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中華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連續性，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我們的文明為什么會如此生生不息、歷久彌新？其中原因多種多樣，但漢字是不容忽視的核心因素之一。漢字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字體系中，作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統，只有漢字沿用至今。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漢字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的墨韻堂里，總書記對正練毛筆字的孩子們說道：“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志。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2022年10月，總書記在河南殷墟遺址考察時指出：“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
漢字與中華文明起源
文字的創制是文明出現的重要標志之一。恩格斯曾經指出，人類“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人類在經歷過的幾次“信息革命”中，第一次是發明了語言，人與其他動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發明了文字，從野蠻人變成了文明人。人類一旦創造出記錄語言的文字，知識來源就不再受限于時間和空間，不再是口耳相傳，因而知識快速積累，人智大開，社會快速進步。而沒有文字的社會即使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進步，受到時空限制也難以向前發展，不是陷于停滯就是慢慢消亡，最終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一個考古遺址，一旦發現了文字，其中的一切就是有史以來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然而，每個時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遺址中，距離我們年代越遠，保存下來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刻畫在龜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大量刻畫符號，不能排除它們具有文字屬性的可能性。距今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扁壺上“文”清晰可見。約公元前20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的河南二里頭文化，被認為屬夏王朝時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也發現過許多刻畫符號，有許多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在二里頭文化之后發展起來的二里崗文化，分布地域范圍大為擴展，文化類型也大大增加。屬于二里崗文化最晚階段的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號，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書的“尹”、“帚”、“天”、“東”等符號，其形體特征一如殷商時期的文字。
這件距今4000多年的陶扁壺上的“文”清晰可見。圖為2023年6月28日拍攝的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中國考古博物館藏）。 中國歷史研究院供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它能夠完整地記錄當時的語言，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統。自發現以來，出土的有字甲骨約有10萬片，單字數量已達4000個左右，當時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現。甲骨文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研究漢字發展和中國早期歷史的寶貴材料，也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實證。20世紀初，著名學者王國維根據甲骨文驗證了商代世系真實性之后，就“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有“中國考古第一人”之譽的李濟更是“把甲骨文的原始推遠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了”。2017年，甲骨文正式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西周時期，文字使用功能更加擴大，文字系統獲得長足發展。這一時期主要文字載體發生了很大轉變，現存主要式樣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這些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其書寫程序是先刻寫于范坯，再經燒鑄而成。東周時期，發現的文字載體日漸豐富，金文資料仍然占有相當比重，簡牘、絲帛、玉石、陶器等材質也都是當時實用文字載體。特別是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戰國時期的楚帛書、楚簡和秦簡，保存了大量用軟筆書寫的文字。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字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富有邏輯性的文字系統。它具有強大的生成新字的能力，擁有巨大的表達潛能，可以游刃有余地承擔記錄漢語的功能。
