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區域自然資源多樣性和國際糧食價格上漲驅動下，以“大食物觀”保障糧食安全有助于提高我國糧食安全韌性。然而，當前農業勞動力短缺、技術不足和供應鏈延遲等因素制約了“大食物”供給。為此，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流通效率和提高產業融合等方面來建設“大食物”糧食安全體系，確保我國糧食安全。

【關鍵詞】大食物觀 糧食安全 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31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保障蔬菜、肉類、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哪樣缺了也不行。綜合來看，糧食安全保障是在避免發生糧食危機、滿足居民飲食生活基本面的基礎上實現飲食營養均衡和飲食品質的高級化和多樣化。基于當前國內外環境和需求變化，確保主糧自給的同時構建“大食物”安全體系，有助于實現糧食安全戰略高質量發展。

以“大食物觀”保障糧食安全的內外部驅動因素

新時代國內消費需求、飲食結構、區域居民需求都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國際形勢多變，地緣沖突、貿易壁壘加劇，隨著時代的發展，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具有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糧食系統來確保糧食安全勢在必行。

首先，居民飲食結構多元化，需要“大食物觀”糧食安全戰略體系支撐。中國地大物博，自古居民飲食結構以小麥、稻谷、玉米、谷子等谷物為主。糧食在中國通常所指就是谷物，政策文件中主糧為小麥、稻谷、玉米，口糧主要為稻谷、小麥和玉米；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健康觀念的養成，中國居民飲食結構表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從廣義上來看，食物包含一切可食用作物，既涵蓋谷物，也包括塊根與塊莖作物類、蔬菜和瓜類、水果、豆類、油籽、油果作物、糖料作物、漿果、家畜、禽等產品。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在2013—2017年，居民對谷物、肉類和食用油需求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而對薯類、豆類、禽類、水產品、蔬菜、水果需求增加；從城鄉間對比來看，城鎮居民對谷物的消費相對比農村居民少；特別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對谷物需求下降明顯；但對于河北、西藏、山西等地區，谷物消費仍然占飲食結構較大比重。自2018年開始受經濟不確定性沖擊，居民對豬肉和食用油需求繼續下降，但同時對谷物、牛肉、蔬菜、奶類、蛋類、瓜果、禽類等需求增長，整體上仍表現為追求營養和健康的多元化飲食特征。居民飲食結構呈現多樣化的大食物消費，在此驅動下，需要“大食物觀”糧食安全戰略體系來支撐和滿足居民飲食多元化，為糧食安全筑牢防線，實現居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其次，中國區域自然資源多樣性為塑造“大食物觀”奠定了客觀基礎。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會議上表示，維護生物多樣性對糧食生產、維系農民生計至關重要。生物多樣性是夯實糧食安全、豐富營養的根本保障，有助于農業、林業和漁業保持可持續發展，適應氣候變化，應對人口增長等挑戰。依據地區生物多樣性來構建食物系統有助于增強糧食安全韌性、實現高質量糧食安全。中國地域遼闊，海拔高度差異顯著，農區地勢復雜，丘陵、平原、高原、山地、盆地、河谷交錯分布，土壤類型多種多樣，部分地區呈現“立體農業”特征；氣候多樣，有寒帶、亞熱帶和熱帶，溫帶、有半濕潤區、濕潤區、干旱區和半干旱區；中國農業歷史悠久，在多樣性的自然氣候條件下，居民飲食呈現多樣化的特征。同時，中國自然資源的多樣性提供了豐富的食物資源，是不同地區居民實現飲食結構多元化的基礎，為國家樹立“大食物觀”、筑牢糧食安全屏障提供了天然的基礎條件。

最后，面對地緣政治沖突引發全球糧食危機，樹立“大食物觀”、加快構建糧食安全戰略體系至關重要。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顯示，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引發了多國糧食價格上漲，俄烏戰爭進一步加劇了糧食進口國的糧食價格上升幅度。全球糧食價格指數持續升高，導致全球限制糧食出口的國家增加，其中印度、烏克蘭、俄羅斯、印度尼西亞、伊朗等國家對小麥、主食物、葵花籽油、棕櫚油及部分蔬菜等分別進行了限制。當前，中國糧食實現口糧高度自給安全，但仍需要大量進口的大豆和玉米作為飼料用糧，以滿足肉蛋奶供給需求。中國農作物種植主要以稻谷、小麥、玉米和豆類谷物為主，其中玉米自改革開放后出現持續上漲趨勢，其他作物耕種面積增長緩慢。受目前國際糧食危機影響，中國糧食進口面臨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供應量風險雙重挑戰。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對內充分利用中國不同區域自然資源稟賦，加快建設國內“大食物”糧食安全自給體系；同時需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多樣性，促進與周邊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多元化，降低進口供給不確定性的貿易風險，提高“大食物”進口安全。

當前面臨的現實問題和挑戰

第一，農業勞動力短缺、技術發展存在瓶頸，制約了多樣化的“大食物觀”實現。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向城鎮二、三產業轉移，致使農業適齡勞動力人口數量急劇下降。與工業和服務業相比，目前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相對滯后，勞動力依然是農業發展的基礎。農業勞動力匱乏使得農業種植品種單一化、生物多樣化水平下降，糧食生產對機械、農藥、化肥存在路徑依賴的問題。在作物種植方面，蔬菜、水果的機械化水平較低，勞動力用工程度較高，小農戶的種植能力下降；稻谷、小麥、玉米種植實現了高度機械化，在政策支持下，農戶選擇種植意愿較高。此外，由于中國人均耕地面積較低，農業技術欠發達，土地利用效率較低，單產水平也是影響農戶選擇種植的主要因素。大豆、高粱等農作物單產較低，種植面積推廣一直緩慢，制約了“大食物”發展。

