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斗，在建黨百年之際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作為遠景目標提出。2021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對共同富裕作出全面而具體的部署，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進一步對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和實踐路徑作出了明確要求。我國當前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正值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有關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并保持了9.7%的增長速度。可以預見，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我國經濟數字化轉型將會持續快速發展。討論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無法脫離數字經濟的大背景，必須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促進共同富裕。

數字經濟能否促進共同富裕

數字技術及其推動的數字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既一般又特殊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階段，分析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可以從數字技術帶動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來入手。

從數字技術帶動經濟發展的一般性來看，技術進步與收入分配和財富差距的關系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是從歷史角度看，每一次大的技術進步都會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從整體上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但在收入分配方面，有更多證據表明，技術進步常常伴隨著收入分配和財富差距的擴大。比如，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由于先進技術并沒有被普遍分享，從而加劇了人們的收入分配差距。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考察了近兩個世紀以來20多個歐美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發現兩次工業革命都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并且除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從人類發展史上更長的時期來考察，美國學者科勒（Kohler）等18位教授以住戶房屋面積為指標，估算了世界各大洲上萬年的財富差距走勢，發現房屋面積基尼系數從原始社會到半農業社會再到農耕社會依次是0.17、0.27和0.35，從中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生產與生存技術的每次飛躍都伴隨著財富差距的擴大。二是從技術創新的經濟學視角來看，獲得“市場勢力”賺取壟斷利潤是大部分企業追求的目標，技術創新是企業為獲取“壟斷勢力”所采取的重要策略性行為，同時也是企業追求“壟斷勢力”的過程和結果。政府為鼓勵創新設立了專利保護制度，專利保護制度同時又會保護壟斷阻礙競爭，為了平衡創新與壟斷之間的關系，在專利保護制度中加入了保護期限條款，但這仍然保護了技術所有者對技術的壟斷和由此產生的產品市場壟斷，因此，技術進步與“壟斷勢力”的形成是相伴相生的。處于壟斷地位的企業進一步通過價格策略、產量策略、合謀行為等，一方面設置較高的市場壁壘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或使同行業其他企業處于從屬地位，另一方面采用價格歧視等手段從上下游企業和消費者手中攫取更多剩余。因此，技術創新在經濟上的成功并不能直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很大程度上會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數字技術及其推動的數字經濟也不例外，如果不對數字經濟的發展加以規范管理，同樣會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從數字技術帶動經濟發展的特殊性來看，當前的數字技術除了具有和以往的技術進步對收入分配相同的影響之外，還有一些顯著特性影響著收入分配格局。第一，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不平等使用和占有。數據的生產需要商家、消費者、互聯網企業等共同參與才能完成，而目前由于數據產權模糊并且實際掌握在一些大型互聯網企業手中，因此他們可以憑借技術優勢無償或低成本使用數據要素，作為數據共同生產方的非互聯網企業、機構和消費者則難以獲得應有的權益。另外，數據產權不明晰也影響了數據價格體系的確立，進而影響了數據要素發揮作用的廣度和深度，最終導致數據相關方參與要素報酬分配過程受阻，以及報酬與貢獻度不匹配等問題。第二，數據要素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數據資源的形成、收集和存儲需要投入大量硬件和軟件資源，其初始投入較高，而數據資源一旦形成，其邊際使用成本幾乎為零，因此數字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特性，這決定了數字經濟眾多行業具有自然壟斷的屬性。第三，數字經濟具有網絡外部性。當某一網絡具有一定優勢之后，該網絡上的用戶所獲得的（期望）收益（或效用）會受到同一網絡上其他同類用戶數量的影響，其他同類用戶數量越多，其中任何一個用戶所獲得的（期望）收益（或效用）就會越大，因此當數字經濟達到一定規模之后，網絡外部性將促使具有優勢的網絡快速自動“生長”。第四，互聯網平臺具有雙邊市場的特性。即，互聯網平臺上同時集聚大量的產品與服務的提供方和需求方才能發揮平臺本身的價值，其中一方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效用更多地依賴于另一方的數量，這一特性會使處于平臺兩側的供給者和需求者相互吸引至同一個平臺，導致具有優勢的平臺快速形成壟斷。當然，在前期獲取優勢的過程中，不同平臺之間會發生激烈競爭，有時在勢均力敵時也可能會合并成為一家更大的平臺。

