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一方面，高質量發展是做大“蛋糕”，只有做大“蛋糕”才有可分之物，才談得上分“蛋糕”。另一方面，也只有分好“蛋糕”才能進一步做大“蛋糕”。因此，正確認識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高質量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決定分配，這里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分配的對象是生產的產品，沒有產品就不可能有分配；二是就分配方式來說，同樣是生產決定分配。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什么方式參加生產，也就以什么方式參加分配。

首先討論做大“蛋糕”的問題。判別什么是大的“蛋糕”，怎樣才能做大“蛋糕”，必須堅持勞動價值論，否則就會把許多虛擬的、并非社會財富的東西誤以為是社會財富。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出發，做大“蛋糕”就是生產了更多，更高質量對社會有用的物質產品。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人們通常看到的價格，只是這些財富的物質內容的貨幣表現。價格可以高，可以低，使用價值這一物質產品的數量不會變。馬克思強調的是實體經濟，特別是工業和農業。馬克思把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叫作生產性勞動，從事非物質產品的勞動，叫作非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不會直接增加社會物質財富。

作為政治經濟學來源的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亞當·斯密同樣認為，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是生產性勞動，生產非物質產品的勞動是非生產性勞動。怎樣做大“蛋糕”？斯密認為，第一，是該國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即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有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在總的勞動者人數里，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所占的比例。他說，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竟成什么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面積是怎樣的，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即富裕的程度必然取決于這兩種情況。社會生產的有用物質產品越多，社會就越富裕。

判定富裕應當有科學的標準。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概念在衡量社會實際富裕程度方面存在缺陷。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格總和，常被公認為反映國家經濟狀況的首選指標。然而實際上，國內生產總值更多是一個數量指標而不是質量指標，它并不反映其內在的物質構成。從歷史上來看，一國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很高，由于其物質構成層次較低，擁有這樣質量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在數量方面并不小，然而“臃腫”的粗劣國內生產總值并不代表強大。一個國家的強大在于實體經濟，在于先進制造業和農業。制造業關乎誰來裝備這個國家，一切科學技術的進步都體現在制造業上。農業關乎誰來養活這個國家的人民，關鍵的時候有錢也買不到糧食。

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總產品、社會總產值卻能夠貼切地反映一國的富裕程度。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時候，提出了兩個宏觀層面的概念，一是從使用價值的角度提出了社會總產品的概念。社會總產品是社會各物質生產部門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生產的全部物質產品的總和。二是從價值方面提出了社會總產值的概念，即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是由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構成。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的概念包括物質產品，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實實在在的富裕。而西方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的概念包括大量的非物質產品，以及金融衍生產品等，看不出真正的富裕。有時候人們會把別人的教訓當作經驗。例如過度虛擬、過度追求包括金融衍生產品在內的服務業，大量制造業以及就業崗位的流失，投機橫行。這本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教訓，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來源（美國學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在其所著的《經濟繁榮的代價》中詳細論述了這種現象），卻被一些人視作經驗，并倡導模仿。

分配好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做大“蛋糕”

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產。收入分配反映社會的性質，體現公平、正義、效率，關乎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分配好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反之則會挫傷積極性，影響經濟發展。

馬克思認為收入分配是由社會性質決定的。他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資料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資料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例如資本和土地，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以這樣的生產條件的分配為前提，收入分配只能是按資分配。資本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由于資本可以積累、聚集、集中、繼承，能夠滾動發展，長此以往，雖然“蛋糕”能夠做大，但勞動人民并不能分得其所，并因此導致兩極分配。

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由于物質的極大豐富，以及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而實行按需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物質還沒有極大豐富，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需要鼓勵和刺激，應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按貢獻大小分配，能夠調動起勞動的激情，有利于做大“蛋糕”。然而由于一系列理論層面的誤解，致使現實中的按勞分配對“勞”的衡量很不準確。最典型的就是把價值或財富的創造和價值或財富的分配混為一談。正確的邏輯應當是對價值創造貢獻大則回報多，貢獻小則回報小。現實中確實存在一些領域由分配決定貢獻的大小，而不是由貢獻大小決定分配。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存在這種情況，即由所得決定貢獻大小，不是由貢獻大小決定工資水平。英國經濟學家馬祖卡托在其著作《增長的悖論：全球經濟中的創造者與攫取者》中指出，隨著視供求關系來確定價值——被購買即具有價值，金融交易等活動被定義為生產性的。于是本來屬于價值的攫取者就變成了價值創造者，他們把自己的談判優勢變成了價值攫取，裝扮成了價值創造者。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依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只有在分配中堅持勞動價值論，考慮到生產性勞動的回報，才最終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堅持勞動價值論，就要著力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

為了做大“蛋糕”，在分配時還應當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以免陷入高福利陷阱。社會主義再分配社會凈產值時，既要重視眼前的消費，更要重視以后的、長遠的消費。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的特征應當是內涵式擴大再生產（即靠技術創新引領的擴大再生產），也不排除在一段時間內，在某些行業的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但長遠地看主旋律應當是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需要繼續投入，需要提高再生產的技術含量，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如果沒有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就談不上高質量發展和消費結構提升，就難以實現不斷進步的共同富裕。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福利水平要與生產力發展相協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兼顧眼前和長遠，切不可拔苗助長、涸澤而漁。同樣為了經濟發展，積累資金要更多地用于生產，而不是用于消費，生產會提供未來的消費。用于消費的積累資金部分，要盡可能地提高廣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同時，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市場經濟的規律。我們鼓勵部分先富，帶動共同富裕，推崇“橄欖型”模式。

最后，政府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最大限度地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公平地“分配”就業崗位，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