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京中醫藥大學王琦書院開學典禮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托王琦書院開展岐黃學者培養，進一步探索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當代中醫藥人才應具備什么樣的特點和素質？如何讓中醫藥走進尋常百姓家，更好助力健康中國建設？怎樣理解、如何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圍繞這些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國醫大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王琦。

王琦表示，中醫藥振興發展離不開戰略思維，中醫岐黃學者聚焦包括戰略思維能力在內的四種能力培養。他呼吁全社會共建共享，大力推動中醫藥走進尋常百姓家，切實助力健康中國建設。

“戰略思維”的兩個層次

《經濟參考報》記者：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明確的岐黃學者培養方案，聚焦進一步提升岐黃學者四個能力，即中醫經典研究能力、臨床研究能力、多學科交叉創新能力、戰略思維能力。如何培養這四種能力？

王琦：大家知道，國家培養中醫藥高層次人才的“進階路”，包括全國優才（全國中醫藥優秀人才）、岐黃學者、全國名中醫、國醫大師。如果說，從中醫藥臨床一線骨干優選出來的全國優才，是中醫藥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的基礎，那么，岐黃學者則在中醫藥高層次人才中處于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岐黃學者的培養有獨有的特點。對應于進一步提升四個能力，岐黃學者的培養分為四個模塊。

一是研讀經典。學中醫的人都要研讀經典，但岐黃學者研讀經典還承擔著為當代科學和醫學前沿尋找源頭的使命。比如說《黃帝內經》有五運六氣、天干地支這方面的重要內容。岐黃學者研讀《黃帝內經》，不是再去學什么是五運六氣、天干地支這些基礎知識，而是要研究這個時間醫學和生命、疾病的發生有什么關聯。就是要把對經典的研讀，融會到當代科學、當代醫學的前沿上來。

二是尋求解決臨床難題的新路徑。對某一類疾病怎么辨證治療，并不是岐黃學者培養的主要目的。對某一類疾病的治療，總體上遇到了哪些難題沒有解決，如何以新思路解決當前的臨床困惑，才是岐黃學者使命所在。如慢性萎縮性胃炎病人，相當一部分有癌變的可能，是當前臨床治療的難點。因此，深入了解、把握疾病變化的全過程，從而拿出切實有效的方案，從總體上減少乃至阻斷慢性萎縮性胃炎的癌變可能，就成為岐黃學者區別于臨床醫生的重要特征。

從這個意義上講，培養岐黃學者，就是要把醫生培養成中醫臨床家。有了這樣一大批中醫臨床家，中醫藥對疑難病癥的解決能力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度就會進一步大大提升。

三是走出中醫藥自身的文化圈，運用多學科知識解釋中醫藥。就是要提升中醫藥的解釋能力，不僅要用中醫藥自身的話語體系，如調理脾胃、活血化瘀等，還要用當代科學的話語體系，把中醫藥的療效說明白、講清楚。比如，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醫藥發揮了重要作用、獨特價值，為世界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但要和外國人講寒濕疫、濕毒疫，講扶正、祛邪，他們聽不懂，更不明白中醫藥怎么就能控制發燒，把重癥變輕癥，把新冠患者治愈。那就要同他們講炎癥風暴控制、病毒載量控制，講對病灶影響，講對病理損傷的修復，這就是中醫藥的解釋力。

就像我做中醫體質研究一樣，會用基因組學、腸道菌群等檢測技術，用流行病學調查等很多方法來闡述，這樣很多人就容易明白、接受并運用其中的道理了。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用現代科學、多學科知識對中醫藥進行解讀，并不是用科學把中醫藥“西化”了，中醫藥的內核仍在。這不是“中醫西化”，而是“我主人隨”。

四是培養戰略思維。這一點，對于中醫藥高層次人才培養，對于當前中醫藥振興發展，具有特殊意義。

《經濟參考報》記者：怎么理解這種戰略思維能力？

王琦：具備良好的戰略思維能力，就會對解決長期困惑的問題另辟蹊徑。舉個例子，有一堆垃圾箱飛出很多蚊子，如果我們只研究如何驅趕和消滅蚊子，那蚊子沒有了還會來蒼蠅；我們又開始研究如何驅趕消滅蒼蠅，蒼蠅好不容易趕跑了，還可能會來蟑螂、老鼠……這樣下去，還有個完么？

對于醫生而言，各種疾病就好比蚊子、蒼蠅、老鼠等等。如果醫生具備了良好的戰略思維能力，就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處理好垃圾箱這個問題上，也就是解決好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問題。否則，反反復復地消炎、抗病毒、殺腫瘤細胞……究竟效果怎樣？

以抗過敏為例。對于過敏的患者，一種治療方法是測試過敏源、找到過敏源、隔絕過敏源。可常見的過敏源至少數十種，所有過敏源更可能數以萬計。一個個找，一種種排除，不僅成本高昂，更可能無效，因為除少部分吃的喝的過敏源，大部分過敏源是無法徹底隔絕的。如花粉過敏源，患者能不呼吸么？但中醫通過扶正祛邪、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方法，就能應對多種過敏源，使過敏癥狀得到有效控制。

《經濟參考報》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培養戰略思維能力，與中醫藥整體觀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

