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包容、開放與重視有機性的思想傾向
中華文明經典系統的開放性，主要表現在精神內涵的一體多元，有體有用、有道有器有技的嚴密系統性與可容受性（即開放性）。“六經”系統里，《詩》《樂》主要表現為對人的審美情感的重視，《書》則表現為對人類政治史上得失成敗的大事及其原因的關注，體現了政治理性與歷史理性的高度結合。《春秋》及后來的“三傳”，主要是在尊重政治上王道原則的前提下討論各種實際政治行為的正當性問題。因而《春秋》實際上是一本關于政治大統一的政治倫理著作，而非后人所認為的歷史著作。《周易》這部書雖分經、傳兩個部分，但其主要精神是講“變化之道”，鼓勵有遠大理想的人們一方面要自強不息，另一方面還要厚德載物。這部經典性的哲學作品，對于傳統中國所有精英人物，上自帝王將相的統治團體，下至歷代王朝政治的士人群體，甚至少數民間江湖之士，都有極其深刻的影響。在天地變化的無窮空間里展開人類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構成了中華文明傳統剛健有為而又具備仁厚包容的文明基因。
北宋以后，以“四書”為代表的新經典傳統，更是以清晰而明白的倫理理性，反復闡述萬物一體、天人性命相關的人間世俗道理，這其間雖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尊卑貴賤之異，以及對天理、良心的具體內容的不同理解，但天理、良心二詞成為宋明以后中國社會的基本倫理準則。
宋明儒學，特別是朱子一系的理學思想傳統，對于歐洲的近代有機主義思想有深刻的影響。這一點，英國的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談到中華文明對于西方文明的貢獻時曾經說道，歐洲十七世紀以來所表現出的“各種有機主義哲學的潮流”，在追溯到萊布尼茨時，“然后就似乎不見蹤影了”。而萊布尼茨的這種有機主義思想，可能就是“透過理學的鏡子所看到的佛教思辯”，而當萊布尼茨講到機器和有機體之間的區別時注意到，“組成有機體的每個單子總是有生命的并且在意志和諧之中相合作的時候，我們不禁聯想到中國‘通體相關的思維’體系所特有的‘意志和諧’。”上述李約瑟的說法從學術的角度看當然是可以討論的，但他的說法至少可以說明，萊布尼茲的有機主義思想是受到了北宋新儒家思想的影響。
精神文明的一體多元與以人間經驗理性為主導的即凡而圣的心靈追求
其一，中華文明的第一大特點是擁有多元經典的民族，這相對于世界上其他一神教、一神論民族只有一本經典來說，在精神結構的形式方面就具有開放性、包容性。中華上古賢達之人，分別從生活中的五味調和，禮樂實踐中的五音協和諸現象，提煉出的包容雜多、尊重差異，又能做到“以他平他謂之和”的“和諧”思想，以及由金木水火土而提煉出五行相生相克的動態平衡思想，在處理上古多部落、族群的政治實踐中提煉出的“協和萬邦”的政治智慧。這些不同層面的“貴和”思想，都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多層次、多側面、立體感的“貴和”智慧。
這種“貴和”的民族智慧在文明的實際展開過程中，成功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明，并成功地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以慧能為代表的新禪宗，然后又影響到日本與韓國。而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儒道佛三種主要的文化傳統相互競爭而最終表現為三教合一的融合現象。晚明時期，又初步形成儒學、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五教共存的現象。自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面對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強勢入侵、殖民之際，中國的仁人志士自覺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最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逐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其二，中華文明的經典是以人間世俗生活的經驗理性為主要內容，不排除對無限、無形世界之天、幽隱而不見的鬼神世界的某種敬畏。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敬天法祖、禮樂并用、仁禮并舉、忠孝節義誠智信諸倫理法則，構成中華文明人間世俗主義倫理的基本精神，培養出具有深刻而堅定信仰，同時又具有踏實而勤奮精神的廣大士人與普通民眾。這種人間世俗主義的務實態度，一方面對大自然的整體之天保持著一種敬畏之情，在長期的農牧生活之中培養出了尊重生態平衡的古典生態思想與人生態度，另一方面在長期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對于自然災害與人間的疾病、禍患保持著深刻的警醒，具有一種深沉的憂患意識。
其三，在戰勝自然災害，克服自然與社會困難的過程中，特別是通過大禹治水的長期政治實踐，逐步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團結協作精神。傳統中國社會，上自朝廷，下到民間，一旦遇到重大社會災難，如旱澇自然災害，瘟疫、蝗蟲等災害，大體都能在“共克時艱”意識的引導下，將各種形式的災害所形成的災難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精英與士人群體，在長期的政治實踐過程中，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人類社會自身的各種問題，形成了“吉兇與民同憂”與明于吉兇之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深刻憂患意識、政治理性、責任倫理，以及“君子憂道不憂貧”“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高邁而深刻的人文理性。
在制度文明層面，中華文明所形成的封建制與郡縣制，特別是在漫長的郡縣制中所創立的科舉取士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教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大創舉
