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轉折點，一個以市場主體為重心的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深度融合之勢，已經趨于形成。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著力穩市場主體保就業，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作為要扎實做好的各項工作之一。
由“主動脈”深入到“毛細血管”
既往的宏觀經濟分析，多聚焦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近幾年特別是2020 年以來，作為一個與企業近似的全新概念，市場主體逐步進入到宏觀經濟分析視域。先是企業和市場主體兩個概念交替使用，繼而以市場主體涵蓋企業，到今天，除非有特別指向，舉凡以往使用企業概念的場合，幾乎都改為了市場主體。
市場主體和企業之間的最重要差異在于，前者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組織。后者則僅包括法人。按照2021年8月24日發布、2022年3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營利為目的、從事經營活動的下列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組織，均為市場主體：1.公司、非公司企業法人及其分支機構；2.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及其分支機構；3.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及其分支機構；4.個體工商戶；5.外國公司分支機構；6.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市場主體。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近期通報的數據顯示，企業和市場主體分別為4600萬戶和1.5億戶，其中的差值便是1億以上的個體工商戶和200多萬農民專業合作社。由企業到市場主體，其核心變化體現在：以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且量大面廣的小微經濟體，進入了宏觀經濟的分析視域。
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相對粗放，習慣于“抓大放小”——聚焦于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側重于主要經濟體或GDP主要貢獻者的分析，而對以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且量大面廣的小微經濟體和GDP非主要貢獻者，則關注較少。即便關注，也往往呈“蜻蜓點水”或“淺嘗輒止”狀，至少不能如關注企業那般深入而細致。在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相對平穩，可以順勢而上且機遇容易把握、挑戰容易識別的情況下，這樣的宏觀經濟分析或許能夠滿足需要，但面臨世界局勢動蕩，需逆流而上且把握機遇和識別風險的難度明顯加大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分析必須由“抓大放小”走向“大小通抓”——既聚焦主要經濟體和GDP主要貢獻者，也關注小微經濟體和GDP非主要貢獻者。
如果將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喻為經濟活動的“主動脈”，那么，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小微經濟體便是經濟活動的“毛細血管”。宏觀經濟分析由“主動脈”延伸至“毛細血管”的這一顯著變化啟示我們，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要全面覆蓋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在內的所有經濟體，囊括參與GDP創造的所有經濟單元。換言之，“西瓜”不能丟，“芝麻”也要撿，一個都不能少。
圍繞市場主體關切而轉
既往的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多圍繞諸如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之類的宏觀經濟主要指標而展開。近幾年特別是2020年以來，相關指標已突破上述范圍，進一步深入到市場主體層面。緊扣市場主體布局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越來越成為貫穿始終的一條邏輯主線。
一個極其突出的例子，就是對“六保”“六穩”工作的重視。毋庸贅言，至少自2020年以來，我國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是圍繞“六保”“六穩”而展開的。無論“六保”還是“六穩”，都是建立在首先保住、穩住市場主體基礎之上的，都以首先保住、穩住市場主體為優先選項。
就“六保”而言，在其所覆蓋的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中，相對于“后三保”，“前三保”分量更重、要求更硬。在“前三保”中，保市場主體又最為關鍵，系基礎所在。其基本邏輯在于，只有保住了市場主體，才能保住居民就業；只有保住了居民就業，才能保住基本民生；只要保住了市場主體，保住了居民就業，保住了基本民生，也就保住了經濟基本盤，以此為基礎，才能保住糧食能源安全、保住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住基層運轉。
就“六穩”而言，在其所涉及的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中，穩就業是排在第一位的優先選項。穩就業的基礎和前提，又在于穩市場主體。這是因為，基于與前述“六保”類似的邏輯，只有穩住了市場主體，才能穩住就業。只要穩住了就業，也就穩住了基本民生，進而穩住經濟基本盤。在此基礎上，便可進一步穩住金融、穩住外貿、穩住外資、穩住投資、穩住預期。
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放管服”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持續推進的“放管服”改革，從其啟動的那一天起，就是圍繞著市場主體關切而展開的，也都是奔著優化營商環境、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而去的。
作為“放管服”改革的目標定位，無論是“放出活力”，還是“管出水平”，或是“服出效率”，所針對的都是市場主體的切身需求。政府之所以要通過“簡政放權”放掉該放的權力，之所以要通過“放管結合”管好該管的事情，之所以要通過“優化服務”提升公共服務效能，就在于堅持“放”“管”“服”三者相輔相成、互為支撐，都是為了增強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內生動力。
“放管服”改革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所聚焦的都是市場主體的痛點和難點。政府之所以要增加水電氣熱、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方面的供給，之所以要保障好基本民生，織密織牢社會保障“安全網”，就在于要為市場主體經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讓市場主體敢于創新發展，并不斷催生新的市場主體。
“放管服”改革的主攻方向，所瞄準的就是市場主體最在意、最關心的事情——營商環境。政府之所以要堅持依法行政，之所以要力行簡政之道、秉持公平公正監管、持續優化服務，之所以要堅持提升改革綜合效能，就在于為市場主體排憂解難，為市場主體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讓市場主體更加活躍、公平競爭。
著眼于從根上“澆水施肥”
事實上，近幾年特別是2020年以來，我國宏觀政策配置的著力點和著重點，從總體上來看就是扎根在市場主體身上的。直面市場主體需求，圍繞市場主體精準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業政策，著眼于從根上為市場主體的發展“澆水施肥”，成為我國宏觀政策配置的全新景觀。
比如，作為積極財政政策主要舉措的減稅降費，其運行機理和行動路線與既往大不相同：其一，在給誰減降稅費的問題上，鎖定的主要是市場主體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納稅人。明確作為重點減降對象的，是涉市場主體稅費而非涉自然人稅費。其二，在減降什么稅費的問題上，鎖定的主要是市場主體繳納的流轉性稅費而非所得性稅費。明確納入減降范圍的，主要是發生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增值稅、社會保障費而非利潤分配環節的企業所得稅。其三，在以什么方式減降稅費的問題上，鎖定的主要是制度變革而非政策調整。明確減降可持續的時間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而非階段性、臨時性。這表明，近兩年的減稅降費是以市場主體為中心、奔著為市場主體降成本而非擴需求而去的。
