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說是21世紀人類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們不僅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且要在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式現代化無論是其結果，還是其過程，都會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在哪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透視和研究。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不斷回應國際社會的質疑中發展著的現代化
在國際社會中，關心中國現代化的學者很多。也可以說，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會引起如此眾多國際社會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像浪潮一樣，一波接著一波。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就引起了美國一批研究現代化問題學者的深入討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一批著名教授從1974年12月開始醞釀，經過1977年2月和11月、1978年4月和9月以及1979年5月和10月多次研討修改，于1980年出版了《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在這本書的最后，作者帶著重重疑慮對中國的現代化提出了很多問題。
第一，關于民生和分配方面的三個問題。羅茲曼、布萊克和利維在書中連問了三個問題:“今后，城鄉勞動人民能夠減輕為了經濟增長而放在他們肩上的重負嗎?會增加新的軍事開支而使他們無法減輕這種負擔嗎?為了提高效率，在各種工作單位里，強調平均主義和年資的報酬方式會讓位于成就取向的物質刺激分配制度嗎?”這些問題歷史都已經給出了答案。首先，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城鄉勞動人民并沒有西方學者所講的“重負”，不僅如此，改革開放40多年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農民承擔的農業稅取消了，城市居民也獲得了各種福利。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1年的近3萬元，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改革開放以來，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到2020年底，我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我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教育事業全面發展，九年制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以上。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10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多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3.9%，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21年的77.5歲。我國社會大局保持長期穩定，成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糧票、布票、肉票、魚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業券等百姓生活曾經離不開的票證已經進入歷史博物館，忍饑挨餓、缺吃少穿、生活困頓這些曾經困擾我國人民的問題總體上一去不復返了。其次，中國保持著世界上人均十分低的國防開支，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交審議的預算草案顯示，中國2021年的國防支出為13 553.43億元人民幣(約2 090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6.8%，人均國防支出不到150美元。2021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7 405億美元，幾乎是中國的4倍，俄羅斯的11倍(654億美元)，占全球軍費總開支的40%，美國人均國防支出2 400美元，是中國人均的16倍，這種負擔很重。最后，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分配制度越來越完善，不僅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而且確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一制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不斷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中國特色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這種分配制度不僅有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勤奮工作、多勞多得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有助于逐步解決收入分配的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第二，羅茲曼、布萊克和利維把中國的人口劃分為四檔，認為各檔的付出和收入是不平等的，在各個階層之間的關系上又提出了一個問題:“8億農民生活在多少自給自足的人民公社里，對他們來說，遷居城市的前景幾乎不存在。這是第一檔。第二檔是城市的工人和一般人才，他們也通常沒有調動工作和升遷的自由……第三檔是近期剛剛吃香的專家，包括大學畢業生，他們具備的技能是稀罕貨……第四檔是少數的黨內干部、政府官員和廠礦管理人員……這些精英分子一直掌管著實際大權。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將會怎樣來處理這四檔人之間的關系呢?”對于這個問題，歷史也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首先，在我們國家，沒有什么人群分檔的問題，人群只是職業劃分，沒有等級區別。其次，中國共產黨不僅重視人才隊伍建設，而且高度重視農業勞動力專業化以及城市工人隊伍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人才隊伍快速壯大，人才效能持續增強，人才比較優勢穩步增強。我國已經擁有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結構不斷優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隊伍，我國人才工作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為實現現代化提供了人才基礎。再次，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快了社會的流動性，特別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的改革、就業制度的改革等促使社會向上流動性加快。中國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越來越多，其中很多人成為工人，為國家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第三，羅茲曼、布萊克和利維又把問題域擴展至中國的政治場域，連問三個問題:“在新上臺的務實派領導人指揮之下，這部官僚機器能夠高效率地運轉起來嗎?與現代化國家經濟合作的逐步擴大是否會導致中國對個人自由的進一步承認?在營養、安全、保健以及其他服務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達到的基本水準，在一個非現代化國家里確實是難以做到的。現在的問題是，在其他方面對現有資源的迫切要求面前，已經達到的水準會依據過去幾十年經濟能力的擴張和未來年月的經濟增長而維持下去并有所提高嗎?”首先，中國的國家機器從來就不是所謂的官僚機器，它是始終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機構。正是它的人民性，才決定了這一機構是能夠不斷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因此，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進行了多輪機構改革，包括黨和國家機構的重大改革，使其運行效率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總結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黨和國家機構履職更加順暢高效，各類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更加適應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需要;省市縣主要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對應，構建起從中央到地方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跨軍地改革順利推進;同步推進相關各類機構改革，改革整體效應進一步增強。”其次，中國公民的自由是由憲法充分保障的，不是因為對外開放被迫給予的。中國公民的自由權是特別充分的，并且一直在擴大之中。這種自由權利在新時代還會獲得更大發展。2021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年)》明確指出:“擴大公民自主參與和自由發展空間，完善人身權利、個人信息權益、財產權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保障制度，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提升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知情權和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保障水平，切實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再次，中國的民生保障水平不斷提升，民生保障從過去的營養、安全、保健等領域，擴展到衛生健康、社會保障、嬰幼兒養育、老年人晚年看護等各個涉及廣大群眾生活的領域。
