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基本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對市場失靈作出的積極反應。由于社會不同成員的家庭、教育、能力、環境、機會等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在收入、財富、機會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決定了他們在市場中獲得的商品和服務的不平等，以及共享發展成果的不平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品是通過貨幣“投票”的，人們的收入和財富上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階段表現不同。不管人們收入存在何種差距，對于同一商品、同一服務，支付價格是一樣的。收入多少、財富多寡決定了同一社會的人們可以享受的物品與服務的數量、品質可能不同，這種差距甚至有天壤之別。面對人們的基本需求，諸如基本生活、基本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基本住房，市場機制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失靈，而公平正義的社會準則和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則要求政府對這種失靈作出反應。比如，通過稅收、擔保、補貼、救助、懲罰，或者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基本公共服務，滿足那些處于社會不利、邊緣、弱勢地位的人群的基本需求以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以確保社會公平公正。對基本公共服務作出制度性安排是現代政府的責任。現代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是國家或社會依法通過政府這一責任主體作出的制度安排，旨在使人民在民生等方面得到保障。從新中國成立73年、改革開放44年尤其是“十二五”規劃實施以來的實踐經驗看，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建立、發展、完善離不開政府的制度安排。當前，我國公共服務制度基本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但在參與主體的責任劃分、公共服務體系內部的類型設置、城鄉公共服務合理布局、資金來源和供給方式等方面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二是從均等化原則出發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要使基本公共服務成為對全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公共物品，必須由政府通過法律、法規、稅收開展相關生產，提供相關服務，進行制度安排。例如，對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對特定地區貧困人口的扶持、對受災地區人民的緊急救助，以及在重大疫情中全力支持社會疏離、疫情檢測、疫苗開發、弱勢群體的救助等方面，都不能離開黨的領導與政府的履職盡責。

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具有戰略性和發展性特征。基本公共服務與提高社會成員素質有直接關系，事關國家民族長期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幫助人們實現潛能的作用”[12]。例如，“基礎教育或義務教育都是要為適齡青少年兒童提供基礎性的知識和技能，幫助其形成基本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觀，以便使其能在未來社會中更好地生存和發展。政府可以以此為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提供一個公平起點。與基礎教育不同，義務教育強調的是其教育的提供方式，即政府出于這一階段教育的強外部性、公益性和資本市場的限制，為解決公平問題而對其統一安排，并通過法律保證實施。因此，義務教育是一種教育制度，而基礎教育本身沒有這一含義。另外，基礎教育一般指從小學到高中階段的教育，義務教育則不然。根據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及當地政府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不同，義務教育的年限在世界范圍內有所不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推行義務教育制度，少則五六年，多則十五六年”[13]。基礎教育關乎民族的人口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又如，公共衛生不但事關全體人民的健康，更關乎民族的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基本公共服務是事關國家長期發展的戰略性事務，為整個國家人力資源素質奠定基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不單是兜底和解決當前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是著眼長遠，賦權全體人民以使其有均等發展機會，可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使國家和民族在長期發展中立于不敗之地，使人民在發展中得到更多機會。換句話說，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推進國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礎性、戰略性要素。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建設是實現國家長期發展的長時段因素，必須將其擺在重要戰略位置，并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共同富裕有機結合起來。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逐步實現，分階段實現；同樣，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要分階段逐步推進和完善，其中包括完善財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縮小城鄉、地區、群體差距，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

以基本公共服務權確保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實現。確保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堅持。《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14]。現代政府的責任之一是促進社會公平。

一是基本公共服務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通過政府立法等方式確保其實現。公平正義意味著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以及完善的財富和資源占有體制。歷史和嚴峻的現實一再提醒我們，不加節制的市場經濟會導致極度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甚至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和沖突。減少社會不平等是現代政府的責任。一方面，通過政府立法，明確公民的基本權利、再分配機制、財富占有方式、資源使用方法、社會公平保障機制等；另一方面，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實施，促進平等、公平、正義的實現。基本公共服務權與一般民事權利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政府與公民之間形成的直接權利、義務關系，政府作為責任主體為社會創造更好的公平保障機制。基本公共服務權的核心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基本公共服務權首先是基本人權。通常，在理論意義上，基本人權是指各種社會成員必須享有的，由政府、社會負責保障的權利，體現在諸多方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權利。人權的利益主體是公民，責任主體是政府和社會。強調人權的實質是保護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保障基本人權是人權制度的基礎。就道德意義而言，人權屬于應有權利，即指人作為人必須擁有的權利；就法律意義而言，人權屬于法定權利，即國家通過法律必須確定的公民權利；就現實意義而言，人權屬于實有權利，即人在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享有的權利。

二是基本公共服務權不僅是基本人權，也是社會權。這種社會權利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社會有義務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其次，必須遵循公平正義、履行義務、尋求公正的原則對待每一位社會成員。在這個意義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是施舍而是權利，不是慷慨而是公平正義。社會權的產生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理由：一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求，生存和發展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二是人類因遭受自然威脅與社會威脅（包括因市場機制與競爭機制等原因造成的風險）所面臨的生存條件的脆弱性，如自然災害帶來的種種困境；三是資源和權利的稀缺性引發的不公平、不平等；四是道德與理性對人類需求的表達和實現。作為社會成員，人們生活于共同體之中，而共同體生活的基本原則是：任何處于危難的人都有權向他人求助，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有責任、有義務幫助處于危難中的人，解除他人的危難、痛苦。國家必須以積極姿態介入社會性權利的實現，使社會上那些處于邊緣、不利、弱勢地位的人群獲得實際的幫助和支持。由此可以進一步深化我們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共同富裕的認識。

通過基本公共服務體現國家民族長期發展戰略。從我國社會事業和社會建設的歷史看，社會發展包括公共物品供給、公共服務提供。首先，有一些公共服務在市場環境下無法被提供或不能被有效提供，因為它們具有外部性特征。基本教育、公共衛生等是社會所需求的公共服務，可以通過市場提供，但是具有外部性。要保持基本教育和公共衛生的公平性，僅僅依靠市場是不夠的，甚至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重大傳染病如完全依靠市場會造成傳染加重，利益集團會介入檢測、疫苗接種，造成檢測和疫苗不能完全覆蓋全體人民，最終造成疫情失控。針對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必須由政府介入公共衛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各個國家的表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這方面，黨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堅持公立醫院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其次，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發展屬性要求掌握公共權力的政府必須承擔供給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的責任，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這里，所謂承擔并不意味著一定要由政府親自生產，但政府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保證基本公共物品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人人可及，使全體人民受益。實現基本公共物品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可以根據效率原則進行，但公平正義絕對不能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