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既是發展問題又是分配問題。“富裕”意味著發展達到了較高的階段，“共同”意味著發展成果公平享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路子應當怎么走？我們正在進行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要創造條件、完善制度，穩步朝著這個目標邁進。推進共同富裕這一重大時代命題涉及內容十分廣泛。其中，發揮好三次分配促進公平的作用，把握好社會福利政策的時度效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陷阱，引導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念促進慈善事業發展是需要認識把握好的重要問題。

發揮好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促進公平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圍繞共同富裕搞好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初次分配要發揮好基礎作用，再分配要發揮好調節作用，第三次分配要發揮好補充作用。

發揮好初次分配促進公平的基礎作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實現第二、三次分配的前提，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通過初次分配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一方面，發展教育以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堅持創新驅動，加大技能人才培養力度，提高技能人才工資待遇，為勞動者通過勞動、技術獲得更高的收入進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要加快形成發展新格局，加強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完善國內產業鏈，支持制造業做大做強。大力改善營商環境，減輕企業過重的稅費負擔，激勵創業創新，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進一步擴大就業門路。

要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社會分配中體現人民至上。要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值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要保護產權，提高開放水平，消除市場壁壘，促進投資便利化，發揮資本促進發展的積極作用，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值發展。另一方面，要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為資本設立“紅綠燈”，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切實防止資本壟斷和無序擴張可能帶來的投機加劇、引發經濟脫實向虛，財富分配兩極化、阻礙創新等問題，引導資本主體履行社會責任，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發揮好再分配促進公平的重要作用。國民收入三次分配的主體、性質和機制有本質差別。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通過勞動、資本、技術等投入換取回報，是基于市場機制的有償行為；再分配通過繳納稅費、財政安排支出進行調節，是基于政府職能的強制行為；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基于倫理道德取向的自愿行為。三次分配作為社會財富形成和轉移的基礎手段都有促進公平的作用，但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功能和作用有所不同。國民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國民對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需求上升，再分配的力度就需要相應加大。國民收入達到高收入階段，伴隨財產性收入增加，社會保障能力的提升，企業和居民的社會責任感相應上升，第二、三次分配共同促進公平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鑒于我國收入差別較大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與之相適應，二次分配的作用需要相應加大，同時需要完善三次分配的有關政策。完善二次分配需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提高精準性。健全以所得稅、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更好發揮稅收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要改善財政支出，加快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完善財政預算支出直達基層機制，增強欠發達地區和基層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

發揮好第三次分配促進公平的補充作用。以慈善為主體的第三次分配雖然比前兩次分配規模小，但慈善能夠引導社會形成健康的財富觀，培養國民的社會責任，增強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這是慈善的特殊價值所在。因此，各國十分重視運用特殊政策支持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雖然我國社會捐贈水平還不算高，但慈善在重大突發事件如抗擊疫情、在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如脫貧攻堅方面的作用是可圈可點的。慈善正在成為促進社會公平、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順應新發展階段，需要加強慈善力量培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更有效的協調聯動的格局，同向發力促進共同富裕。但必須強調，要尊重慈善的自愿性，引導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和社會群體參與公益慈善事業不是“殺富濟貧”，不能被道德綁架。

把握好社會福利政策的時度效，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陷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目前，我國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包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制度在內，功能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成，要完善幫扶殘疾人、孤兒等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政策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政策。制定社會福利政策需要把握好時度效，既要兜住底又要可持續。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義”是不可持續的。

堅持兜底為要、適度普惠的社會福利方向。要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及財力可持續基礎之上，重點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在切實兜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底線的基礎上逐步延伸普惠福利，確保普惠福利可持續提供。對涉及民生的福利政策要系統梳理，明確哪些屬于普惠性的，哪些屬于基礎性的，哪些屬于兜底性的，在鎖定對象、精準算賬的基礎上建立項目清單。加強城市低保標準與最低工資標準、失業保險金標準有效銜接。社保標準、救助標準要逐漸抬高，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同時，出臺社會福利政策要做好可持續能力和社會影響的深入論證以及全面評估。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更要審慎出臺影響長期的社會福利政策措施。對階段性應對經濟下行和物價上漲的補貼、救助和稅費減免等福利性政策要明確實施的期限和條件，防止吊高預期，防止把針對特殊對象的政策普惠化。

