，但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如虛擬世界對現實生活的沖擊，網絡情景對現實場景的顛覆，算法牽引對個人偏好的改造與強化，以及互聯網造就的脫實向虛、“網紅”職業、機器替代、信息“裸奔”、網絡暴力等。當今世界秩序正在被數字化重構，數字的合規利用和安全風險倍增，依靠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處理好數字化時代的各種關系。

在各種關系的重構中，經營主體之間的競爭關系需要適應數字化要求有序調節，如現實中雇傭網絡水軍對競爭對手進行詆毀、抹黑等行為，往往瞬間造成惡劣后果，嚴重損害了數字化時代的營商環境；社會關系需要適應數字化特征加以調節，如個體行為的自主性與計算機算法強勢牽引帶來的不適，以及數據泄密和個人隱私被肆意搜集、披露，許多案例引發公眾的不安全感，也增添了不信任感。即使是維護公平正義，網絡世界也絕不是現實情景中公平正義的簡單延伸，網絡的放大效應加上個體的激情沖動，既有可能使公平正義得到伸張，也有可能演變為網絡暴力。如果放任數字化自由生長、野蠻生長，個體生活的不確定性將隨之倍增，社會關系失序、社會治理失控現象將難以避免，國家治理也會陷入風險之中。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數字化與現實世界的差異性、疊加放大效應以及關系鏈條延展的復雜性，通過法治手段來加快創造出與之相匹配的新制度環境，形塑出更加符合現代文明的優良社會秩序與氛圍。

推進完善適應數字化特點的法治規范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相關立法也進入了快車道。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制定了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初步形成了一個與數字化轉型相適應的新的法律體系框架。同時還陸續修訂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廣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民法典、刑法等，針對網絡交易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網絡平臺的食品安全責任、互聯網廣告、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互聯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網絡新業態下的民事權利保護、打擊新型網絡犯罪等，完善了相關制度規范；正在修訂中的慈善法也增加了對互聯網慈善活動的規制。部分省市也加強了相關立法，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制定了《上海市數據條例》，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制定了《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等，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出臺亦對當地數字經濟領域的治理起到了較好的促進作用。所有這些，均表明數字時代的法治建設已經全面開工，并取得了相應的成效。

然而，面對數字化帶來的全方位影響，這些法律規制還遠遠不夠，即使是引起高度重視的數字經濟領域的立法，也仍然不足以引領數字經濟發展。2022年12月，為充分發揮我國海量數據規模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特別強調要“穩步推進制度建設”，明確提出要加強制定數字治理領域的政策及標準，強化數字領域的立法研究，推動完善相關法律制度，這表明數字經濟領域還面臨著繁重的法制建設任務。在數字生活中，如何將現實法理融入網絡治理中，同樣需要專門、細致的制度安排，必須在利用數字化轉型提升效能的同時，重新梳理各種關系、維護各方合法權益、切實保護隱私，重構數字化時代的新秩序，增強數字化時代的安全感。因此，立法機關需要加強法律制度的供給，遵循數字治理的客觀規律，及時彌補法律空白、補齊制度短板，循序漸進健全適應數字化特點的法治規范體系，以法治手段確保我國數字領域的領先地位，并為世界提供范例。

用法治思維來推進數字治理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已經吹響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號角，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全面提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作為數字化大國，客觀上已經站在了全球數字化發展的潮頭，相關立法也不能滯后，迫切需要通過法治手段推進數字治理現代化。

全面樹立網絡法治思維和網絡規則意識，明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數字治理法治化包括立法定規（賦權明責）、各主體依法有序運行、公權力機關依法監管。數字治理方式帶來全方位、深層次的變革，每個人、各類組織都不能置身事外。數字治理法治化必須構建多主體協同高效的治理模式，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規范數字企業的主體責任，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責任，調動社會公眾的監督責任。同時，數字化給全球化帶來了新機遇與新挑戰，開辟了全球經濟競爭的新領域新方式，增添了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的新風險，需要通過法治的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公平正義的全球共同價值。因此，必須以法治思維、規則意識來構建數字化時代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新格局。

做到數字治理有法可依，以良法促善治。數字治理法治化，首在通過立法設立紅綠燈、提供清晰的行為準則，以法治保障為數字化系上行穩致遠的安全帶，打造有利于數字化轉型和促進數字化健康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如數字經濟發展中如何更加有效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如何確?；ヂ摼W金融、電子商務健康發展，如何有效地保障網絡商業秘密與個人隱私、懲治網絡經濟犯罪等，就很難完全照搬現實場景中的法律規制，它需要充分考慮網絡世界的特殊性，從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互聯網行業公平競爭、數據產權界定與共享、數據開放交易與收益分配、數據領域爭議處理、網絡信息保護、網絡犯罪懲戒等方面立法。同時，創新相關制度，如突破傳統的一對一勞動關系束縛，打破只以傳統勞動關系為依據的現行工傷保險制度等，使之形成完備的適用于數字化轉型的法制體系。唯有如此，才能為數字治理法治化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依據與法律保障。

共同營造有利于數字化轉型發展的社會氛圍。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立法發出清晰的信號，以鮮活的案例教育規范社會行為。近幾年來，人民法院判決了多起網絡欺詐案件、侵害個人隱私案件、損害名譽案件，政府有關主管部門也處理了一批互聯網行業或借助互聯網平臺實行的壟斷案件、偷稅漏稅案件等。僅以網絡詐騙為例，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6日發布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及其關聯犯罪十大典型案例，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有利于形塑數字化轉型健康持續發展的社會氛圍。

數字化轉型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讓數字治理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必定促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續，進而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