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追蹤可以看出人的思想和行為傾向、愛好和興趣，從而對一個人的精準定位提供了基礎

上個世紀80年代，法國社會人類學家費爾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與其他社會人類學家關注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性不同，德利尼關注于人類活動的具體軌跡。通過實驗德利尼認為，在概念上我們的確擁有著“自由意志”，但是這種所謂自由意志下的行為模式卻表現出高度的規律性，也就是說，盡管沒有內力或外力刻意地約束行為者去做出某種行為，但是，他們的行為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規律性，簡言之，自由行為模式或許受到了語言、心理學、意識形態、甚至無意識之外的某種東西支配，讓人們的行為表現出一定的活動規律，盡管我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規律性的存在。而這種規律性，正是德利尼通過每一天對所有對象的行為數據的記錄，并在地圖上標示得出的，德利尼的結論是，即便在沒有任何外力或意識形態因素的支配下，人類的行為在記錄痕跡上表現出規律性，這也為從數據角度對人類行為活動的規律進行預測提供了基礎。

德利尼的研究并不是孤例，實際上，當今天我們打開自己的智能手機，看著自己每天行為的軌跡，我們似乎也可以得出與四十年前德利尼研究一樣的結論。除了極少數特例之外，絕大多數人在智能手機的地圖上追溯的行為活動軌跡都表現出規律性。重要的問題并不在于我們的活動軌跡在何種程度上表現出規律性，而在于這種規律可以反過來成為數據分析的內容，比如，我們得到了一個人的活動軌跡是經常往返于高校和研究機構，那么這個人大概率與科研人員有關。通過這種數據追蹤（data tracability）不僅僅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職業，也可以分析出相關的人的思想和行為傾向，以及愛好和興趣，從而對一個人的精準定位（targeted location）提供了基礎。

而這種基于數據，對人的精準定位在根本上有一個更為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即馬克思并沒有像德國古典唯心主義那樣，認為人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從抽象的自由和理性概念來界定人的概念。相反，馬克思認為對人的理解依賴于一種特定的方式，“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的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如何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或許，在今天的數字時代，對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段文字可以有一種新的理解，即當我們去定位某一個體時，我們只需要收集到足夠多的他的生活表現的數據即可，即一旦我們充分掌握了相關數據，我們完全可以用數字圖繪（digital profiling）的方式來預測和把握該個體的行為傾向和秉性，這就是馬克思說“個人如何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的現實意義。譬如，當我們在網上購物的時候，瀏覽過的網頁在我們自己主觀看來是一個不經意的行為，但是在網絡上留下的數字痕跡，并將這個數字痕跡轉移到數字云端，當瀏覽過的頁面，甚至放在購物車的商品，達到一定的量時，后臺通過python等軟件實現的數據分析足夠判斷出這個用戶的愛好和傾向，喜歡看什么樣的商品，最終將符合該用戶喜好的商品推送到前臺頁面上。也就是說，當我們瀏覽某個網站，使用某個平臺或APP越多，網絡上的數據圖繪就越準確，個體就越被算法嵌入到它們的數據框架之中。網絡平臺或APP的用戶感受到了比以往更為人性化的服務，他們逐漸發現在某個算法更好的平臺上更容易找到共鳴，從而也將自己的生命嵌入到平臺之中，成為平臺的“忠實用戶”。

數字圖繪和數據追蹤在商業和政治治理上有重要作用

數據追蹤和數字圖繪的作用不僅僅在商業上，而且在政治治理上也有突出的作用。在發生重大危機時，通過數字圖繪，可以迅速地掃描出特定對象的運動軌跡和可能接觸的人群，以便在治理層面實現更有效的管控，讓算法治理（algorithm government）成為可能。此外，數字貨幣的實現，讓這種對數據追蹤的能力不僅僅限于人類個體上，也可以對每一個數字貨幣的流向進行實時跟蹤，從而讓貨幣運動的軌跡和狀態都能在一個數字圖譜上完整顯現出來。這樣，我們感受到了智能網絡及其背后的算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們似乎沒有任何抵抗便進入到其中，一方面成為它們描繪、刻畫和追溯的對象，另一方面讓我們深深地沉浸于其中，并成為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國韓裔思想家韓炳哲曾以批判的態度審視這種關系：“智能手機給了我們更多的自由，但是從中也產生了災難性的強迫，即交流的強迫。如今人們與數碼設備之間有一種近乎迷戀的、強制性的關系。在這里，自由也化身為強迫。社交媒體大大地強化了這種強迫。”