中華文明所建立的封建制，在人類早期文明的制度建設方面，成為典范。其所開創的禮樂文明制度，逐步確立了人間世俗主義的人文理性與政治理性，將具有宗教迷信意義上的天帝與諸神，漸漸逐出了人類政治領域，早期的敬德保民向后期的民本主義或人本主義政治轉化，為秦漢帝國的郡縣制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堅實的人間世俗主義的精神結構——民本君主政治治理的理性結構。郡縣制前期的察舉制與選賢任能，中后期科舉制的考試制度選賢任能，讓中國傳統社會中下層的庶族地主中的有為之士不斷被吸收到中央政府的管理隊伍之中，這些人多數是賢良人士，而且了解民間的疾苦與實際情況，對于溝通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隋唐時期開創的科舉取士制度，就其本意而言，是統治階層為了囊括天下人才，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統治。但其實際的歷史效果則培育了理性的人文政治治理模式。科舉制度還在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治理經驗中開創了文官政治的先例，傳統中國社會很少發生武人干政的現象，這應該歸功于這套文官制度。通過科舉的渠道進入政府的文官，多數具有儒家經學的思想能力與人文理性，而且大多數具有民本的政治理念。這些官員致仕之后又回到鄉村社會，成為地方上的鄉紳，推廣文教，對于社會的文明化進程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唐宋以后的中國政治及儒家經典的教化方式，對于東北亞、東南亞的日本、高勾麗（今朝鮮與韓國）、越南、泰國等國家與地區，均產生了輻射性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儒家文化圈。當近代西方由商業工業與軍事侵略結合在一起的全球化運動開始以前，中華文明已經展開了區域性的文明化運動，把廣大的東北亞、東南亞部分地區的人口帶入了儒家的政治與倫理理性高度結合在一起的文明圈之中。日本也只是在明治維新之后才走上了一條脫亞入歐的道路，但即使這樣，今天的日本也難以擺脫儒家文化圈的印痕，其現代化的方式與現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與歐美人還是有較大的區別。
自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歐洲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一方面給中國帶來歐洲的文明與少量先進的器物文明，另一方面他們又將中國的典籍與有關社會管理情況，翻譯、介紹到歐洲，對于歐洲大陸的近代啟蒙思想運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伏爾泰被譽稱為歐洲的孔子，萊布尼茨高度贊揚中國社會的倫理與道德所能達到的高度，甚至要求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給康熙皇帝寫信，讓中國人也派儒家的傳教士到歐洲去傳教。德國哲學家沃爾夫（康德的老師）高度肯定中國社會的“自然理性”對于治理社會的作用，以之對抗并批評中世紀以弱化基督教的天啟理性。中華文明重視人間世俗理性的思想對于歐洲大陸啟蒙運動早期思想界的影響是確定無疑的，而且主要是發揮正面的積極作用。
中華器物文明對世界文明進程的推動作用及其對現代文明的催生作用
在器物文明層面，中華文明對于世界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推進了人類的文明進程。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三大技術的推廣，加快了結束歐洲中世紀歷史的步伐，催生了現代文明的誕生。大約在八世紀中后葉，中國四大發明中的造紙技術傳入阿拉伯地區，大約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大食帝國的造紙術又傳到歐洲，12世紀下半葉，歐洲開始造紙，一改羊皮卷《圣經》昂貴、不易流傳的狀態，大大改善了《圣經》等文化典籍的傳播。美國學者德克·卜德曾經說：“紙對后來西方文明整個進程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的發明與改進，改變了整個中世紀歐洲的文明進程，對此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另外，中國的瓷器與絲綢，對于歐洲人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歐洲十八世紀流行的洛可可藝術，就是深受中國瓷器、絲綢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茶葉的廣泛被接受，也影響到歐洲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英國貴夫人階層的休閑生活方式。甚至到了十八世紀，在西方的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展開的時代，中國的“南京布”對于美國的消費市場也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說對近代全球化運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早期文明中青銅器，雖然不能說是獨一無二的，但中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與樂器之精美，特別是周代有銘文的青銅器，青銅器編鐘等物態化文明形式，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湖北隨縣擂鼓墩出土的青銅器編鐘，現在還可以演奏各種復雜的現代音樂，其技藝之高超可見一斑。另外，還有中華的漆器等物質文明形態，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少有的。可以這樣說，在現代科學技術制品出現以前，在唐宋元明清約一千五百余年的歷史時期里，中國的器物文明在世界上都是美輪美奐、首屈一首的。
放眼當前世界各主要文明傳統，以及現代文明國家與地區的社會現狀，一個古老而文明的中國正在民族文化復興的道路上，以自己深厚文化傳統推動著中國社會走上了一條既不外在于現代性的基本要求，又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華文明的復興不只是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而且是在復興這一古老的文明過程中，將給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復興與后發達民族國家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啟示意義與巨大的力量支持。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