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也給世界經濟發展平添了不確定因素。恰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之際，回顧總結中國入世承諾兌現及其履約狀況，有助于厘清對WTO未來改革發展趨勢及中國對策的認識。總體說來，中國充分履行了入世承諾，入世20年，始終恪守WTO規則；中國受益于WTO多邊貿易體制，也對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未來，中國應當根據國際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扮演好WTO的規則建設者和改革參與者的角色。

【關鍵詞】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 WTO改革 WTO規則 入世20年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成員。這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20年來，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制度規則的指引下，與各成員一起，共同把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和經濟全球化推向鼎盛階段。中國也在此期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世界貿易大國，成為120多個國家（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

然而，近年來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蕩起陣陣漣漪，新冠肺炎疫情也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應對之道，效果迥然，有些甚至阻礙了全球化進程，給以WTO為主導的世界貿易多邊體制制造了不和諧的聲音。在此情況下，重新審視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發展變化趨勢，認真總結中國入世的得與失，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是WTO規則的恪守者、學習者和受益者

中國入世20年首先是WTO規則的學習者和恪守者。WTO的成立與發展反映了世界各國通過規則發展貿易的愿望。WTO的前身是1948年臨時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中國最早對待GATT的態度是“暫緩加入”。這是由于當時認為，關貿總協定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進行貿易擴張和爭奪世界市場的工具”；關貿總協定實行最惠國待遇制度，“不便于中國對各種類型國家采取不同的國別政策”；參加關貿總協定還要“承擔一定的義務，且其條款相當復雜，涉及許多技術問題，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對協定及其活動進行深入了解”。直到改革開放后，中國為了“進一步發展同總協定締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利用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談判中的地位”，才于1986年正式提出恢復“締約方地位”的申請，開始了漫長的“復關”和“入世”談判。

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入世承諾履行到位，一直是WTO規則的恪守者。中國入世承諾三年放開外貿經營權，2004年7月新外貿法實施，提前半年兌現。中國承諾入世三年內讓外資可以占證券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只用一年就兌現了，相比承諾提前了兩年。2014年國務院專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貿易政策合規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貿易政策的制定都要進行合規性評估（這里主要指的是WTO合規評估）。這些都表明中國是WTO規則的恪守者。

世界貿易組織有兩套保證成員貿易政策合規的機制，一是貿易政策評審機制，二是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貿易政策評審機制方面，中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接受貿易政策評審，所有歷史上的評審文件都能在WTO網站上查詢到。整體而言，評審文件中對中國貿易政策的評價比較實事求是，既表示了肯定，也提出了不足。對WTO規則的理解因人而異，沒有任何一個WTO成員的履約表現是完美無缺的。但在中國入世10周年時，時任WTO總干事拉米曾公開表示，中國入世后履行了相關承諾和WTO規則，其表現是A+。拉米基于WTO對中國貿易政策的評審報告所作出的客觀評價，無疑代表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官方態度。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方面，由于WTO成員眾多，因此合規問題比較復雜。如果一個成員違反了WTO規則，很難不被其它成員告到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構，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的歷史記錄是判斷其成員是否合規的最可靠證據。事實上，以中國的貿易規模，20年來僅被告了44次，表現甚至優于美國和歐盟。基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分析，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中國入世20年來基本上履行了入世承諾，恪守了WTO規則。

加入WTO初期，中國從上到下抓緊時間學習和適應WTO規則，掀起學習WTO規則的高潮。在基本掌握WTO規則之后，開始嘗試應用WTO規則，特別是WTO的貿易爭端機制，解決與其他成員的貿易糾紛，維護自己的正當貿易權益。

入世20年來，中國通過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迅速增大。2000年，中國GDP只占到世界GDP的3.6%，而到2019年這一比例則達到了16.4%，2020年中國更成為了世界上唯一取得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進出口貿易方面，中國都實現了十倍的增長，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攀升。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方面，中國不但實現了數量上的提升，更有效促進了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流入服務業特別是高附加值服務業以及高技術制造業的比重不斷增加，出現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加速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的趨勢。

