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近日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到，數字經濟是數字時代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對于金融業來說，如何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如何通過加快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更好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如何防范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諸多問題都關系到金融業未來的長遠發展。

在業內專家看來，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要提升服務質效，必須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加快發展的同時防范新型風險，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數字化轉型加速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我國金融業近年來面臨宏觀經濟和金融環境的深刻變化。在同業競爭加劇、非金融機構跨界競爭等壓力下，為應對挑戰，金融機構紛紛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

其中，金融科技成為各家重要的發力方向之一。根據4家大型商業銀行的2020年年報披露，在金融科技投入方面，工商銀行達到了238.19億元，另外，建行、農行、中行金融科技投入均超過150億元。工行、農行、中行金融科技投入增速均超過40%。

在披露業績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中，招商銀行對金融科技投入最多，達119.12億元，高于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科技投入占營收比達4.45%。此外，光大銀行、中信銀行和平安銀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占營收比均超過3%，處于較高水平。

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也使得新技術在金融場景中得到廣泛應用。以建設銀行為例，據建行相關業務部門負責人介紹，建行2018年設立金融科技全資子公司，目前已實現客戶服務、風險管理、集約化運營、智慧政務等多個領域共424個人工智能場景應用；物聯專網建設完成試點，物聯網平臺接入終端超過20萬個，賦能智慧安防、5G+智能銀行、建行裕農通等15個物聯應用；“建行云”平臺可以為政務、住房、同業、社會民生等領域的346個應用提供服務支持。

除了助力金融服務場景，未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還有哪些趨勢？工商銀行軟件開發中心日前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隨著數字化技術快速發展，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未來將向業務全面數據化、產品服務智能化、銀行服務全面開放化與生態化方向發展，數字化轉型將進入深水區。

與此同時，隨著金融技術不斷發展，機構需要持續投入資金和人力，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也將日益高企。由于行業競爭加劇導致數字化轉型的時間窗口越來越短，沒有能力跟上數字化浪潮的金融機構，無法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可能面臨較大的生存壓力。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對記者表示，目前國內銀行業數字化能力的分化越來越大，中小銀行在資源投入、人才儲備等方面，仍面臨較多瓶頸，亟需探索符合自身特色和需要的數字化轉型路徑。

合理分享“數據紅利”

金融業如何分享數字經濟帶來的發展紅利？根據《“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提到的7個重點行業數字化轉型提升工程，其中第6個是“加快金融領域數字化轉型。合理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在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的深化應用，發展智能支付、智慧網點、智能投顧、數字化融資等新模式，穩妥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有序開展可控試點。”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規劃》在提出“加快金融領域數字化轉型”的同時，強調了“合理”“穩妥”和“有序”。在業內看來，這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近年來，在一些金融機構加快數字化轉型的同時，消費者對個人金融消費信息泄露、遭遇網絡詐騙或“大數據殺熟”等的投訴也居高不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此前曾公開表示，個人信息的挖掘和利用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只有筑牢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墻，才能為數字經濟的持續創新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監管部門對個人金融數據的保護力度正不斷加強。去年11月，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加大了對機構的處罰力度。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張偉認為，這給金融機構帶來不少挑戰，比如保險銷售誤導就可能涉及過度采集個人信息等問題。他建議，金融機構一方面要提高從業人員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意識，另一方面應建立相應的合規機制，促進線下從業人員遵紀守法，充分保證客戶的合法權益。中國銀保監會在2022年發布的2號文件《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中專門強調了“加強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要求“加強第三方數據合作安全評估，交由第三方處理數據的，應依據‘最小、必要’原則進行脫敏處理”。

“要發揮司法審判職能作用，平衡金融創新與金融安全。”北京金融法院院長蔡慧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方面要順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秉持包容開放的態度，尊重并鼓勵科技創新，對認定創新產品違法、創新交易模式無效時應采取審慎的態度。另一方面要遵循實質正義理念，準確把握金融科技創新產品的實質，堅持適度干預原則，要準確適用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與金融科技發展相關的法律，形成裁判規則，推動金融數據合法開放與有序流轉，促進金融個人信息合理利用。

防范新型風險

在推進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金融機構也將面臨一些新的風險。“以開放金融為例。原來技術體系是相對封閉的，風險挑戰相對可控，防護邊界也是清晰的，但在開放金融之后，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合作伙伴的短板，對方防護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自己開放后要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技術升級后，新的風險也應運而生。”光大銀行副行長楊兵兵說。

楊兵兵認為，銀行數字化轉型面臨三類新型風險，即場景風險、模型風險和數據風險。“在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傳統金融風險，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目前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在數字經濟時代，這些傳統風險也在發生變化——風險更容易被放大，風險容易互相交織，呈現多樣化。”楊兵兵表示，金融機構應該尤其重視新型風險。銀行需要持續完善數據治理體系，不斷強化數據質量管理；要把模型風險作為獨立的風險重視起來；要相應地進行場景風險管理，在場景的限額、監控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流程和解決方案。

在業內專家看來，要持續分享數字經濟帶來的“數據紅利”，金融業需要不斷解決數據資產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風險挑戰。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調研顯示，不少金融機構通過場景嵌入、生態運營、數據合作獲得了大量內外部數據，但存在內部數據孤島，且數據治理不足、數據質量不高、數據融合不夠，形式上成為“數據囤積者”，實質上是“數據貧血者”，沒有形成數據驅動的業務運營管理模式。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指出，目前數據資產化依然面臨產權模糊、價值不確定、監管生態不完備以及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分離等諸多挑戰。他建議，要構建數據資產化生態，包括進一步推動相關技術發展，保護隱私，推動共享，完善法律監管框架以及建立適應全球化的數據資產化治理機制，為數據流動創造安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