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深圳是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是“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先行者。如何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深圳最有條件、最有責任回答這個問題。1990年到2020年，深圳以結對幫扶的生動實踐，對縮小地區差距進行了成功探索，為全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積累了理論和實踐經驗。

深圳幫扶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決策的偉大正確。任何大國發展，總是始于非均衡發展，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但很多國家就此陷入兩極分化的路徑而難以自拔，甚至導致現代化進程中斷。深圳幫扶的實踐證明，黨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定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是完全正確的。正因為堅持“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深圳才創造發展奇跡，形成在全國有輻射意義的增長極，積累雄厚經濟實力和豐富發展經驗，為幫扶其他地區奠定堅實基礎。正因為胸懷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深圳才全心全意推進對口幫扶，以一市之力幫扶17個省份的109個縣，幫扶地區總面積相當于116個深圳，推動42個國家級貧困縣摘帽、340余萬貧困人口脫貧，充分體現了“感恩改革開放、回報全國人民”的責任擔當，證明了深圳不僅是先富起來的排頭兵，也是帶動共同富裕的排頭兵。

深圳幫扶充分證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深圳幫扶是堅持中國道路、實踐新型舉國體制的典型樣板。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國完全消除絕對貧困，也沒有一個大國系統提出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涓滴理論”，先富起來的地區和階層能夠自動帶動落后地區和階層致富，這一理論與事實完全不符。西方反貧困主要是“拾遺補缺”，是為了緩解尖銳社會矛盾的被動行為，主要依靠市場和企業的自發力量，受到黨派利益、短期行為和資本邏輯的局限，不可能像我們這樣進行長時間、大范圍、全要素的幫扶。深圳的幫扶實踐，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等方面的顯著優勢，這些都全面超越了西方的反貧困實踐。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不僅沒有像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曾經擔心的那樣，改變社會主義性質，而且創造性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蹚出了大規模橫向幫扶的道路，把社會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充分證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深圳幫扶創造了比較完整系統的經驗做法。深圳從1990年起承擔幫扶任務，幫扶單位涵蓋省、市、縣各層級，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幫扶工作起步早、時間長、范圍廣、貢獻大，在全國是領先的，因此也探索出了比較完整系統的經驗做法。例如：加強領導，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親自指揮部署；把對口支援與經濟協作結合起來；以抓項目為切入點進行系統性幫扶；發揮產業、地域、親情等優勢，形成區域、跨區域聯動的幫扶格局；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以黨建帶動脫貧攻堅等。這些經驗做法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工具箱”“路線圖”“操作手冊”，對進一步推進共同富裕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深圳幫扶對新時代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有重要啟示。我們已經進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扶貧攻堅是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先聲，在理論規律、體制機制、工作方法等方面有許多相通之處。同時，與脫貧攻堅相比，推進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也有許多新的特點和要求：工作重點從治理絕對貧困轉向治理相對貧困，從消除收入貧困轉向治理多維貧困，從精準扶貧的“點”轉向城鄉融合發展的“面”。深圳又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特別是高新科技產業發展迅速，發展質量效益較高，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有先發展優勢，在幫扶過程中已經對實現上述新要求有很多探索。深圳又面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等重大機遇，充分發揚三十年幫扶的經驗，發揮深圳一貫敢于開拓創新的精神，也一定能夠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先行者。

由深圳市委組織部、深圳市委黨校、深圳市扶貧協作和合作交流辦公室共同開展的《深圳幫扶30年》研究，系統回顧了深圳開展幫扶工作三十年來的主要歷程，總結提煉了基本經驗，展望了在新發展階段推進共同富裕的前景。研究報告雖然立足深圳案例，但是著眼全國大局，心懷國之大者，在回顧歷程和總結經驗時，把深圳擺到改革開放大局當中，展示了深圳是如何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分析挑戰和展望未來時，著眼于黨領導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把深圳的發展擺到全國走向共同富裕的大局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政策措施。同時，還從理論上對中國式扶貧、深圳式幫扶進行了分析。這項研究對認識中國優勢，繼續推進橫向幫扶和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都有借鑒意義。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