像“羅茲曼之問”這樣的問題，可以說伴隨著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最近的一個問題，就是“傅高義之問”。2013年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出版了《鄧小平時代》一書。傅高義提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出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發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方之行———使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快。這種增長帶來一個問題: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與美國匹敵時，中國將如何作為?鄧小平如果還活著的話，他會做什么?”其實，這個問題已經由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十分明確的回答:到那個時候，中國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將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破解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面臨的各種悖論中成長的現代化
自從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之后，一批又一批發展中國家都爭先恐后地踏上了追求自身現代化的道路，但這條道路不是處處灑滿鮮花和陽光的道路，往往會遍布荊棘和陰霾，無數矛盾、悖論將會顯現在人們面前。有的國家辨不清前方是坦途還是深淵，于是現代化就陷入泥潭;有的國家在矛盾中掙扎，既想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又想維持社會穩定，缺乏解決矛盾的戰略思維和正確理論，就陷入經濟發展緩慢與社會持續動蕩的惡性循環之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是要破解各種陷阱和悖論，為發展中國家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霧霾。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破解了二戰后一些國家面臨的現代化與國家獨立性之間的悖論。二戰之后，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贏得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勝利，但隨著冷戰格局的出現，贏得獨立地位的國家卻面臨一個矛盾的選擇:保持主權獨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喪失主權獨立的地位。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悖論?一是這些國家選擇的發展道路決定了其現代化的依附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選擇的發展道路基本是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特別是其政治經濟體系是有等級秩序的，處在這一秩序最高層的就是西方少數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憑借自身的經濟、政治、軍事優勢，把那些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納入自身的經濟政治體系，一些新興國家正是在這種依附性經濟政治體系中實現自身現代化的。這些國家遵循的是西方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其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制度被西方國家格式化了。事實上，實現現代化的這些非西方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治的依附程度明顯高于非現代化國家。二是外國援助的附加條件也加深了依附性。這些新興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接受外國援助，而外國援助所附加的條件加大了依附性。依附理論的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在1976年就指出:人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多邊援助帶有迫使受援國接受一定技術模式和特定發展戰略的更大危險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用‘意向書’向請求援助的政府下達指示，指明該政府必須采取的經濟措施，其中幾乎一成不變地包含有使貿易和外匯體制自由化的內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忠告’總是極力主張經濟穩定和自由貿易，也不管他人有尋求較為均衡的增長和較少不平均分配的要求”。這種“被現代化”的結果就是逐步喪失國家經濟政治主權的獨立性。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中國經濟政治體系的發展是相對獨立的，不受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系的“鉗制性”影響。在經濟上，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抵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各種消極影響，包括對國家經濟主權的影響。在政治上，中國建立的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這一國體和根本政治制度使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走在自己選擇的政治發展道路上，不會成為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體的附庸。正是在這種獨立的經濟政治體系的基礎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我們通過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事業，確保和平發展道路能夠真正持續走下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人民軍隊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是保衛紅色江山、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強柱石，也是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由人民軍隊作為強大維護力量的和平發展道路，正是保證國家獨立性和現代化相互促進的重要基礎。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破解著所謂“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意味著動蕩”的“亨廷頓悖論”。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對于致力現代化的國家，“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他強調，“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和趨勢，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但“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產生秩序混亂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現代性，而在于為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這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現象，不少國家致力于實現現代性，也就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以實現國家的穩定、繁榮和發展。然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往往是反現代性的，特別容易出現動蕩、混亂和失序。在這里，確實出現了某種悖論:追求的目標是穩定繁榮，過程卻是混亂貧困。出現這種悖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在現代化過程中，新的社會群體大量出現，這些群體之間的利益往往彼此沖突，而國家又沒有能力解決這些沖突;這些國家實行的議會制度不僅不能促進最大共識的形成，而且會火上澆油般地加劇這些群體間的利益沖突;多黨制使國家現代化的目標無法達成一致，一個黨一個目標，一個黨有一個黨的想法，各個黨派之間相互攻擊，甚至大打出手。縱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這種悖論是不存在的。盡管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人口規模最為巨大、難度最為復雜的現代化，但整個過程不會出現亨廷頓所說的現代性與現代化之間的矛盾。