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用“十個明確”系統闡發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內涵。這十個方面的戰略思想和創新理論，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十個明確”是一個有機整體，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其中，“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從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高度，進一步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完善和發展

改革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制度的自我調整和完善，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有屬性，也是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恩格斯早就明確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一科學論斷，在當代中國持續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充分證明。《決議》深刻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中，有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央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兩次全會的劃時代意義，就在于緊緊聚焦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深刻彰顯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特有屬性和核心價值。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立和不斷走向完善中具有劃時代重大意義。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最突出標志就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上的偉大覺醒，深刻認識到制度問題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大問題，“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正是在把改革開放定位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基點上，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開放中走向完善與定型作出了總體設計，成功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新局面，對于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劃時代意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突出標志就是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全方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完善和發展。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336項重大改革舉措、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卓著成效、主要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的基礎上，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作出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凸顯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在推進制度完善和發展上的重要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深刻指出：“相比過去，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深刻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是一個在不斷深化改革中逐步走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制度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探索和創造的新版。這樣一種制度“新版”，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必然需要經歷很長時間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造才能走向定型與完善。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有機結合起來的偉大創造，必然是一個由不夠完善到逐步完善、由不夠定型到逐步定型的深刻的社會變革過程。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同處一個世界，甚至同處于一個大的時代體系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必然時刻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價值觀念的影響甚至嚴峻挑戰，如何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過程中長期面臨的重大課題。

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來看，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相互滲透、有機統一的過程：一種先進社會制度走向定型和完善，必然是這一制度不斷改革和調整的結果；而推進制度的改革和調整，必須以這一制度的逐步定型和完善作為前提和支撐。這一制度變革和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和深刻證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場新的偉大革命，這一革命的重大意義就在于，確立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開辟了以制度現代化促進治理現代化的改革新進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啟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是面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一場新的制度革命，這一偉大革命，把以制度現代化為核心訴求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把全面深化制度改革與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機結合起來，促進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向國家治理效能轉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和制度保障，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鮮明特點，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改革、駕馭改革、推進改革的最突出成就。正如《決議》深刻指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黨和國家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深刻表明，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必須牢牢把握三個基本要素：

一是著力實現制度現代化，引領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制度是一種以規則或運作模式為主體的系統結構，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生態制度在內的制度體系以及各種類型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國家治理職能及其行為的最重要載體和最根本體現，對國家建設和國家運行發揮根本性的支撐和保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精辟指出：“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正是以制度現代化作為邏輯起點、核心內容和根本動力的。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緊緊抓住制度現代化這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要素，把制度體系與國家治理體系融為一體，把制度執行力與國家治理能力融為一體，強調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明確提出了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推進制度現代化“新三步走”總體目標：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這一制度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深刻體現了總結歷史和面向未來的有機統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創新的有機統一、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有機統一，彰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制度自覺和堅定的制度自信，蘊涵著制度現代化與治理現代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現代化發展規律。

二是著力完善制度體系，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在新中國70多年國家發展史上，尤其在改革開放40多年國家改革與建設輝煌歷程中，逐步形成了深刻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性質、代表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這一制度體系，既包括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等一系列根本制度，又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同時還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制度、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一國兩制”制度、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外事工作制度、強化對公共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的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這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向發力、相得益彰，共同構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共同鑄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強大制度支撐。新時代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從根本意義上說就是通過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各個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釋放制度優勢，更加彰顯制度體系的國家治理效能。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經驗深刻表明，制度體系的創新、完善和發展，始終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在新階段新征程上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牢牢抓住制度體系的完善與發展這一根本環節。

三是著力提升制度執行力，全面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制度作為國家職能的載體，其生命力在于執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干部要切實強化制度意識，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動全黨全社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正是在制度執行中得以充分彰顯的。從形成邏輯來看，各種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也正是這些制度在付諸執行過程中不斷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實現制度現代化作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關鍵動力，從而使制度的執行力得到充分提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作用的切實加強，有力確保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正確方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用的充分發揮，有力確保了人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作用的愈益彰顯，有力確保了中國式民主的前進步伐；全面依法治國制度作用的空前推進，有力確保了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民主權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用的持續發力，有力確保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德才兼備、選賢任能人才制度作用的深入實施，有力確保了黨和國家事業的蓬勃發展。如此等等制度效能和制度優勢深刻表明，只有堅定不移增強制度執行力，不斷擴大制度影響力，才能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全面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凝聚起更強大的制度力量。

抓住關鍵環節深化制度改革推進治理創新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全方位的制度創新，也是一場全過程的國家治理創新，許多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從十三個方面系統安排了深化制度改革促進治理創新的重大任務。這些方面改革的不斷推進和逐步深化，已經產生了顯著成效，尤其在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中彰顯出巨大的制度威力。實踐有力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制度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治理創新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面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的時代任務和時代使命，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進一步全面深化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改革，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著力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著力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勝利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目標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證。

新時代新征程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構建政府治理制度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三大關鍵環節。

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高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無論從我們黨面臨的嚴峻挑戰和擔當的重大任務來說，還是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長遠目標和關鍵要素來說，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建設都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把“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擺在十三個方面制度建設任務的首要位置，深刻彰顯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建設在整個國家制度體系建設中的統領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準確把握住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抓住了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史雄辯證明，人民是黨的力量的根本源泉，是黨長期執政的根本基礎；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新征程中，只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原則和方向，才能有力推進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實現中國之治中的核心引領作用。

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制度體系。政府治理制度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行政載體和實現形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把“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這一基本要求的核心要義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行政體制改革方向，把我國行政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強的行政制度支撐和強大的行政運行動力。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也是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這是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深化社會治理體制改革、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的根本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進一步發展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這就決定著，深化社會治理制度改革，推進社會全面創新進步，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的主動性積極性，著力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為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有效制度安排。

（作者：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