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與不同時期中國的公共性目標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引領者，是這些公共性的代表。在當代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三個維度的公共性，分別是中國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崛起、中華文明與文化的崛起。這三個維度的公共性是引領中國發展的旗幟，也是中國發展的使命，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建黨百年 大歷史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華文明
【中圖分類號】D239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百年風雨，百年征程，其中經過了無數曲折。但“風物長宜放眼量”，當我們從大歷史的視角來審視這一百年，百年又不過是彈指一揮間。從更大的框架中來把握建黨百年的歷史，可以發現建黨百年深遠的歷史意義。
公共性是時代發展的精神指引，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就立足于公共性基礎之上
有關建黨百年歷史的討論已經非常豐富，筆者從一個新的視角展開討論，這個前提就是“公共性”。所謂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民心所向”。之所以采用這個術語，是因為它具有日常用語所不具備的概括能力。公共性代表了超越個體利益的整體。它不是個體利益的簡單相加，因為個體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在不同階級之間。它也不是整體中某個部分的利益，不是個體或整體各部分之間利益協商、妥協的結果。公共性是整體的，它是一個時期個體利益認同的整體躍升。換句話說，它是升華后的價值認同。因此，公共性不是微觀的、具體的利益，而是宏觀的、抽象的利益整體。
公共性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的，它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只有當各方面條件具備的時候，公共性才可能呈現出來。的確，在我們當下的語境中，某種意義上，公共性是不斷被解構的，個體利益在日益具體化，公共性更像是一個多余的概念。如今我們更習慣討論某個階層、某個群體的利益，甚至按照西方的話語邏輯，把個人利益置于整體利益之上，把它當成價值判斷的出發點。按照這樣的話語邏輯，公共性是對個人利益的侵犯；或者從根本上否定公共性的存在，認為公共性是一個烏托邦，不存在整體性的、抽象的利益，只有具體的、個體的或群體的利益。具體與抽象、部分與整體、個體性與公共性，本來是辯證的關系，片面強調某個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辯證法思想的，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本來面目。公共性是存在的，既有客觀的事實基礎，也是人主觀能動性的目標。公共性是時代發展的指引，是時代精神的體現，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就立足于公共性基礎之上。
當代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對中國人，而且對整個人類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具有無可替代的公共性。當中國完成從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型，不僅讓中國擺脫了被欺凌、被掠奪的處境，讓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人口完成了歷史轉型，它也意味著在人類解放與發展的事業中，還存在一條有效的路徑。更進一步證明，一個古老的文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能夠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因而當人類文化在未來面對新的挑戰時，或許還有更多的選擇。中國共產黨正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引領者與組織者，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服務人民，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之源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按照生產方式可以分為三個時代：狩獵采集時代、農業時代、工商業時代。中國是農業時代的佼佼者，距今1萬年前后中國開始從狩獵采集時代向農業時代過渡，與西亞是世界最早的兩個農業起源區。中國同時擁有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兩個農業起源中心。在此基礎上，距今5000多年前，出現的若干個文明起源中心，最后匯聚成統一的中華文明，并且不斷地發展延續至今。中國在農業時代，長期是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高峰時，GDP占比超過世界的70%。然而，中國在由農業時代向工商業時代轉型時落后了，當西方如火如荼地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在閉關鎖國中部分軍事技術反而出現了倒退。當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的時候，中國落后的武器裝備和渙散的軍紀，難以形成有效的抵抗，讓中國社會、中華民族、中華文明頓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李鴻章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其實何止三千年，這是過去五千年中國都未曾遇到的變局。所幸中國還有一些有志之士，他們不畏艱辛，不畏生死，舍身為國，挽狂瀾于既倒，拯救了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他們帶領古老的中國完成了從農業時代向工商業時代的轉型（通常稱為現代化）。這樣一群優秀中華兒女中，中國共產黨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58年竣工完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正面鐫刻著毛澤東同志題詞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背面是由毛澤東起草、周恩來題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段碑文以最簡潔的語言詮釋了中國作為民族國家興起的艱難歷程。傳統上，中國并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封建帝國，缺乏清晰的民族認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經歷了一段讓人不愿回顧的、非常屈辱的歷史。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清政府不斷割地賠款，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1894年，經過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發動甲午中日戰爭，致使北洋水師全軍覆沒；1900年八國聯軍再次攻入北京城。與此同時，統治階層腐敗成風，民眾沉湎于鴉片之中，底層民眾食不果腹，賣兒賣女以求生存，中國社會在各個層面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機之中。
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再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當時部分中國先進分子試圖改變現實，但由于自身的局限與現實的約束，這些變革無一成功。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情況并未得到緩解，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也未得到根本改變。盡管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一方，盡管中國外交家顧維鈞憑借個人的才華，在巴黎和會慷慨陳詞、據理力爭，但是帝國主義仍然要瓜分在中國的利益。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成立。當時中國有200多個政黨，這些政黨都是由當時的社會精英階層組織起來的，不少政黨也有不錯的綱領與主張，但是最終只有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成功。
