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學的思想需要學理化的闡釋。學理化就是把推動實踐向前發展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思想理論化、系統化、教科書化。

學理化就是理論化。在有些情況下，思想本身就已經理論化了，但在多數情況下，盡管思想非常深邃，仍然需要進一步地進行理論化。理論化可以提升思想、普及思想，使思想走進千家萬戶，真正掌握群眾。思想的理論化體現為相關內容和要素的條理化和系統化。所謂系統化，是指以核心內容為綱，一環扣一環地逐次展開，合乎邏輯地緊密相連。而條理化則要求脈絡、層次清楚。從純粹語言邏輯的角度講，那些理論范疇一旦組成一種理論體系，其理論含量和解釋力就會大大提高。

學理化體現著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和階級性。馬克思的經濟學代表著無產階級的利益，大衛·李嘉圖的經濟思想代表著新生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則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承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思想在學理化的過程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根本遵循。

馬克思的《資本論》給我們做出了學理化的榜樣。馬克思對各種經濟學說進行了梳理、比較。在作了詳細扎實的理論準備之后，采用科學的抽象法，以“顯微鏡下的解剖”所需要的精細，抽象出一系列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的范疇，如勞動、商品、價值、使用價值、個別勞動時間、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價值規律、貨幣等，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體系——勞動價值論。之后，又以勞動力商品、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絕對剩余價值、相對剩余價值、超額剩余價值等特有的基本范疇，構建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體系，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和闡述了價值、剩余價值的實現、剩余價值的轉化、剩余價值的分割，以極其嚴謹的邏輯得出了“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者生產的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其經濟思想的學理化表達。列寧依托帝國主義的主要經濟特質，抽象出金融資本、工業資本、金融寡頭等范疇，分析了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已由普通的中介人變成了萬能的壟斷者，由此帶來經濟、社會層面的一系列變化。金融資本篡奪了實體經濟的地位，成了萬能的壟斷者，由此誘發了更多的投機，以及金融危機。

一些重要的經濟思想，在對其進行學理化的基礎上，有必要進入經濟學教科書。重要的思想會影響人的行為和國家的政策，思想的傳承需要借助于教科書。一種思想經過學理化、系統化之后，寫進教科書，可以規范地進行繼承和發展。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風靡世界，再版了10多次，其所主張的經濟思想對眾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對經濟蕭條的嚴峻形勢，一改傳統的自由主義，強調擴大國家投資，加強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取得了積極成果，成為后來面對經濟下滑時政府的首要選擇。然而所有這一切，如果沒有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對其思想“前仆后繼”地學理化，形成系統的凱恩斯理論并進入教科書，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可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力。

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聚焦新時代、新形勢、新情況，立足國情，高瞻遠矚，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當前，面對短期及中長期存在的各種不確定性，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進行學理化表達的重要內容。

關于立足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正確認識和判斷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所面對的各種內外部條件，是科學制定經濟政策，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同時，科學地劃分歷史階段，準確地識別所處時代的特點和任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亞當·斯密由分工出發對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代進行分析和把握，發現了市場經濟富國裕民的作用；大衛·李嘉圖對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代的特點進行剖析，揭示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意義。馬克思極為重視對發展階段的劃分，把他設想的共產主義分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第一階段按勞分配，高級階段按需分配。列寧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劃分發展階段的傳統，把資本主義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不同階段，預見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在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的過程中，我們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基于這一理論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探索和積累，中國的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及時地、深刻地指出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

關于貫徹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實現發展的各項目標和任務，必須完整、準確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科學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選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我國曾根據產業空間大，資源、環境、勞動力等價格低的后發優勢，通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的條件發生了變化，面臨的任務也從主要追求速度轉變為更加強調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轉換，也具備了轉換的條件：首先，我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有條件建立起相對健全的產業鏈，有條件把拉動內需作為發展的基點；其次，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提高供給能力，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構建新發展格局也是對沖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的必然選擇。通過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使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有效結合，相互促進，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關于實現高質量發展。由追求數量到追求質量是由資源約束條件的變遷決定的。粗放經營是水平效應，是在生產的技術含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鋪攤子來擴大生產規模，這種發展模式總是有邊界的。集約經營是結構效應，是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提升產業結構、提高產品的檔次，追求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空間大，要素成本低，后發優勢明顯，具備實現高速增長的客觀條件。我們及時地利用這些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客觀條件與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經濟結構不合理，低端產能過剩，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人口紅利減少，經濟發展后發優勢遞減，迫切需要高質量經濟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作者：李義平，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