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4年經濟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指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其中，“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頗具戰略調整意義。有別于此前的“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表述，穩預期替代穩物價進入“三穩”序列，并且跨越穩就業、穩增長而居于“三穩”之首。穩預期成為2024年中國經濟運行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詞。

穩預期是基礎和關鍵

穩預期的極端重要性，源于我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2023年以來，以疫情防控平穩轉段為標志，中國經濟步入了疫后恢復軌道。一年來的波浪式發展、曲折性前進的經濟恢復進程一再表明，當下的經濟恢復顯著不同于我們以往的經濟恢復。不僅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相交織，而且周期性矛盾、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相疊加，互為映射。在諸多問題和矛盾的交織、疊加以及互為映射之中，一個日趨凸顯的現象是，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影響在變化，三者之間并非簡單的平行關系。以需求收縮為例，觀察一下我們身邊的消費市場。當我們指出當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時候，所依據的代表性統計指標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正是基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相對不足，才會作出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判斷。然而，倘若注意到如下3個方面的具體情況，便可能由此發現隱含其間的一些內在邏輯。

一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系“量”與“價”兩個因子的乘積，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可能來自消費商品和服務“流量”的減少，也可能來自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問題是出在“流量”減少上還是出在價格下降上？或者，如果兩者兼具，又是哪一方的力量更大一些？

二是通過消費市場的實地調研可以發現，當下很多地方的人流、客流、物流已經大體恢復到甚至超越2019年的情況。就消費商品和服務“流量”而論，并未減少或并未減少那么多，問題顯然要從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上去尋找。

三是一般而言，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可能源自市場供求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也可能源自消費商品和服務“檔次”的變化。通過消費市場的實地調研也可以發現，前者的影響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但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后者身上——人們所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的“檔次”降低了，為此而付出的價格下降了。

這提醒我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所以相對不足，居民消費需求之所以相對不足，其深層原因，在于收入減少背景下的社會預期偏弱——消費者因眼前的收入減少而不能如以往那樣花錢，對未來的收入預期轉弱，從而不敢如以往那樣花錢。相似的邏輯也適用于投資需求分析以及供給一翼分析。源于實地調研的各方面信息一再表明，從總體上看，社會預期偏弱是民間投資需求相對不足、供給一翼遭受沖擊的深層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輪源于預期轉弱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其內在邏輯可以作如下概括：因預期轉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費、投資，從而需求趨向于收縮、供給遭遇了沖擊。

表面上是需求問題，其背后是預期問題。表面上是供給問題，其背后又是預期問題。表面上是消費問題、投資問題，其背后還是預期問題。換言之，當下經濟恢復進程中面臨的新的困難和挑戰，集中體現在信心和預期上，“社會預期偏弱”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意味著，相對于其他方面可選擇實施的對策、舉措，穩預期實為應對當下困難和挑戰、推動經濟恢復進程的“牛鼻子”。在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這一關系鏈中，穩預期是基礎和關鍵，是重中之重。只有居民和企業的信心增強了，預期穩定了，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的矛盾和問題才可隨之減輕，源自需求與供給兩翼的矛盾和問題也可隨之化解。只有居民和企業的信心增強了，預期穩定了，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和保障。

把經濟工作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強信心、穩預期上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考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用“有效需求不足”替代了原有的“國內需求不足”表述，而且在將“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雙雙列入“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任務清單的同時，也圍繞“增強信心和底氣”“改善社會預期”“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這啟示我們必須把經濟工作的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強信心、穩預期上，這是當下經濟工作的必由之路。

聚焦穩預期提升信心。既然信心、預期問題是當下經濟恢復進程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面對三重壓力或多重困難和挑戰，固然可以“三箭齊發”或“多措并舉”，但不宜平均使力，其中應有“重頭戲”。這個“重頭戲”，應當也只能是穩預期。要聚焦信心和預期，圍著穩預期而轉，奔著穩預期而去，將著力點和著重點落實落地于經濟工作的全過程和各領域。

穩預期根本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既然穩預期系應對當下困難和挑戰、推動經濟恢復進程的“牛鼻子”，那么，本著“對癥下藥”的原則，圍繞穩預期而實施的操作，固然要依托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雙引擎的支持和支撐，但作用終有大小之分，角色終有主配之別，根本之道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由之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以政策來支持穩預期、強信心是有作用的，但這種作用只能是輔助性的，不能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宏觀調控、寄托于宏觀政策的安排。要實現政策配置與改革行動相協調，不能以短期性的政策配置代替制度性的改革舉措。經濟恢復離不開政策的支持，但必須認識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調控不同于高速增長階段的宏觀調控，當下經濟恢復進程中的宏觀調控也不同于以往周期性、波動中的宏觀調控。當前很多重點領域的改革任務還有待進一步完成，特別是圍繞改善市場預期和激發市場活力方面的改革任務還面臨著不少挑戰，經濟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法治化也存在弱項，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建設任重道遠。要將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上，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著力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加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持續注入強大動力。

“當前中國經濟恢復仍處在關鍵階段”，包括宏觀調控和全面深化改革在內的所有涉及2024年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的謀劃，都需要契合當前經濟恢復進程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特點、新要求，把穩預期作為必須牽好牽牢的“牛鼻子”，將之貫穿2024年經濟工作的各領域和全過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