1938年，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就曾提出過著名的“蔣廷黻之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真正成功地回答“蔣廷黻之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按照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所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解決了中國社會上層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解決了社會下層的問題。其實還應該加上一點，改革開放帶給了中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中產階級。有了上中下三個層次的社會變革，中國真正成為了一個現代國家。當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鏈，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在各項成就之中，有一點尤為關鍵，就是民族的集體自尊。1950年，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御敵于國門之外，與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相抗衡，一洗百年國恥，正式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可忽視的一員。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集體自尊，就沒有當代中國的繁榮昌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當時中國200多個政黨中脫穎而出，就在于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制勝的秘訣，這個秘訣就是“人民”。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發現了人民的力量。人民利益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公共性，中國共產黨把“為人民服務”當成自己的根本宗旨，發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人民戰爭”的理論，陷敵人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物質與精神基礎。在人民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支英勇無畏、機智靈活、具有鋼鐵紀律的武裝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民戰爭理論更進一步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獨立自由的思想武器。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當群眾歡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回應“人民萬歲”，這集中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聲。正是依賴人民，中國共產黨才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這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把握了時代的公共性之所在，獲得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來自人民，服務人民，與人民水乳交融，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之源。這也是今后應進一步發揚的優秀傳統。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脫離了人民，黨就會失去生命力。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初心，也是黨的使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建黨百年之際，中國共產黨應繼續發揚黨作為人民利益捍衛者、組織者、服務者的角色，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足于中國國情，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贏得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近代中國嘗試過各種發展道路，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從議會民主到總統獨裁，這些制度都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沒有讓中國走向獨立自主，沒有讓中華民族獲得集體自尊，沒有讓中國獲得繁榮發展。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老一輩領導人如毛澤東、鄧小平都曾經面臨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中國的獨立自主是從同西方列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殊死搏斗中獲得的，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們不可能生活在一個依附體系中，成為西方的商品傾銷市場與產品加工工廠。中國必須把發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踐也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中國與印度的比較，印度比中國早獨立數年，兩國的起步水平幾乎完全一致，但是發展到今天，盡管西方媒體不斷鼓吹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貧困人口，落后的種姓制度、巨大的貧富差距與嚴重的性別歧視，都讓其所謂的民主黯然失色。
實踐已經證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正確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國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立了一批新的工業部門和工業基地，初步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尤其是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幫助我們解決了“挨打”的問題，同時也為后來我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了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多年來，中國解決了“挨餓”的問題，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地提高。2019年和2020年我國人均GDP連續兩年超1萬美元，但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要超過諸如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同等收入的國家，工業科技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社會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是遠勝于這些國家。下一步我們要解決“挨罵”的問題，要在思想文化戰場上取得勝利，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在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與大力宣傳，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20年，我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如期完成，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的莊嚴承諾。