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肩負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責任。這就必然要求國有企業順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進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點、路徑與政策選擇》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基于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的理論邏輯，討論了分類改革下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路徑和政策選擇，利用上市國有企業的數據，分析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影響和驅動力量，最后為國有企業未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建議。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應考慮分類分層推進

報告認為，國有企業率先推動數字化轉型，是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順應數字經濟時代、建設數字中國的必然要求，也是作為政治和經濟功能的混合體在新發展階段承擔特定使命、發揮特有優勢的具體體現。一方面，國有企業肩負著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構成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推進數字化方面擁有充足持續的內外部資源和多層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為國有企業數字化提供了基礎保障和動力來源。同時，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仍面臨新基建規劃不成熟、數字化過程長期而艱巨、國有企業組織架構復雜等諸多共性和個性的問題。因此，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依然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寬領域、多維度特征，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應該考慮分類分層數字化轉型戰略：從分類的視角，商業一類、二類國企的數字化注重經濟效益和高質量發展，公益類國企則注重提升公共物品的質量和效率；從分層的視角，集團層面應加強數字化戰略頂層設計，子公司應推進數字化管理與業務經營管理相結合，分公司或三級公司則需要完成數字化轉型的落地工作。具體而言，橫向視角，企業需要根據商業一類、商業二類、公益類等不同目標，實施“差異化-數字化”轉型戰略：

商業一類企業應當以市場需求為中心，促進數字化技術與業務運營相融合，通過數字化轉型增強企業市場活力，引領競爭性行業高效率發展；商業二類企業應當聚焦主業主責，推動數字化與技術研發、智能制造相結合，推動戰略性產業轉型升級；公益類企業應當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協同推進數字化轉型，全力支撐和服務社會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

縱向視角，國有企業應該從集團層面、子公司層面和分公司、三級公司層面進行三級聯動的數字化轉型：集團企業應高屋建瓴，將數字化作為一把手工程，協調各層級部門統籌推進數字化轉型，如建立智慧管理平臺、建數字化生態體系等，促進集團資金、物資、人力資源、數據等各生產要素的高效流轉，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數據貫通、業務協同；各個子公司應當在集團數字化戰略的指引下，結合其細分行業和具體業務特征，推進精細化管理，積極創新發展商業模式、提高經營效率；公司或三級公司，應當加強產品生產或服務過程數據動態采集，積極引進基層數字化人才，加強基層數據智能分析和技術開發能力，推動基礎數字技術設施建設，并反饋到集團數據中心，反向推動總體戰略規劃的完善。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報告利用上市公司數據，刻畫了國有企業數字化的現狀、特點和發展趨勢。通過對2010年-2018年上市公司A股制造業518家國有企業的年報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從2010年起，隨著時間變化，數字化轉型的國有企業的數量不斷攀升，且在研發環節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國有企業占比最高。第二，各個行業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和路徑呈現出差異化特征，制造業由于涉及領域廣泛而表現得格外明顯，鋼鐵制造業和運輸設備制造業這類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數字化轉型積極，輕工業則緊跟其后。第三，東部地區呈現出起步早、發展快的特征，中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雖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發展情況較好，西部地區的部分自治區樣本過少，但仍有貴州、重慶等省市表現亮眼，且數字化轉型與當地政策緊密相關。第四，規模較大的一批國企在數字化轉型上更為積極。

數字化轉型正不斷賦能國有企業

第一，生產績效方面，數字化轉型助力國有企業形成以數據驅動為核心的生產經營模式，為其投入產出決策、生產監管、業務變革等提供了信息和技術支撐，建立與市場各主體連接，提高企業經營績效和全要素生產率、分享數字經濟紅利。第二，組織運營方面，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應用推動了國有企業治理數字化、管理數字化，改變企業內部人員結構，賦能員工績效考核與培訓。第三，創新方面，數字化轉型促使國有企業深化運營、生產服務和商業模式等多方面的創新，促進企業運營智能化、生產服務智能化和多元化與商業模式革新。第四，競爭模式方面，數字經濟促進了要素自由流動和市場活力釋放，外部競爭壓力倒逼國有企業轉變原有競爭模式，提升自身競爭力。第五，國家戰略部署方面，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戰略部署落實的主要推動力和模范帶頭人、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踐行者，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推進我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進一步帶頭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碳達峰、碳中和”等國家戰略部署，集中力量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為了探究造成差異的原因，對我國制造業上市國有企業進行統計分析和模型回歸，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盈利能力，人力資本，技術能力和行業競爭是影響國企數字化轉型差異的四個因素，且都是正向相關關系。具體來說，盈利能力是國企進行持久數字化轉型的保障，人力資本是國企自下而上數字化轉型的支撐，技術能力是數字標準化和結構化，進而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行業競爭是助推國企數字化轉型并引發行業其他企業追隨行為的動力。第二，人力資本和技術能力對高技術企業和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都存在推動作用。第三，市場壟斷對高技術企業數字化轉型存在顯著抑制作用，這是因為壟斷企業體制僵化導致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且較高的市場壟斷程度抑制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在動力。

報告認為，國企數字化轉型應注重精準施策：商業一類國企的數字化轉型政策應注重數字化推動企業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商業二類的國企政策目標則應注重國家戰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公益類國企則需達到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的目的，在政策細節方面，強調在技術、管理、數據和安全方面的具體推進和落實；在轉型方向方面，應通過政策指導國企在產品、生產、用戶和產業等多方位的數字化；在賦能舉措方面，應注重國企在建設基礎設施、發展數字產業和攻克關鍵技術等方面助力其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