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于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何可以成功并最終能夠成功，借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一帶一路”的實踐經驗進行分析，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是沿線國家及人民的基本需求，而開放和發展是生存與安全的根本之道。只有健康發展、綠色發展與共同發展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建設可行性之根本在于其不是中國的“獨奏曲”，而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大合唱”；其成功之關鍵在于滿足、實現了沿線國家及人民的基本需求，即開放需求、發展需求、安全需求、健康需求、綠色需求與共富需求，展現出韌性和活力，為世界各國帶來了機遇和紅利。

【關鍵詞】一帶一路 需求層次 開放 發展 安全

【中圖分類號】 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718.017

儲昭根，浙江理工大學特聘教授，“一帶一路”與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研究為國際政治與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主要著作有《從克里米亞入俄看破解南海困局之道——以美俄戰略博弈的視角》《競合主義：重構無政府狀態下的范式與安全》《競合：超越傳統安全化理論的新分析框架 》等。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深刻思考人類前途命運以及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世界有關國家和地區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根據古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啟示，著眼于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夢想，為世界提供的一項充滿東方智慧、致力于共同繁榮發展的方案。近年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倡議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走向現實。為何“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取得了不起的整體進展，可以成功并最終能成功？其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層動力？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的需求按照重要性和產生次序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需要五個層次。[1]相對應地，國際關系理論有一個基本假定，即國家是單一、理性行為體，可以將國家行為體預設或類比為“經濟人”或“理性人”。那么，對比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國家也有生存、安全、歸屬、榮譽及自我實現等需求。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國家主權原則成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基石后，國家的生存權得到了有效保障，如今的國家生存權更為注重發展需求。沒有開放就沒有發展，開放需求與發展需求緊密相聯；當然，實現開放與發展之后，還要統籌發展與安全，于是催生了安全需要；進一步地看，只有實現健康與綠色發展才能滿足安全需要，只有依托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共贏的全球化，實現共同富裕才能保證歸屬需求、榮譽需要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借鑒馬斯洛的理論，本文歸納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開放需求、發展需求、安全需求、健康需求、綠色需求與共富需求，作為本文理論的支撐點，嘗試從理論層面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可能性及深層動力作出思考與回答。筆者認為，“一帶一路”成功之根本在于“一帶一路”建設從來不是中國的“獨奏曲”，而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大合唱”；其關鍵在于成功激活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民開放、發展、安全、健康、綠色與共富的新夢想，滿足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

開放需求

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最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潮，鋪就了中國經濟起飛和強國之路。相關研究發現，開放同樣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基本需求及共同夢想。

中亞地區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中亞五國地處亞洲腹地，能源、資源豐富，但都是內陸國家，沒有直接的出海口，交通不便，這樣的地理位置增加了它們從事對外經貿合作的難度。為了創造借道出海的環境，同周邊國家特別是可提供出海口的國家，如俄羅斯、中國、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家建立良好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節點的中東歐也處于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是中國通往歐洲大陸的門戶和“一帶”與“一路”的重要交匯處。中東歐國家西通、背靠歐盟統一大市場，東接重要能源產地俄羅斯，區位優勢明顯，具有十分重要的全球戰略地位。中東歐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相對較好，擁有較優的高素質勞動力成本優勢，與中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學習獲取歐盟的技術和市場經驗也較為便利，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和經營的理想區域。總體來看，中東歐國家將“回歸歐洲”作為優先的發展方向，對美國和歐盟的結構性依賴和戰略導向并未根本改變。同時，中東歐國家也注重與俄羅斯、中國、印度及中亞國家的務實合作，獲得更多發展機遇的愿望較為迫切。近年來，中東歐國家“向東開放”和“向東看”的外交政策日益強化，具有現實及長遠的雙重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旨在通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實現東亞與歐洲聯通，促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然而，要做一個“有聲有色”大國的印度卻一心想讓印度洋變成“印度之洋”；因此，對于印度洋地區較小的國家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塞舌爾等國來說，中國的投資意味著在傳統支配國印度之外有了新的開放路徑和發展前景。這種開放不僅意味著自主，還意味著自身利益的均衡及最大化。

中東地區位于“一帶一路”的交匯點和關鍵節點。但是，作為全球君主制、家族式統治和強人（威權）政治最為集中的地區，加之伊斯蘭國家聚集，中東政治被深深地打上了伊斯蘭教的烙印。傳統的伊斯蘭政治文化以及受其影響的威權主義政治向來是制約阿拉伯國家政治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政教合一、族教混同的傳統宗教政治在思想理論、法律法規和制度方面，與現代化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化趨勢不相適應。因此，中東國家面臨著對內對外雙重開放的艱難任務。

作為“一帶一路”的倡議國，“一帶一路”對促進中國實現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開放，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應對日益升溫的中美貿易博弈有著特別的意義；與此同時，開放也是沿線國家和地區期盼已久的夢想。“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實現了中國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也推進了民心相通。“一帶一路”倡議不搞自我封閉，不人為預設合作條件和門檻，始終堅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完全向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歡迎任何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廣泛參與，成為“一帶一路”的支持者、建設者和受益者；旨在通過開放互利合作帶動沿線國家走向互利共贏，推動全球化深入發展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發展需求

與開放夢相連的是發展夢。人本身是物質的，人類維持生命需要依靠對物質等利益和條件的追求。通過發展滿足民眾基本需求，通過發展消除貧困，是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權利。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現的貧困，包括消除極端貧困，依然是世界最大的挑戰，同時是人類的共同使命。因此，發展夢首先是財富夢。

其次，發展得好與壞影響著國家的興衰。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說：“國際關系是無政府狀態下的獨立行為者之間爭取財富和權力的循環斗爭，這一基本性質歷經數千年一直未變。”[2]南方國家要改變南北國家間的發展不平衡，打破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秩序，還是要依靠高速度的發展。發展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第一要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無一例外。

再次，發展必須依靠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及關鍵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從而實現實質性突破。當前，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層出不窮，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蓄勢待發。世界各國更加重視利用科技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工業革命進程實現包容性增長與跨躍式發展。縱觀人類歷史發展，誰能夠在科技和工業革命中搶得先機，誰就能夠掌控未來。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技術革命與生產管理方式的綜合協同創新不僅會引發已有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引發生產方式、生產組織模式，甚至人類思維模式的全方位變革。因而，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的合作，推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建設，構建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

最后，隨著中國參與的基礎設施項目和產業投資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延伸，“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該倡議的主旨在于讓原本的地緣政治爭奪地帶變成真正享受發展紅利的地帶。“一帶一路”的合作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抓手，充分發揮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的資源稟賦優勢，充分利用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最大限度地探索并實現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之間的合作潛力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