現有WTO規則已經不能適應國際經濟新格局

WTO在1995年正式建立以來，一直是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組織和法律基礎，是多邊貿易談判的場所，為世界貿易爭端提供解決機制。然而近年來，其宗旨與現實運行的結果相距甚遠，“談判職能陷入癱瘓”，幾乎沒有達成令人稱道的成果；WTO的上訴機構也因為法官人數不足而于2019年12月陷入“停擺”的尷尬境地，部分國家只能通過“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暫時維持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運轉，維護著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WTO目前面臨的困境與其先天不足的設計缺陷密切相關。WTO是協調多邊貿易關系、解決貿易爭端以及規范國際貿易競爭的制度規則。既然是制度規則，那么由其導致的利益分配格局就必須與參與制定制度規則的博弈各方的相對實力格局相匹配，任何認為其受益與“相對實力”不符的想法都會導致“變革”的訴求。WTO規則作為上層建筑，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逐步加深的情況下，加強合作和協調的訴求，同時也是各國（或國家集團）基于實力對比，對世界貿易利益進行保護、協調與再分配的意志體現，是強弱較量的結果并最終體現強者意志，因此WTO規則制定之初主要反映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在西雅圖“千年回合”貿易談判中，美國就力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經濟和政治模式作為國際談判原則和框架，構造國際貿易格局，后因遭到多數成員的反對而作罷。

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它們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開始要求多邊貿易體制應當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能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已有的WTO規則已經不能反映世界各國目前的相對實力對比，對其進行改革成為必然。而WTO協商一致的談判決策機制導致談判需要付出較高的交易成本，這直接造成決策效率低下，多個談判回合都不能取得最終成果。因此國內外不斷出現“WTO死了”“已經死了”“已經半死不活了”等斷言，甚至有人提出退出WTO的主張。

WTO改革是權利和義務長期的再平衡過程

經濟全球化大大改變了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經濟格局。2008年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經濟，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加之國家間實力對比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無疑會反作用到WTO改革上。

WTO改革是各成員權利和義務的再調整，其本質是規則制定的主導權之爭，是霸凌和平等之爭，是發展與反發展之爭，在發展中國家地位及特殊和差別待遇問題上的表現尤為突出。毋庸諱言，最初WTO規則就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關貿總協定的起草者已經在具體文本中充分體現了自身利益，即使其原有的國內立法或協議與關貿總協定有不符之處，大多也根據“祖父條款”規則進行了豁免。在現有既定的WTO框架下，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通過艱苦奮斗，經濟發展速度很快，改變了國際經濟格局。在此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試圖通過主導WTO規則的修訂，繼續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貿易爭端機制問題亦然。面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結果，美國對自己當年努力建立起來的爭端解決機制非常不滿，通過不斷阻礙上訴機構大法官的任命，成功逼停了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制。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的停擺是多邊貿易體制面臨現實危機的突出標志。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總是用“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看待和批判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經貿政策。事實上，從效果上看，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在不斷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時，正在持續獲得自己的貿易優勢；在相關區域經濟協定中增加“非市場經濟”條款，捆綁住盟友的經濟利益時，就達到了聯合盟友共同限制競爭對手的目的；在指責一些“先進、富裕和有影響力的”發展中大國時，自己卻與非洲聯盟簽訂聯合聲明，試圖主導與非洲國家進行貿易的規則，擴大自身的貿易利益。因此，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即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逆全球化”，而是根據自己的利益訴求重新定義“全球化”，重構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貿易治理體系。

入世后，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很快。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來衡量中國入世時的高標準承諾，中國確實還可以承擔更多的義務。這是發展過程中常常遇到的問題。如電子商務、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問題都可以通過持續談判來解決，只是由于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停滯，暫時沒有得到解決而已。但不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平發展”的基本權利，只是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基本上也就堵住了WTO各成員權利和義務再平衡的大門。在此之前，WTO改革的爭論將會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