不過，大數據和算法所帶來的問題和挑戰不僅僅出現在數字圖繪和數據追蹤形成的個體與智能網絡之間的強制性關聯，即個體被嵌入到一個巨大的數字網絡中。數據和算法的功能并不是一種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中立的研究，也不是對生活在數字時代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給出事實上的描述。從一開始，數字圖繪和算法治理就帶有強烈的引導性目的。如在美國大選中，數據和算法公司正在角力，試圖爭奪更多的基本面。例如，對于一些平臺和APP的用戶來說，他們實際上并不太關心政治，甚至不怎么太關心大選的信息，但是如果能影響這些用戶的選擇，他們就是潛在的選票。在2012年美國大選中，這種從數據分析角度的新型競爭策略就已經發揮了巨大的力量，在奧巴馬競選小組有一個“洞穴”小組，這個小組的數據庫里，“有1.66億名選民的信息，每個人約有10000-20000條數據：姓名、住址、電話號碼、以前的選舉投票、民調中的回答、收入與消費數據、臉書與推特上的朋友、還有其他細節性的數據”。而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幫助特朗普團隊的劍橋分析公司的做法更加激進，他們通過臉書上的點贊信息和推送就足以判斷一個用戶的政治傾向，并知道通過什么樣的信息可以影響那些還在搖擺之中的用戶，讓他們作出選擇。如一個用戶喜歡柯基犬和碧昂絲的歌曲，分析公司通過特定途徑向該用戶發送包含了柯基犬和碧昂絲歌曲的政治傾向的推送，讓該用戶因為他的這個愛好改變了政治判斷。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明確指出：“程序產業，在每一天，尤其是通過大眾化的程序推送，生產了大量的‘人工群眾’（artificial crowd）。”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如同數據分析公司的提線木偶，那種能夠根據總統候選人作出理性判斷的選民似乎逐漸消失了，逐漸讓位于被數據追蹤和數字圖繪所精準定位的個體。每個選民和用戶似乎是在作出自主選擇的時候，實際上他們的選擇已經被數據和算法預測，并成為了被數據所穿透的工具人。

大數據和算法帶來人的數字異化

這的確是一種新型的異化，一種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異化勞動的異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數字異化。不過，我們當然不能對此感到絕望，甚至對數字化和算法技術產生抵觸和反抗情緒，甚至主張回到一個沒有被數字技術玷污的過去，幻想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前數字的浪漫主義的烏托邦。在今天，我們必須意識到，數字技術、通信技術、算法和智能技術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在技術塑造我們的同時，也讓我們有可能以一種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我們應該將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看成一種生存方式的變革，而不能簡單地將人類的生存與數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術對立，馬克思已經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帶來的陰暗面和異化，也看到了資本主義產生的狂飆猛進的生產力。因此，在對資本主義的解釋上，馬克思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將讓人們從過去含情脈脈的血緣家庭式關系中解放出來，以交換關系和生產關系，尤其以貨幣和資本為中介，重新組織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依附于封建家族的佃農也成為了資本家的雇傭勞動力。今天，或許我們正在經歷同樣的歷程，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下賴以維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貨幣，已經逐漸開始弱化，讓位于一個更為根本的關系：數據關系。由于數字技術的進步，我們的生存方式都是以數據的方式呈現在那個看不見的數字層面上，我們的交往不再是市場上的面對面通過貨幣進行的交換，也不是資本家用工資直接支付的薪酬，而是一種在線的數據關系，無論是購物還是訂酒店，無論是視頻學術會議還是乘坐交通工具出游，無論是下載新的歌曲專輯還是與好友們一起打一把游戲，我們都是以一種數據的形式在網絡空間中發生交換，我們的社會關系也從具體的身體關系變成了數字化的交換關系。這樣，當馬克思將人的本質界定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要理解，這種網絡社會交往形成的關系，已經成為了今天社會中人的本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我們經歷了從前現代的血緣關系下的家庭人，到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下的經濟人，再到今天智能網絡環境和算法治理下的數據人的演變過程。對于這個轉變過程，我們需要理解：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而且這個轉變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曾經批判過倒退到浪漫主義的前現代田園式生活，這并不是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有效批判，只能形成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鄉愁和憂郁，最終顯得讓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格格不入。同樣，在面對數字化變革的時候，我們也不能拒絕加入網絡，以退回到一個前數字時代的方式去抵御數字化和智能算法的浪潮，抵御精準定位和數字圖繪帶來的將個體強制嵌入到數字化網絡中的過程，因為今天的人已經從單純的理性人和經濟人變成了依賴于算法的數據人，那種帶著前數字時代的焦慮和憂郁癥狀不過是這個劇變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和身體的不適，這種焦慮和近代工業化早期的小資產階級的焦慮一樣，不過是時代變革時期的癥候。

既然數字化過程是不可逆的，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只能伴隨著數字化和算法化的節奏起舞，徹底淪為技術和資本雙重奴役下的奴隸。實際上，人們早已經意識到，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在那些試圖利用數字化和智能算法的方式繼續維持它們在全球霸權地位的政客和資本大鱷那里，新的數字技術無非是讓他們控制那些被數字化技術所穿透的人的工具而已，他們只需要在幕后實現他們主宰的權力。然而，數字化技術和智能算法的發展還有另一種可能性，這就是加速主義的策略，即通過技術加速，一旦比那些強權和資本大鱷先一步掌控技術，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擁有了更強的數據平臺和智能算法，就能打破自近代工業化社會以來的格局，從而實現在技術上和經濟上，甚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轉變，在這種數字化實力增長中，實現新的均衡。

由此可見，數字化技術和智能算法的出現，已經將我們帶上了一列高速運行的列車，我們不可能讓這輛列車停下來，重新回到緩慢的生活中來尋找靈魂的慰藉。相反，我們需要做的是擺脫對前數字時代的理性人假設的迷戀，在從傳統的經濟理性轉向新時代數字理性的過程中，重塑一種新的數字時代存在方式，這也是數字時代的新人類，并在這個新人類的存在方式中去尋找通向未來社會的路徑。

（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