第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戰爭影響，國內外供應鏈中斷阻滯，降低了多樣化食物流通的效率，也對全球供應鏈帶來一定沖擊，物流供應延遲、效率下降、物流成本上升。全球疫情導致進口糧食和各類食物不安全風險增加，人們對進口食物的購買需求會因擔心檢測出新冠病毒而降低；從國內來看，不同地區的疫情散發，使得農副產品跨地區運輸受到影響；從國際來看，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沖突促使中歐貿易的供應路線發生變化，途經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航運、海運和中歐班列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斷，因此造成全球糧食和各類食品、農產品貿易供給水平下降。由于食品、農產品消費具有時效性，供應延遲既降低了流通效率，也弱化了對多樣化的食品、農產品進口需求。

第三，在全球不確定性風險沖擊下，食物價格上漲，對“大食物”消費需求下降。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地區戰爭沖突、全球疫情和氣候的沖擊下，全球發生糧食危機的國家擴大。與此同時，限制糧食出口的國家增加，國際市場糧食貿易總量下降，全球石油價格上漲推高了運輸成本，國際糧食價格呈現上升趨勢。隨著國內外市場糧食價差縮小，企業對國際市場糧食進口需求下降，對國內大豆、玉米等主糧供應需求上升；除此外，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收入受到經濟和社會環境變化的沖擊較大，相應的對谷物消費會增加，對肉、蛋、奶等食物多樣化的消費支出會減少。因此，基于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背景，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保障主糧供給、滿足市場主糧需求、穩定市場糧食供應價格，仍是當前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任務。

建立基于“大食物觀”的糧食安全戰略發展路徑

筑牢中國糧食安全，需要在保證主糧供給安全基礎上，從多維度進行規劃統籌要素投入和市場機制建設，塑造可持續發展的糧食安全體系，構筑糧食安全防火墻。第一，加大農業基礎科研和技術投入，提升農業發展創新水平，滿足“大食物觀”的飲食結構需要，促進“大食物安全體系”發展。“大食物安全體系”的形成，需要加大對農業科研和技術投入，化解中國農業勞動力短缺和單產水平差距問題。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對土壤、生態環境、種子改良、農業機械和流通等環節的科技投入。在土壤方面，需要加大微生物技術研發投入，修復因化肥、農藥過度投入對土壤造成的損傷。在生態環境方面，需要科學設計規劃種植、養殖立體循環的農業，增加種養結合，提高生態有機肥料使用，減少對工業化肥依賴。此外，加大對野生作物種子改良技術投入，提高作物單產水平。同時，還需要加大對農產品生產、流通信息的數字化整合，將種植養殖信息、企業生產加工需求和終端消費需求有效銜接，滿足城鄉居民對食物的多樣化需求。另一方面，保障糧食安全，建設“大食物安全體系”需要多元市場主體的參與。政府宏觀政策支持，地方政策細則落地實施，激發創新活力，有利于發揮市場對農副產品、資本、數字信息等各類資源的配置作用。

第二，減少國內、外農產品市場循環的障礙，提升農產品流通效率。由于農產品保質期較短，因此降低國內外農產品流通障礙，是實現農產品國內外循環暢通的關鍵。在國內市場循環方面， 需要推動建設糧食國內統一大市場。一方面，需要加大對各地農產品冷鏈建設投入，降低生鮮農產品流通損失；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生產、加工和銷售為一體的數字化、產業化平臺，提升全國農產品產業內流通效率。同時，需要擴大鮮活農產品目錄范圍，降低國內農產品跨區的流通成本。在國外農產品進口方面，一方面，需要加快國際流通運輸標準化建設，提高國際流通環節數字化管理水平，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范圍；另一方面，擴大進口來源國，繼續加快推進建設區域性的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發展，增加農產品進口品種多元化，豐富居民的飲食消費結構。此外，建立國內外統一農產品檢測標準和流程，減少流通環節的風險。

第三，推進鄉村產業融合，促進就業，提升“大食物”消費能力。當前，在國內外環境的沖擊下，實現“大食物觀”的飲食結構轉變，需要確保產得出充足的多元化食物，居民能消費得起，還保證買得到。為此，一方面，需要確保“大食物”足量供給，推動農、林、牧、漁業產業與工業、服務業進行產業間有效融合。可充分挖掘不同區域資源要素稟賦，實現種、養殖經營的多元化。同時，鼓勵多元主體投入生產、加工和流通產業鏈建設，實現食物多元化供給。通過數字化電商與鄉村產業結合，實現食物跨區域流通環節便利化，滿足不同地區城鄉居民對食物多樣化需求。另一方面，保障“大食物”消費，還需將種、養殖的生產環節與加工和銷售環節產業鏈整合。促進產業鏈增值，提高就業和農戶收入水平，以促進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農戶實現向“大食物”消費結構轉型。除此外，通過農業與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和沼氣生態農業等可再生能源的挖掘和利用，降低“大食物”投入要素成本，確保居民對“大食物”消費得起。

（作者分別為南京財經大學糧食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我國農村貧困性質變化及2020年后反貧困政策研究”（項目編號：19ZDA11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岸根卓郎、何鑒：《糧食經濟：未來21世紀的政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②宋亮、曹寶明、朱強：《糧食安全、消費轉型與政策調整》，《新疆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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