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先進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決定了它能夠把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以及各個社會群體凝聚起來，實現他們各方面利益，消除各種潛在的社會不滿，不會造成社會動蕩;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決定了它能夠促進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準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不斷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平衡好各民族具體利益;中國共產黨努力建設一支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態度特別堅決、明辨大是大非立場特別清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動特別堅定、熱愛各族群眾感情特別真摯的民族地區干部隊伍，確保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手中。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能夠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不僅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重要的目標，而且能夠充分發揮出人民群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主體作用。不僅如此，中國式現代化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礎上的現代化，人民群眾能夠決定現代化的成果由誰共享、怎樣共享。這樣的現代化會不斷釋放出社會矛盾累積的壓力，不會因為社會矛盾得不到釋放而累積壓力，從而造成社會大地震和社會大斷層的狀況。
三、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創造人類奇跡過程中不斷壯大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總是給人們以預料之外的驚喜，它總是在創造奇跡中印證著一些學者的判斷和預言，在創造奇跡中不斷使自身壯大。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正在實現羅素100年前的預言。1922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經歷了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在中國9個月的講學和考察后，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認識。應當說，有些認識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來，仍然體現出其睿智的一面。羅素認為，中國還遠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機會非常大。機會首先在于中國的政治必須改變，要有一個好的政府與政治。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政治狀況不是太糟糕的話，那么，將來幾十年間工業當有長足的進步。”應當講，這一論斷是符合實際的。羅素強調，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個有序政府的基礎上，中國不僅能夠很好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且還能夠避免走西方那種私人資本勢力過大、人民備受其壓制的工業化道路。羅素說:“如果中國能建立勢力鞏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業的發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轍。”不僅如此，羅素還預言說，只要中國能夠實現國家獨立，而且不走西方那種帝國主義道路，中國一定會給人類展現出一種全新的圖景。他說:“如果中國的改革者在國力足以自衛時，放棄征服異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學和藝術，開創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經濟制度，那么，中國對世界可謂是盡了最恰當的義務，并且在我們這樣一個令人失望的時代里，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100年前羅素的預言正在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工業化不斷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一個給人類帶來希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出現在人類文明的地平線上。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只有那些具有正義信念而且對人類進步有真正把握的思想家才能對中國的未來作出這樣的判斷。羅素的預見不僅是他作為思想家所具有的真知灼見的體現，也是他對中國情感的體現。羅素一直強調，中國從未侵略過他國。他指出:“如此說來，中國要勝于我們英國。我們的繁盛以及我們努力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東西都是靠侵略弱國而得來的，而中國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國，他們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來生存的。”中國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始終靠自身內生的力量，而不是靠侵略他人或者是殖民他國。中國從來不是寄生性國家，不會去把自己的軀體寄生在別的國家人民的身上，而是自力更生、發奮圖強。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正在實現古德諾100年前的猜想。古德諾是美國大學教授，1913—1914年他被美國政府派往中國擔任北洋政府的法律顧問。1915年8月上旬，古德諾在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古德諾提出:“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這篇在中國鼓吹實行君主制的文章，立刻被袁世凱及其親信奉為推行帝制的理論基礎。當然，這種逆歷史潮流的理論必然破產。袁世凱推行帝制失敗后，古德諾回到美國，繼續研究中國問題。1917年秋天，他在波士頓的羅厄爾學院發表過一系列演講。1926年，他撰寫出版了《解析中國:觀察》一書。在書的最后，古德諾提出:因為外來侵略加在這個國家身上種種災難，這個民族產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開始努力尋求自身的振興，“我們絲毫不用懷疑將來會有這么一天———當然沒人能準確地說出到底是什么時候———中國人民族性格中那些內在的、最基本的優秀基因又將重新煥發出青春，中華文化又將重領世界的風騷。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在世界的面前將奇跡般地出現一個嶄新的中國，它將是一個有著良好秩序的國度。這樣一個復興后的中國將不負人們的期待，又將重新擔負起她在歷史上曾多次擔負過的任務，向世界的其他民族貢獻出她豐厚的文化積累，以補其他民族的不足”。盡管古德諾有那么一段極為不光彩的歷史，因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搖旗吶喊的行徑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他的這段論述卻還是清醒的。今天的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中華文明正在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更為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深深扎根于中華文明之中。馬克思主義正在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成為廣大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內容，而且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日益成為共產黨人的價值理念、行為規則。如實事求是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又是黨推進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更是共產黨人的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把中華文明中關于國家治理的觀念轉化為制度體系，把中華文明關于未來社會的追求變成一個又一個現實，把中華文明關于人生哲學的理念變成公民的道德要求。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偉大創造將載入世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史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偉大奇跡撰寫出人類現代化的新篇章;當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建成現代化強國時，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世界意義會更加鮮明、亮麗，更加耀眼、輝煌。
（來源：《理論與評論》2021年第五期；作者：辛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