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面動員、科學防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2020年我國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成果，中國共產黨根據時代特征與中國國情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終關注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全新篇章。從人類社會權力演化的一般規律來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已經進入高度成熟期。二戰后，尤其是過去數十年，歐美主要發達國家著力打造由西方資本控制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首先打破了其軍事霸權，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也動搖了西方資本的壟斷地位。如今它們能夠依賴的主要是文化霸權，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輸出其意識形態。但是這種缺乏現實基礎的宣傳是不會長久有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足于中國國情，以實事求是為原則，積極發展民生，努力實現社會公平，不斷改善生態環境，贏得了廣大人民的堅定支持。在處理國際社會與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時，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搞擴張，不轉移回避矛盾，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當代人類社會發展面臨不少嚴峻的挑戰，從政治紛爭到環境危機，從核武器威脅到全球疫情失控，所有這些都需要人類社會能夠真正的攜手合作。如果西方資本主義不能進行全面性的深刻改革，指望它來解決全人類發展面臨的困境是不現實的，中國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便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經驗與文化財富對于解決當代人類社會的問題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也不僅僅是一種特色政權的崛起，而是一種文明與文化的崛起。中華文明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同屬歷史悠久的古文明，但是在所有古文明中（包括美洲文明在內），只有中華文明連續發展、未曾中斷，并且不斷融合，現在形成了一個包含超過14億人口，國土面積超過960萬平方公里的超大型的文明體。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形成如此龐大的體量，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絕不僅僅是一種偶然。除了獨特的地理因素之外，中華文明具有優秀的包容傳統，能夠不斷學習與吸收其他文明的優點，把從印度引入的佛教文化融入到中華文化傳統之中，如今又把西方的科學文化吸收到中華文化中來。在農業文明時代，中華文明應該說是發展最為充分的，不僅文化連續，而且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與完善的意識形態。中華文明在歷史進程中發展出四大板塊：以農耕為主的東南板塊，以游牧為主的西北板塊，處在兩者之間的生態交錯帶板塊，以及海洋板塊。四大板塊相互補充、交融，構成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經驗與文化財富對于解決當代人類社會的問題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不可否認，中華文明在近代社會轉型中曾經落后了，錯失了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等近代化進程，以至于當代人類文化幾乎為西方所壟斷，從思想到審美，從科學技術到生活方式。許多人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現代文化、世界文化，等同于先進文化，而忘記了我們自身的優秀文化傳統，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再去提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由于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的強勢地位，尤其是科學技術上的領先優勢，西方文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認同，由此形成了一套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觀念體系，我們稱之為“現代性”?，F代性壟斷了科研、教育、文化傳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批評與反思都可以用保守、僵化、反科學來標簽化。在這樣的觀念體系中，中國文化是屬于前現代的、已經過時的，是歷史包袱，需要批判與拋棄。按照現代性的觀念，人類文化將會被一種“先進的”文化所代替，當然，這種文化必定是西方文化?，F代性觀念把自己包裝成具有普世價值的、唯一合理的、符合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思想。我們絕不能以之為標準來批判自身的文化，渾然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日益認識到西方文化是有問題的。這不僅僅包括現代性的觀念，而且還可以追溯至更深遠的根源。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臘文化，而古希臘的農業基礎來自西亞，在這種經濟生產方式中，農耕與畜牧是矛盾的，需要發展貿易來進行交換。古希臘利用愛琴海島嶼眾多的優勢，很早就形成了利用海上貿易不斷進行海外殖民的傳統。我們承認西方文化在開拓世界方面曾經很優秀，但其文化基因是具有侵略性的，這更進一步為其宗教思想所強化。與之相應的是缺乏包容精神，到處挑起紛爭，到處制造對立，在其殖民擴張過程中，給世界留下了許多難解的矛盾。當這種文化與資本主義結合之后，表現為無止境的貪婪。為了滿足無窮盡的物質欲望，在全球資源利用上幾乎是竭澤而漁。侵略性、狹隘、貪婪構成西方文化難以改變的文化基因。20世紀上半葉，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席卷全球，造成世界范圍內的動蕩。歐美一些國家其后又發展核武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陷入軍備競賽，把全人類安放在火山口上，至今也沒有有效的機制避免核毀滅。哲學家羅素曾言，如果中國完全模仿西方文化，不僅僅是中國的悲劇，而且是世界的災難。中國作為一種獨特的文明，在全球遭遇危機時，可能是世界唯一的希望。如果世界只有一種西方文化，一旦遭遇危機，人類可能就失去了其他選擇的可能。
中國的崛起絕不僅僅是軍事上免于挨打，經濟上免于挨餓，這一崛起代表的最終是中國思想文化的興起。中國的崛起立足于中國文化基礎之上，是五千多年歷史文化的繼承發展，是更久遠中華文明的綿延。中國人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經為文化所浸潤，都有了文化意義。這是經過詩經漢賦、唐詩宋詞等反復歌詠的土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我們早已為歷史文化所滲透。中國文化含蓄雋永、包容寬和，我們尊重世界每一種文化的優點，愿意向所有的文化學習。同時，中華文明對于解決人類未來面臨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需要保護文化遺產、守護文明成果、促進對話交流，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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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
責編/孫垚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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