文字是歷史的見證者，是傳統的守護者，還是文明的傳播者。漢字由最初的刻畫符號和象形圖形發展出表意、表音和形聲等編碼方法，突破以形表意，體現出中華民族由形象思維到復雜抽象思維的發展演變。古老的漢字見證著中華民族曲折輝煌的成長歷程，成為中華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體構造往往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若干細節；春秋戰國時代，字分五系——秦、楚、晉、齊、燕的局面逐步形成，秦國的篆文、古隸與東方六國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列國爭雄的歷史場景；秦漢時期，繁難的小篆多應用于特殊場合，古隸和八分先后活躍于日常書寫領域，與此同時，草書得到了迅速發展，凡此種種，無不是大一統國家機器有效運轉、文化越發昌明興盛的寫照；魏晉南北朝時期，行書和楷書逐步走向成熟，從一個側面反映著那個時代的風貌，《平復帖》、《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等流傳千古的書法名帖映襯著優雅從容的晉代名士風度。漢字與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同呼吸、共命運，歷經時代變遷而不改本色，既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體現，更為中華文明連續性奠定了重要基礎。追溯漢字的演變歷程，可以觸摸到歷史的脈搏，感受到中華文明深厚綿長的底蘊。
漢字與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悠久而持續。這個特點是如何形成的？我們的文明為什么能夠從未間斷？從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素漢字可以窺見一斑。漢字是自源于中華大地、以記錄漢語為主并具有多種功能的書寫符號系統，是表意文字體系的典型代表。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突出表現在漢字的延續性上，漢字超越了傳統與現代的界限，一直使用至今。這個文字系統雖然在形體上有所變化，但其內部深層結構從未發生根本的改變，所記錄的語言古今一脈相承，所形成的文獻豐富而連續。一個能讀古書的現代人，如果打開2000多年前西漢人抄寫的古書，閱讀障礙很小，這在全世界范圍內是獨一無二的。日本知名學者白川靜在20世紀70年代初曾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文化就是漢字文化，漢字所具備的各種特質，給中華文化添上了濃烈的色彩。”“漢字還輻射到了周邊民族，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即漢字文化圈。”
漢字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中國地大物博，方言有很多種，民族語言也有很多種，統一的文字構筑了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基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統一全國的當年，就下令實行“書同文字”的政策，保證了政令的傳達和思想文化的統一。秦朝之后，漢字又經歷了漫長的字體演變。雖然天下分合、朝代更替，但漢字作為通用文字的傳統再未動搖。歷史上，進入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大都會主動擁抱漢文化，學習漢字。南北朝時期，為了讓拓跋鮮卑融入中原文化，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改革，將漢語確立為官方語言，要求學漢語、用漢字、穿漢服，對促進民族融合產生了巨大影響。宋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遼、西夏、金等政權也受到漢文化影響，其自創的民族文字借鑒了漢字偏旁部首。
中華民族不是單純的人種血緣的融合，而是文化認同的實體，漢字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世界上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不論是羅馬帝國還是查理曼帝國，一旦分裂為使用更小的表音文字系統的民族國家，就很難再統一為一個文化連續的國家。中國則不同，在這片大地上，朝代有更迭、政權有更替，但是我們的文字一致、文化相通，分久必合，永遠是統一戰勝分裂，這種特性與漢字的超語言功能密切相關。漢字不是通過直接表達語音的編碼方式記錄語言，而是通過以表意為基礎的多種編碼形式記錄漢語，這樣就使其具有兩個特點：一方面可以準確記錄語言，漢字是成熟的文字體系，與漢語相適應，可以記錄各個時代的口語，可以形成書面語，使語言更加嚴謹；另一方面，漢字可以超越方言，不同時代可以讀不同的音，不同地域可以讀不同的音，不論讀什么音，其意義不僅歷史連續，而且社會共知，歷史上書面語長期發揮共同語的功能。因此，盡管各地的方言千差萬別，不同年代語言也有很大差異，但是一直有統一的文字。西方一些學者盡管從記錄語言這一功能的角度，否定以漢字為代表的表意字，但從表意字的社會功能的角度，也指出其具有很大的優點，即并不受詞的語言形象所束縛，使得各方言區的人們能夠看懂彼此所寫的東西。
漢字是中華歷史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孕育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延續主要依靠文字記錄、典籍保存。比如，甲骨文記錄了商朝時期的祭祀、打獵、戰役、農業、問病和天氣等；金文記錄了周代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和社會生活。縱觀世界文明史，在許多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政權一旦由外族統治者所取代，文字記錄的語音語義大都發生徹底變化，即使字母相同、所記錄的語言也不同。前朝文字記錄的語言今朝看不懂，今朝書寫的歷史下一朝看不懂，當然不會有不間斷連續的歷史記載。然而在中國，前朝滅亡，后朝仍然使用同一個文字系統，遞傳幾朝依舊是同一個文字系統，前后識讀沒有障礙，因而數千年來文明歷史記載從無間斷，各種文獻豐富多樣、傳承有序。
2022年11月，中國文字博物館續建工程和漢字公園正式對外開放。中國文字博物館位于河南省安陽市，是一座以文字為主題的國家一級博物館。圖為中國文字博物館一期建筑。 中新社發 王子瑞/攝