王琦：的確如此。同時，我們講中醫藥發展需要戰略思維能力，還有第二層含義，即要從宏觀上、頂層架構與政策設計上推動中醫藥的傳承創新發展。換言之，中醫藥振興發展，除了需要一大批具有戰略思維能力的中醫醫生，還需要中醫戰略家。

我們希望，從岐黃學者中能走出這樣的中醫戰略家。當然，從人數上講，具有戰略思維能力的中醫師是占到大部分的。中醫戰略家，從人數上講是少部分，但不可或缺。

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戰略思維

《經濟參考報》記者：2019年召開的全國中醫藥大會提出，要“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您如何理解“事業”和“產業”這一對概念？應如何推動二者高質量融合發展？

王琦：事業是一個大概念，廣義的概念，涵蓋了產業這個概念。但如果把事業和產業放在一起，那么就成了相互聯系、相互區別的一對概念。

簡言之，中醫藥事業，應該是那些不以市場機制為主要驅動機制的，不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導向的范疇。比如說大醫精誠、懸壺濟世，比如說人才培養、基礎科研，比如說以治病救人為首要目標的基本醫療等。中醫藥產業，則應該是以市場機制、經濟利益導向為主的范疇，有供給能力、服務能力、產業鏈，強調市場份額、營收利潤，比如藥食同源、中醫美容減肥等。

與此同時，必須認識到，中醫藥事業和產業二者結構、功能是有區別的，但二者不是涇渭分明、互相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為依托的。

《經濟參考報》記者：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中醫藥振興發展，離不開市場、離不開產業，有經濟基礎才能夠持續發展。反過來，如果說搞中醫藥只是為了掙錢，那方向就會走歪甚至走反了。中醫藥產業必須要有事業引領，只有這樣產業才能行穩致遠。

王琦：你說的很對。同樣，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戰略思維，離不開頂層設計。

讓中醫藥走進尋常百姓家

《經濟參考報》記者：您創立的中醫體質學，已成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重點學科、教育部批準高校自主設置的目錄外二級學科，中醫體質辨識法已被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這是中醫藥首次進入國家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此外，您還牽頭編制了評價中醫體質類型的測試工具中醫體質量表，幫普通人讀懂自己的身體，進行自我健康管理。您能簡單介紹一下中醫體質學么？

王琦：體質指人體生命過程中，人類在生長、發育過程中所形成的與自然、社會環境相適應的人體個性特征。其表現為結構、功能、代謝以及對外界刺激反應等方面的個體差異性，對某些病因和疾病的易感性，以及疾病轉變轉歸中的某種傾向性。

遺傳因素的多樣性和后天因素的復雜性，形成個體體質的差異性。另外，同樣社會背景、同一地區、同樣飲食習慣和日常生活方式的人群表現出體質的群體趨同。

由于個體差異和群體趨同，我們進行了大量流行病調查和組學科學研究，將國人體質分為九類，即平和體質、氣虛體質、陽虛體質、陰虛體質、痰濕體質、濕熱體質、血瘀體質、氣郁體質、特稟體質，并將這些體質可能對應的疾病進行分類。

很多人知道自己的體質后，就能知道自己容易得哪些疾病。然后，根據這些病可能帶來的問題，進行自我調節和健康管理。

《經濟參考報》記者：能舉個例子么？

王琦：比如說，臉上油呼呼的、肚子大大的、晚上睡覺打呼嚕的人，屬于典型的痰濕體質。這一體質的人群，容易血糖高、血壓高、血脂高、尿酸高，女性還容易得多囊卵巢病。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個體角度而言，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掌握了這一套體系，并指導自己的日常飲食起居，肯定對自己的健康大有幫助。從國家角度來說，不僅有助于健康中國建設，而且有助于國家整體發展和進步。可以這樣理解嗎？

王琦：多年來，我們運用現代醫學雙盲對照實驗等手段，對中醫體質學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比如，經過中醫體質學的干預，高血壓、高血糖等人群健康水平均有明顯改善，改善程度明顯優于對照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長寧區北新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累計為40萬社區居民進行中醫體質辨識，提供個體化健康調養方案，門診均次費用降低7元。

健康中國建設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要從疾病為中心向健康為中心轉變。我經常在各種場合呼吁，我們不僅要重視醫院發展，比如對各種醫療儀器設備進行更新改造，更要重視推廣包括中醫體質學在內的各種中醫藥寶貴財富。對后者投入產生的效益，絲毫不亞于甚至優于前者。

我們對中醫體質學走進千家萬戶的前景充滿信心。2009年4月《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標準入選中華中醫藥學會行業標準，此后得到廣泛推廣應用。體質辨識法被全國二級以上中醫院的235家“治未病”協作組、1000多所高校及醫院采用。體質辨識和調理被納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老年人中醫藥健康管理服務規范》，在老年人群中已應用3.13億人次。目前，我們還在研究利用移動互聯、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利用動漫等互聯網傳播形式，讓中醫藥、中醫體質學走進更多尋常百姓家，讓更多人掌握這種“自主自助式”健康管理體系。

其實，在國家層面上大力推動中醫藥走進千家萬戶，全社會共建共享，本身就是通過戰略思維助力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具體實踐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