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費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開篇說“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我動筆寫這篇文章忽然想到了費雪，于是改兩個字，就用這句話做題目。創新確實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過我不打算對具體的創新過程作分析，而重點討論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關系。
眾所周知，基礎研究的目的是發現規律（定律或定理），而且我們還知道，規律只能利用，不能創新，更不能人為地創造。比如“圓周率”，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最初計算出圓周率近似于3.14，而中國南北朝數學家祖沖之將其精確到了小數點后7位。可無論圓周率如何精確，皆屬于發現而不是發明，因為即便今天科學家沒有發現它，圓周率也客觀存在。
與基礎研究不同，科技創新則屬于發明。顧名思義，發明是指以前沒有的技術（產品），而現在創造出來了。比如第一次技術革命，發明了蒸汽機；第二次技術革命，發明了電；第三次技術革命，發明了互聯網。這三項技術（產品）皆是從無到有，假若沒有人發明，就不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科技發明屬于創新。
于是問題也就來了，基礎研究既然是發現（規律）而不屬于創新，中央為何要強調重視基礎研究呢？或者問：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到底是何關系？簡單地回答，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基石。就好比一棵果樹，基礎研究是樹的根系，科技創新是樹上結的果子。一棵果樹要是沒有根系，當然不可能結出果子來。
舉大家熟悉的例子。200多年前，人們造船皆是采用木材，可到19世紀初蒸汽動力船出現后，英國企業家威爾森試圖用鋼鐵代替木材造船。當時很多人認為，鋼鐵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讓鋼鐵漂浮在水上無異于異想天開，是發神經。可威爾森卻自信滿滿，經過反復試驗，最后成功地造出了人類第一艘鐵殼船。
威爾森何來這種自信？其實，他的自信來自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該定律說，物體沉入液體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開液體的重量。也就是說，只要讓船在水中受到的浮力足夠大，它就能在水上漂浮。威爾森正是懂得了這個原理，所以堅信只要設計好船體的形狀，就不會因為鋼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而下沉。
再一個例子，是美國萊特兄弟造飛機。萊特兄弟從小就有造飛機的夢想，可在當時很多人看來，要讓比空氣重的物體在空氣中飛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1896年，他倆開始在基蒂霍克沙丘上空進行載人滑翔機試驗，經過無數次失敗后，終于夢想變成了現實。1903年12月17日，他們制造的第一架“飛行者1號”，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試飛成功。
萊特兄弟之所以屢敗屢試，其底氣也是兩個定理：一是“流體連續性定理”。即流體通過粗細不同的管道，同一時間內流體質量相等而流速會不同。以水為例，當河道較寬時，流速會較慢，河道較窄時，流速則會較快；另一個是“伯努利定理”，即空氣的流速與壓強成反比。根據上面兩個定理，如果讓飛機機翼的上部呈凸面形，底部呈平面形，上部空氣流速快，壓強相對小；底部空氣流速慢，壓強相對大，這樣當飛機滑行達到一定速度就能飛起來。
我舉上面的例子，無非是想證明這樣一個結論，創新是一連串事件，而源頭是基礎研究。或說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最先一公里”。想想也是，假若沒有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也許至今沒人會想到用鋼鐵造船；若沒有“伯努利定理”，恐怕也不會有人造飛機。放眼看世界，迄今還沒有一個基礎研究落后的國家而成為科技強國。不是嗎？我賭讀者舉不出一個例子來。
由此見，推動科技創新，關鍵在于強化基礎研究。其實這道理說起來大家都懂，問題是怎樣才能讓學者專注于基礎研究。我們知道，基礎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一旦公之于世，其使用便不排他。比如前面提到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威爾森可用它造鐵殼船，別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園。若用經濟學的專業術語說，基礎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品”。
是的，困難就在這里，創新性技術可以通過申請“專利”有償轉讓，創新性產品也可通過市場出售取得收益。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用不排他，無法向使用者收費；而且由于它們沒有直接的商品載體，也無法在市場上出售獲利。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從未聽說有哪家飛機制造公司花錢購買過“伯努利定理”，也沒聽說有哪家造船公司使用“浮力定律”支付過費用，讀者也應該沒聽說過吧？
從這個角度，也就解釋了目前國內學者對基礎研究為何熱情不高的現象。學者當然要有情懷，但他們同時對物質生活待遇也會有追求。也正因如此，中央提出財政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政府財政本來就是公共財政，而且我在前面分析過，基礎研究成果為科技創新提供理論支撐，屬于公共品（服務），所以用財政資金資助基礎研究，既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也是公共財政應承擔的重要職能。
現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時期，政府財力總是有限的，僅就科技創新來說，希望得到財政資助的項目也很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不分輕重緩急，僧多粥少，財政資金只能天女散花。實踐表明，財政資金過于分散，對推動創新的效果并不理想。而要集中力量辦大事，財政就應該收縮戰線，重點資助基礎研究、殺手锏技術與顛覆性技術創新，將民用技術創新推向市場融資。
具體到政策操作層面，我最后想提三點建議：第一，由于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不能通過市場取得收入回報，政府要為他們提供相對優越的研究條件與生活待遇，讓他們體面地做學問；第二，根據基礎研究的特點，財政前期投入不必過大，應主要用于“智力報償”，對取得重大成果的學者給予重獎；第三，對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搞所謂年度量化考核（如論文數量等），對暫未取得成果的學者，要有足夠的寬容和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