再如，在靈活精準、合理適度要求下實施的穩健貨幣政策，體現出一系列于既往大不相同的顯著特點：其一，不僅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而且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重要出發點和落腳點。其二，無論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還是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抑或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目的都在于進一步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其三，綜合運用降準降息、再貸款手段，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等政策，都是基于使小微企業融資更便利、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的考量而推出的。其四，包括延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加大再貸款再貼現支持延長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降費獎補、完善貸款風險分擔補償機制、適當降低小微企業支付手續費等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安排，也都是為了進一步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使資金更多流向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企業給予定向支持而特殊設計的。這表明，近兩年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市場主體特別是實體經濟而展開的。
又如就業優先政策，在將其作為先行指標而位居宏觀政策目標首位的同時，涉及保就業、穩就業、擴就業的幾乎所有舉措，都是以市場主體為基點、落實于市場主體之上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其一，通過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動就業。其二，通過支持新增市場主體，創造就業崗位。其三，通過給予對不裁員、少裁員企業必要財稅、金融政策支持，穩定現有就業崗位。其四，通過拓寬市場化就業渠道，促進創業。其五，通過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實施提升就業服務質量工程。其六，運用就業專項補助等資金，支持發展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這表明，近兩年的就業優先政策是從保住、穩住市場主體入手，建立在市場主體穩定基礎之上的。
契合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實情
從宏觀經濟分析視域由“主動脈”伸展到“毛細血管”，到緊扣市場主體關切布局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再到圍繞市場主體需求精準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業政策，著眼于從根上“澆水施肥”，透過這些既往通常被視為宏觀要素、放在宏觀層面加以研判的問題同作為微觀基礎的市場主體緊密對接、無縫對接的變化，可以十分清晰地發現，我國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的著力點和著重點越來越向微觀基礎層面轉移和集聚。
引申一步講，之所以要越來越多地使用市場主體概念，之所以要緊扣市場主體關切布局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之所以要圍繞市場主體需求精準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業政策，表面上是宏觀經濟分析視域和聚焦點的延伸性調整，實質則是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格局的深刻變化。
作為這種調整變化的一個重要成果，不僅在于宏觀經濟分析視域和聚焦點可以延伸至所有經濟體，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扎根于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內的所有經濟體，從而實現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深度融合。
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部署，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作出的，其目的在于實現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深度融合。將微觀政策置于“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以及“穩定宏觀經濟”的語境之下，并且同宏觀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社會政策等一一對接，可以作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不僅是微觀政策的發力點，而且是微觀政策同其他各方面政策的交匯點，更是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深度融合的支撐點。
如果把經濟社會發展比喻為一棵參天大樹，那么，市場主體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基所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下，正是因為我們將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的主要聚焦點放在了市場主體身上，直接面向市場主體出臺政策，始終圍繞市場主體深化改革，夯實了市場主體這個支撐發展、應對經濟運行困難的基礎，進而實現了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深度融合，我國經濟社會的恢復才能走在世界前列，“十四五”良好開局才能順利實現，才能取得經濟社會健康平穩發展的驕人業績。
前瞻2022年以及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可以預期，按照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在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總基調的前提下，無論是“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民生”，還是“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無論是聚焦“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而“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聚焦“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協調聯動”，還是“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都要繼續堅持以市場主體為重心，把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扎根于市場主體，圍繞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持續發力。
就此而言，以市場主體為重心，實現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深度融合，實乃一條契合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實情的必由之路。
（作者：高培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