漢字中蘊藏著中華文化的基因密碼，很多漢字本身記錄了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態。透過這些漢字，我們能夠感受到先人的生活乃至其時的心理狀態。因此，中國人歷來對文字懷有敬畏之情，一方面體現為漢字演變中的繼承關系，譬如曹魏時期的《三體石經》，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寫刻；另一方面體現為后代對前代文獻、書法的保存和傳承，譬如宋代《淳化閣帖》收錄大量前朝書法家作品。正是對文字的敬畏，讓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得以傳承幾千年來到當代，并被發揚光大。
漢字彰顯著中華文化的獨特神韻。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是文學的共性。中國的文學不僅僅是語言的藝術，也是文字的藝術。我們讀唐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時，只能是線性讀出兩句詩來，如果書寫成：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到了另外一種非線性結構：門對窗、泊對含、東對西……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這種對仗是非線性的視覺結構。詩不僅是讀的，也是看的。正如著名學者饒宗頤所說：“漢字只是部分記音，文字不作言語化，反而結合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漢字這一大樹，枝葉葰茂，風華獨絕，文字、文學、藝術（書法）三者的連鎖關系，構成漢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勝的魅力。”
世界上的各種文字都努力追求書寫美觀，但只有漢字發展出一門獨特的藝術——書法。漢字字形多種多樣，為形成豐富美觀的視覺效果提供了優越條件，并與格言警句、名篇佳作、篆刻印章相結合，使得優秀傳統文化在書法藝術欣賞過程中得以傳承。同時，書法還蘊藏著中國人深沉的家國情懷，練字更多練的是品德與性情。唐代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氣勢磅礴、壯懷激烈，通篇充溢著浩然正大之氣；明代祝允明以草書抄錄《岳陽樓記》，則是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為精神動力。
漢字與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50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總書記高度概括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漢字記錄了我們的“來處”，集中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守護好漢字就是守護我們的文脈，文化自信才有堅固的支撐點。
文字一經形成，便通過記錄人們的語言，使文明成果得以永久保存和廣泛傳播。在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通過楔形文字向世人傳遞法治精神的火種；在尼羅河谷，象形文字記載了古埃及人在辛勤勞動中獲得的知識和經驗；在黃河流域，甲骨文等所承載的文化基因成為塑造中華文明的重要力量源泉。然而，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已衰亡，而漢字不僅從未失傳，并且在一次次字體演變中不斷煥發生機，成為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從來沒有中斷過的文字系統。漢字的悠久性、持續性和穩定性，使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得以完整記錄、保存和傳承。漢字記錄了中國波瀾壯闊的輝煌歷史、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中華優秀傳統道德觀念、璀璨的文學藝術、燦爛的發明創造、生產生活的智慧等，使中華文明代代相傳，歷久彌新。無論歷史長河經歷多少曲折，漢字體系一直保持基本穩定，猶如定海神針，維系了中華文化的根脈，推進了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
圖為2023年7月31日，在成都大運村，來自意大利的達米亞諾·多梅尼科·瓦萊里奧（右）學習用漢字書寫自己的名字。成都大運村里設置了書法、國畫、蜀繡、傳統樂器等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互動體驗項目。運動員和教練員在休息之時，紛紛前來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了解學習中國文化。 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攝
近代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那時的人們一度喪失了文化自信，許多人期望通過自我否定、自我放棄去融入新世界，追趕新文明，甚至期望與西方文明套合，努力與西方標準吻合，結果卻適得其反，導致自我的喪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科技等立足世界前列，而且是文化的自立自信。一種文明傳承了幾千年，輝煌了幾千年，世界上沒有誰比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國家更有資格討論“文明”。豐富的歷史文獻和蓬勃發展的考古學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中華大地上各個歷史時期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真實狀況，凝聚、融合、輝煌、衰微、復興，何其波瀾壯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當前，我們要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它的產生和演變體現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維方式，既是民族的驕傲，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要全面深入挖掘漢字蘊含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