精準識別社會福利對象科學施策。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眾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公共服務。建立和完善對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況動態監測機制，加強金融、教育、社保、救助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精準判定困難群眾需要保障和救助的方向，綜合運用好住房、教育、醫療、就業等各類社保與救助手段，防止簡單化疊加壘大戶“一哄而上”的懶政行為。要引導社會慈善力量合理使用慈善資源，防止慈善資源過度集中在熱點事件、熱點人物身上，過度消費社會慈善熱情。

區域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決定了城鄉統籌的推進要分區域、分步驟進行。要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縮小職工與居民，城市與農村居民保障與救助待遇差別。要科學確定統籌范圍和層次，在完善頂層設計兜住基本需要底線的基礎上，從縣域到市域，從小區域到大區域梯次推進。目前，縣域內教育、醫療保障、居民養老保險基本實現了人口無差別化，社會救助標準也比較接近。在縣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上，要在推進市域公共服務同城化上作出進一步探索。對扶貧異地搬遷到城鎮的居民也應該和遷入地社會保障與福利標準逐步接軌。對經濟發達地區，要按區域確定社會救助標準，不再區分城鄉，逐步縮小社會救助的城鄉標準差異，逐步提高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在共同富裕示范區要加大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力度，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推進城鄉協調發展。

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念，推動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支持志愿服務、慈善事業健康發展，保障特殊群體合法權益。慈善具有社會、倫理、經濟多層面的屬性，是調動社會資源、促進社會公正的一種方式，也是推動社會參與、促進社會進步的一條有效途徑。維護慈善可持續發展需要從政策激勵、社會環境營造、輿論生態建設、國民財富和社會責任觀念教育等方面統籌推進。

完善對慈善的綜合性激勵政策。從各國慈善發展的過程看，在激勵慈善的各項政策中，稅收的作用最直接也最重要。我國稅收制度中直接稅占比不夠高，整體稅制設計對慈善激勵機制不夠明顯，加大直接稅比例的改革方向有利于進一步發揮財稅政策對慈善的促進作用。在出臺調節財產分配方面的政策同時，也要注意配套出臺在大額捐贈、慈善信托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強財稅政策激勵力度，疏導引流慈善資源。鼓勵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和社會群體建立非公募慈善基金或慈善信托，以慈善為載體傳承財富，增強社會責任。

健全對慈善的褒揚評價機制。引導社會建立有利于慈善可持續發展的評價導向，對慈善項目評價既要注重捐贈規模也要注重項目效果，既看捐贈的額度，又要比較捐贈者的收入狀況，看其一貫的慈善表現。培育慈善組織、設立慈善項目既鼓勵發展基金會，傳承做大慈善資源，也要鼓勵發展社區慈善項目，為群眾身邊互助行善創造便利。推動建立多層級、多領域的慈善褒揚措施，加強對慈善家、捐贈者的激勵和褒揚力度。依托有影響力的大型社會組織或國內的大學科研機構培育國內慈善評價權威機構，增強慈善的國際話語權。鼓勵慈善組織在扶貧濟困、養老助殘、教育醫療等領域持續發展，助力鄉村振興、科技創新等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營造慈善文化疏浚慈善源流。隨著財富的積累和社會保障養老防病功能的提升，養老代際交換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財富觀念也需要順應時代做出轉變。引導建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慈善公益理念，在“慈善無處不在，慈善人人可為”的氛圍中涵養慈善意識、弘揚慈善文化。鼓勵發展移動互聯網公益慈善載體，豐富慈善形式，提升慈善傳播力。鼓勵依托現代信息手段建立個人、法人慈善賬戶，加強慈善組織信息聯網，實現慈善積累一生，記錄一生，美譽伴隨一生。始終堅持慈善的利他性和公益性，嚴格厘清慈善與商業界限，凈化慈善源流，絕不允許打著慈善的名義搞商業營銷。通過完善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引導監管提高慈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升慈善組織形象，增進慈善社會美譽度。

（作者系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