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家庭變遷過程是“變”與“不變”的結合，在急劇的社會轉型中，中國家庭雖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同時也保留了中國傳統家庭的某些特征。中國家庭變遷表現出小型化、多樣化、空巢化、流動化、分離化等多種特征，對傳統家庭養老產生了嚴重的沖擊，需要進一步推動養老社會化進程，包括養老責任社會化、經濟支持社會化、養老服務社會化和社會環境適老化。面對這種形勢，需要進一步完善老年收入保障體系和養老服務保障體系，推動老年友好環境建設，實施家庭發展支持政策。

【關鍵詞】家庭變遷 養老社會化 養老服務 社會環境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標識碼】A

中國仍然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也正好是養老社會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將實現養老模式從以家庭養老為主向以社會養老為主的轉變，這一轉變與家庭養老能力削弱關系密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平均規模進一步縮小，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為2.62人，比2010年減少0.48人。這表明中國家庭變遷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意味著中國家庭養老能力繼續減退，需要進一步推動養老社會化進程，以社會養老能力彌補家庭養老能力的不足，滿足廣大老年群體的養老需要。

中國家庭變遷的主要趨勢

家庭變遷主要是指隨著社會發展進程，家庭不斷發生變化，表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征。關于家庭變遷已經有較為豐富的研究，這些研究基于前幾次人口普查數據或是相關調查數據概括了中國家庭變遷的一些基本特征，反映了家庭變遷的一些基本趨勢。由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尚未公布關于家庭的詳細數據，我們主要基于現有研究來分析中國家庭變遷的基本特點和趨勢。概括來看，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趨勢性特征：

一是小型化，主要表現為平均家庭戶規模持續縮小。從幾次普查數據來看，近幾十年來平均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比較明顯。從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開始，歷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戶規模呈下降趨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下降趨勢更為明顯。1964年，平均家庭戶規模為4.43人，到1982年略降至4.41人，到2000年已經下降至3.44人，2020年普查更是下降至2.62人。家庭戶規模的快速下降一方面反映家庭在不斷分化之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庭規模受人口流動、住房狀況改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二是多樣化，主要表現為家庭戶類型更加多樣。汪建華（2019）的研究發現，家庭結構變化具有階段性，改革開放前，家庭類型結構變化主要體現為核心家庭比例提高，改革開放后核心家庭（尤其是標準核心家庭）比例卻沒有增長，且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與此同時，一些研究觀察到家庭類型呈多樣化的變化，楊菊華、何炤華（2014）觀察到居住方式的多樣化，表現在因婚姻解體或不婚所致的單親家庭在全部家庭中的比例穩步上升，重組家庭穩步上升，不完整的流動家庭與留守家庭在全部家庭中的比例持續高位等。林曉珊（2018）觀察到出現了家庭類型多樣性和核心家庭本身的多樣化形態。

三是空巢化，主要表現為空巢家庭增長較快。子女數量下降、預期壽命延長增加了家庭的空巢期，使空巢家庭比例明顯上升。胡湛、彭希哲（2014）通過對1982-2010年的普查資料分析發現，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純老年戶和空巢家庭的比例出現了明顯上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尚未公布相關詳細數據，還無法進行類似的計算，但是從人口老齡化快速上升、人口流動和人戶分離加劇等數據判斷，老年空巢家庭比重將進一步上升。特別是，一些獨生子女家庭將因為子女外出求學出現“中年空巢”現象，誕生大量空巢家庭。

四是流動化，主要表現為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口流動明顯上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流動人口為3.76億人，較2010年增長約7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為1.25億人，省內流動人口為2.51億人，表明中國人口流動更為頻繁。此前的一些研究顯示，中國人口流動過程中，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表現出上升趨勢。周皓（2004）對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已經發現，家庭遷移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人口遷移中的一個重要特征， 且以核心家庭遷移為家庭遷移的主要形式。吳帆（2016）對2013年流動人口監測數據的分析發現，已婚流動人口中完整家庭式流動比例達到了65.5%，呈現明顯的家庭化趨勢。史毅（2020）在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流遷時認為，在流動方式上逐漸以家庭遷移為主流，呈現出家庭化的趨勢。學者們所談論的人口流動的家庭化趨勢如果從家庭的角度來解讀，可以看作是家庭的流動化，表明部分家庭已經離開了家庭的組成地，發生了家庭的遷移和流動。

五是分離化，主要表現為家庭人口分離現象嚴重。這種分離現象不是家庭成員之間出現了真正的分家，而是由于人口流動導致家庭人口的分離。人戶分離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家庭人口分離的嚴重性。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中人戶分離人口為4.93億人，比2010年增長88.52%。流動人口中的非家庭流動實際上都意味著背后有家庭成員的分離，由于人口流動規模在擴大，家庭的流動化趨勢和分離化趨勢并不矛盾，前者表明有更多的家庭整體發生了流動，后者表明有更多的家庭出現了成員的分離。