上述數字技術的四個特性相互促進與融合，使得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比以往更容易形成市場壟斷，并從三個方面影響收入分配結構：一是形成壟斷的互聯網企業可以憑借自身掌握的流量、數據和算法優勢，對上下游企業采用兩部制收費法分得更多收益，即除了向商家收取正常網絡空間租金之外，還可以通過競價排名、廣告投放、流量控制等方式獲得更多額外利潤；二是形成壟斷的互聯網企業通過數據和算法優勢，可以準確地為消費者“畫像”，推算出其偏好、年齡、職業、收入、家庭結構與成員等信息，從而可以對消費者采取更為精準的價格歧視，更加接近理論上的一級價格歧視，將更多的消費者剩余轉化為壟斷企業的利潤；三是互聯網企業一旦在某一領域形成壟斷，數字技術的上述四個特性會使同一領域內的其他企業難以生存和成長。因此，數字經濟不但不會緩解反而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

規范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雖然數字技術在相當程度上會拉大貧富差距，但不可否認的是，數字技術在整體上會促進經濟發展，它不但可以在宏觀上降低社會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還可以有效降低微觀主體之間的交易費用，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產業融合發展等眾多方面具有強大優勢。因此，為發揮數字技術在做大“蛋糕”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盡可能降低和消除其對收入分配的不利影響，促進共同富裕，需要在以下兩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強對數字經濟的合理規制，使其在規范中發展。正如上文所述，數字經濟眾多行業具有自然壟斷屬性，行業內少數大企業占據較大市場份額有利于單位產品和服務成本的降低，但同時這又會導致企業壟斷，比較隱蔽地采用價格歧視、捆綁銷售等行為損害上下游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為克服這種兩難境地，需要對數字經濟實施政府規制，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數字產品和服務進行價格規制，在允許少數企業寡占市場的同時，對他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進行限價。例如可以采用平均成本定價法則，一方面保證數字企業的合理利潤水平，保護其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保護其上下游企業和消費者的權益，從而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二是在數字企業的數據收集與挖掘、算法規則的可解釋性及其目標函數的透明度等方面加強監管，提高算法的可解釋性和目標函數的透明度，在鼓勵創新、促進競爭和增強社會總福利之間實現動態平衡。三是降低數字行業的進入和退出成本，增強這些行業的可競爭性。四是探索和嘗試在合理的補償機制下打通各類數字平臺業務，實現用戶跨平臺訪問、企業跨平臺服務和流量共享等。

第二，加快建立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傳統收入分配體系的某些制度安排難以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應進一步與數字經濟相適應。首先，堅持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原則，探索數據要素參與一次分配的理論基礎和可行方案。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化發展，數據要素在生產中的地位將會進一步凸顯，數據如何獲得要素報酬是一個直接關乎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效率原則要求發揮市場對數據資源的配置作用，而高效的市場配置需要明晰的產權制度作為保障；公平原則需要考慮到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的特點。因此，為協調發展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需要加快數據要素的確權工作。在確權過程中，一方面應全面體現數據生產過程中消費者、商家、互聯網企業等相關各方的貢獻度，另一方面需要考慮數據要素在使用過程中的非競爭性等特點，同時確保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其次，研究制定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二次分配制度。一方面，數字技術弱化了許多商業實體存在的必要性并促使數字企業的收入來源與商業實體在地理空間上形成分離，造成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稅收扭曲；另一方面，數字貿易往往涉及多方主體，如平臺方、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方與需求方、第三方、合作方等，因此，在數字貿易過程中要做到稅負公平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必須加以重視。除此之外，數字產品和服務的無形性、數字經濟催生的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使課稅主客體相對于傳統經濟更為模糊和難以確定。因此，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根據數字經濟的特點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公平稅收征管體系，研究出臺數字調節稅，讓數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應有作用，同時應發揮數字技術在課稅主客體識別、稅收公平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者：譚洪波，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BJY12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