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是中國經濟能夠重返穩定增長的軌道

進入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中國經濟面臨著較以往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復雜，有些可能帶來長期的結構性改變。挑戰不僅來自事實本身，還來自對同一事實的認識分歧。但經濟仍然是重要的，當務之急是中國經濟能夠重返穩定增長的軌道。2021年前兩個季度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基本符合預期。第三季度出現明顯回落，增速低于5%，第四季度進一步降低至4%。宏觀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投資快速下滑。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經濟增長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增速下行的短期因素是疫情反復、限電停產、供應鏈沖擊，包括上游原材料限產、漲價，缺芯、缺柜、缺工等。中長期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忽視?；ㄍ顿Y項目儲備不足，地方債務風險加大，投資回報降低，融資能力下降，反映的是有效投資需求下降。房地產投資總體上已過峰值期，近年來拉動增長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結構性潛能也在回落，不大可能重返若干年來的較高增速軌道。

預期轉弱是這次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前一段時間經濟增速已低于潛在增速，如何使之盡快回升至潛在增長軌道?人們往往首先訴諸宏觀政策。無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可以力度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經濟下滑之際起到托底提升的作用。但經驗表明，僅有這些是不夠的，甚至這些不是主要方面。

預期轉弱是這次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預期問題以前也存在，但這一次似乎更為突出，起因也更為復雜。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投資者、生產者不看好前景，那么即便宏觀政策寬松了，潛在增速也難以轉換為實際增長動能。首先，要重申黨和國家關于改革開放發展的系列大政方針，強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等等。之所以要重申，是因為諸多因素帶來觀點和政策上的混亂，通過重申澄清是非，可以增強大政方針的可信性。其次，需要加強對市場經濟基本常識的宣傳教育。比如，對能耗總量和某個行業增速的直接控制，其前提是對能耗和相關行業需求的精準計算，這件事情如果能夠做到，當初就不用改革計劃經濟了。因此，還是要講清楚什么事情需要市場做，什么事情適合政府做。最后，應更多運用法治辦法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法治的優點就是連續、穩定，不因人因事而隨意改變。還是要講一句老話，要多用法律的、經濟的辦法，在需要用行政辦法的場合，也要提高其科學性，通過法治建設的進步推動政策和預期的穩定。

保持與潛在增速相適應的實際增速是必要的，通過努力也是可以爭取到的，但必須以高質量發展為前提，并與其相協調。從長期看，這樣做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這一點在2021年經濟增速分別按不變價人民幣、現價人民幣和現價美元計算的差異中已經明確顯示。

2021年GDP總量按不變價人民幣計算增長8.1%，按現價人民幣計算增長12.8%，按現價美元計算則增長20%。如按現價美元計算，GDP總量在2020年為14.7萬億美元，2021年為17.7萬億美元，增加3萬億美元。這3萬億美元中，大約2萬億美元來自現價人民幣衡量的增長，1萬億美元來自匯率升值。從2020年到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6.9升到6.45，升幅為7%。

按照已有發展規劃，到2035年，我國人均收入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3萬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幣不變價計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此間年均增速也要達到4.7%以上，難度相當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已定目標無法實現。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匯率變動。根據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其人均收入在達到1萬美元后的16年間，都經歷了經濟中速增長和匯率快速升值的過程，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匯率升值的貢獻顯著大于實際增長的貢獻。

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激發結構性潛能上

匯率變動是一個復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量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由此引出的啟示是，我們需要保持可爭取的、不盲目追高、符合現階段潛在增長率的增速，更重要、難度更大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不動搖，其內涵包括宏觀基本穩定，微觀有活力，結構持續轉型升級。假設年均實際增速為5%左右，人民幣現價與不變價差額和匯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無論是保持必要增速，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都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激發結構性潛能上。在邏輯層面，我們可以區分三種增長率，一是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二是既有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三是宏觀政策約束下可實現的增長率。實際增長率是以上三種增長率的疊加。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逐步下降，但仍可達到5%—5.5%。近些年宏觀政策的度總體上把握得較好，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基本上滿足了經濟救助、恢復和發展的需要，也沒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過緊而壓制增長率的情況。這樣，關注的重點就要轉到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和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之間的缺口上。近期需要推出一批具有擴張性的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創新的政策舉措，放松不當政策對增長潛能的約束，使之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力量。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