在家庭變遷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變的特征。李樹茁、王歡（2016）認為在家庭變遷的過程中，雖然不同時代和階層占主流地位的家庭結構會不同，但主干家庭（直系家庭）貫穿始終并存在于各個階層，保持一定的比例并穩定發展，“家本位”價值觀占主導地位。楊菊華、何炤華（2014）認為，中國家庭結構、家庭功能的延續大于變遷：家庭仍基于婚姻；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依然是最主要的家庭模式；情愛性愛、子女生養、社會教化和老人贍養依舊主要由家庭承擔；家庭功能的再生產特征依舊被續寫和傳承下來。

因此，總體上中國的家庭變遷過程是“變”與“不變”的結合，在急劇的社會轉型中，中國家庭雖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變的同時也保留了中國傳統家庭的某些特征。

家庭變遷對傳統家庭養老產生的沖擊與養老社會化

在傳統社會，家庭養老是中國社會的主要養老模式，主要表現在老年人與子代同吃同住或是就近居住，老年人的經濟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主要來自于家庭內部。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家庭變遷對傳統家庭養老產生了明顯的沖擊。

首先，家庭小型化對家庭內部養老能力產生了明顯的削弱作用。子女數量減少是家庭小型化的主要原因，這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養老能力。家庭小型化導致家庭內部分擔老年人經濟和照料負擔的人數下降，分擔養老壓力的能力減弱，家庭內部面臨的養老壓力顯著加大。

其次，家庭多樣化也表明存在一些養老能力相對較弱的家庭類型。有研究顯示，家庭類型對農村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有顯著影響，家庭類型越復雜，老年人從家庭內部可能獲得的照顧越多。隨著社會轉型，一些夫婦核心家庭、單人戶家庭、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等也出現了增長的趨勢，這些家庭與標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聯合家庭相比，在家庭內部養老資源供給上存在明顯的劣勢，特別是照料資源嚴重不足，嚴重影響了家庭的養老能力。

再次，家庭空巢化表明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處于空巢階段，身邊沒有子女的照料?？粘怖先吮M管在經濟上依然可以得到子代的支持，但是由于與子女沒有居住在一起，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特別是一些與子女身處兩地的空巢家庭受到的影響更大。

最后，家庭流動化和分離化意味著家庭養老支持力量與老年人之間的分離。由于人口流動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家庭流動化意味著子代將以家庭為單位遠離老年人，對家庭養老中的照料和精神慰藉資源相當于釜底抽薪，進一步削弱家庭養老能力。而家庭的分離化也大多意味著子代與父代的分離，同樣對家庭養老資源造成一定的損害。正是因為人口流動，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

家庭變遷對家庭養老的沖擊反映了家庭繼續主要承擔養老功能已經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社會化的制度安排來為老年人提供養老支持，不斷推動養老社會化，逐步實現養老模式從以家庭養老為主向以社會養老為主的過渡。養老社會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隨著社會發展進步和制度建設不斷推進而逐步實現。養老社會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養老責任社會化。養老責任社會化并非是要將養老義務完全拋給社會，而是隨著社會進步，從社會層面對養老進行更多更完備的制度化安排，使養老保障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家庭將繼續成為養老的重要支持力量，但與傳統社會相比，家庭在養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對社會政策的制定者而言，要切實認識到養老責任社會化是家庭變遷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要順勢而為，根據家庭養老面臨的實際困難和社會養老能力發展狀況不斷優化社會養老支持體系。

二是經濟支持社會化。經濟支持社會化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由養老金制度為核心的多層次收入保障制度，在此制度中，老年人收入可以獲得基本的、穩定的保障。近年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不斷提升、養老金標準不斷提高反映出養老經濟支持社會化在顯著提升。但是，經濟支持社會化也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收入保障制度也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持續的改革和完善。家庭成員之間的轉移支付仍然是養老經濟支持的重要來源，但在優先序上，收入保障制度應該成為老年人最常規的收入來源，家庭內部轉移支付只是為老年收入增加一道安全閥。

三是養老服務社會化。家庭變遷對家庭養老能力影響最大的就是照料資源，可以用養老服務社會化來應對。養老服務社會化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養老服務保障的社會化；二是養老服務供給的社會化。前者是指應該以社會化的安排確保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后者是指應該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確保老年人在需要養老服務時有相應的養老服務供給。在養老服務社會化的條件下，家庭不再是養老服務保障和供給的唯一主體，而只是養老服務保障的責任方之一，是養老服務供給體系的一部分。近年來，中國養老服務社會化進程明顯加快。一方面明確了保障基本養老服務的政策導向。另一方面，加快了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步伐，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全面開放養老服務市場、大力發展社區服務、支持新型養老模式發展、推動醫養結合、降低養老服務供給成本、提升養老服務質量、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有力推動了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發展。

四是社會環境適老化。家庭變遷導致老年人對社會環境的依賴更為嚴重，這就要求社會環境要更加適老化。社會環境適老化既包括硬環境適老化又包括軟環境適老化。通過社會環境適老化，使老年人獲得尊嚴、平等和積極的老年生活，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條件下，應致力于建設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智慧老齡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