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傳統監督手段的局限性逐漸顯現，在紀檢監察工作中科技手段的準確性、系統性和獨立性優勢得以凸顯

運用科技手段是拓寬紀檢監察渠道的重要途徑。在“互聯網+”背景下，監察體制改革使監督對象范圍擴大，但有的地方在開展紀檢監察工作過程中仍因循守舊，采取傳統的監督方式，導致監督自覺性不夠強、執紀問責不精準、調查處置不及時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注重強化“互聯網+監督”思維，依托“大數據+監督”業務平臺，積極運用科技手段拓寬信息公開和發現問題的途徑和渠道。在運用傳統監督方式的同時，設置在線查詢通道和平臺存儲功能，實現信息公開的及時性、完整性和長久性。積極拓寬在線監督功能，推動紀檢監察工作全覆蓋、常態化。

運用科技手段是整合紀檢監察資源的有效法寶。運用科技手段可以關聯紀檢監察機關和公安、財政、稅務等各部門的數據資源，打通各部門間信息溝通的“大動脈”，通過強化信息資源深度整合，提升信息流動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強化有效溝通，形成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大監督”格局。依托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建立干部任用的“體檢表”和監督問責的“晴雨表”，提高精準監督能力；依托公安監控系統和“天眼”平臺，及時調查并核實公職人員是否存在各項違法亂紀問題；依托稅務部門的電子信息平臺，重點核查開具大額發票、違規公款消費、違規發放福利等身披“隱形衣”的“四風”問題。

運用科技手段是前移紀檢監察關口的基本要求。運用科技手段可以將技術監控與制度防范有機結合起來，不斷前移紀檢監察關口，強化實時跟蹤監督，積極踐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加強對權力運行全過程的監督，筑起遵紀守法的一道道防線，以護“森林”。依托信息技術手段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可以高效統一事前、事中、事后監督，拉起防范錯誤的“第一道防線”，實現超前預防，以正“歪樹”；在剛觸碰到紀律紅線時，正確進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守住步入大錯誤的“第二道防線”，實現防微杜漸，以治“病樹”；在違紀違法問題出現時，通過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筑牢防止跌進犯罪深淵的“第三道防線”，實現硬性約束，以拔“爛樹”。

運用科技手段是增強紀檢監察效力的內在需要。運用科技手段可以有效加強對流程的控制，增強“不可逆性”和“抗干擾性”，最大程度地保證信息輸入的準確性、過程處理的客觀性、輸出結果的公正性。科技手段具有公開透明、程序嚴密、客觀公正的顯著特點，紀檢監察機關采取網上辦公的新模式，讓科技貫穿紀檢監察工作的各個環節，可以限制“人情”因素的影響，充分發揮技術“無情”的獨特優勢，在保證程序規范透明的基礎上確保結果公平公正。同時，數據管理、數據說話的工作模式，能夠發揮精準監督的作用，全面增強監督的整體效力。

依托科技手段提升紀檢監察工作水平，需在堅持一定原則的前提下進行

加強黨的統一領導。運用科技手段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必須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依規依法建立系統模型、智能數據庫，始終堅持根據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自覺遵從各項工作程序和手續，嚴格執行監督執法工作規定，全過程規范運行，保證紀檢監察機關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下正確、高效、安全地履行職責職能。

凸顯群眾性。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始終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走網絡群眾路線，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愿，積極回應網民關切的問題，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提升運用科技手段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引導群眾、服務群眾的本領，切實增強走好網絡群眾路線的主動性、自覺性，努力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突出實效性。從健全績效考核體系和加強內部監督管理兩方面著手，增強正向激勵和剛性約束。就健全績效考核體系而言，運用大數據科學管控干部工作績效、考評結果，將其作為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發揮考核的正向引導和激勵作用；根據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原則，重點考核工作責任落實情況、群眾評議意見、熱點問題處理情況等，增強監督考核的針對性。就加強內部監督管理而言，借以科技手段加強對內設機構、領導班子成員、機關干部的定期督查、專項檢查、工作回訪、實時跟蹤，通過全面掌握和分析情況，發現具有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及時進行提醒糾正，綜合運用各種方式追究領導干部存在的失管、失廉、失責等問題，強化監督問責效果。

增強協調性。要以構建上下銜接、橫向協調、運行順暢的工作格局為目標。借助科技手段探索聯合監察、協作辦案的模式，實行共享信息資源、移送案件線索、聯查重要案件，形成監督合力；探索執紀執法部門聯動機制，均衡調整紀檢監察機關的人員分布，解決部分機關無暇監督、部分機關無案可辦的問題；加強紀檢監察部門與紀委、派駐機構的協同聯動，定期召開會議，分析“森林”狀況，研究預防措施；加強派駐機構與巡察機關的協同聯動，派駐機構人員參加巡察工作，發現問題主動溝通，盡快處置移交線索，及時督促整改反饋問題；加強執紀、審查部門與職能監督部門的協調聯動，督促職能部門及時移送線索，根據情況共同開展相關工作；探索建立在基層單位設置紀檢監察專員，使監督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彰顯權威性。紀檢監察機關承擔著進行黨內監督和行政監察的雙重職能，運用黨紀、國法兩把“尺子”，必須細化紀委全委會、紀檢機關、紀委委員的監督權限和職責，避免出現越俎代庖、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等現象；細化監督標準、健全工作規范，為紀檢監察工作提供客觀統一的依據；建立具有動態性、預防性的監督模式，對重大項目、重大事件、重大活動等提前介入監督，對關鍵環節和重點部位進行實時監控，實行隨機檢查、明察暗訪，避免出現監督滯后問題。

運用科技手段提升紀檢監察工作的科學化、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水平是一項系統工程，需全面謀劃、系統推進，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加以推進

搭建網絡信息平臺，提升紀檢監察工作科學化水平。一是搭建完整的黨員和行政人員“征信系統”。依托大數據，堅持采取分層級、分部門的辦法，將個人工作情況、中央八項規定和六大紀律的執行情況、“五級聯動”的監督數據、網絡信訪舉報情況等全部納入黨員和行政人員的基本信息，搭建統一、便捷、全覆蓋的信息存儲平臺，為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工作提供科學依據。二是搭建系統內部的專項培訓平臺。通過專項培訓平臺，使紀檢監察人員深切體會科技手段的重大作用，成為借助科技手段開展工作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同時，通過此平臺可以消除時間、空間限制，使他們及時得到專業技能方面的培訓。三是搭建外部網絡宣傳教育平臺。利用紀檢監察網、官方微信微博等平臺登載黨紀黨規、公開紀檢監察工作信息、公布典型案例、宣傳廉政文化作品，積極推動新媒體與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融于一體，打造圖文、視聽寶庫，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監督平臺。

創建電子管理系統，提升紀檢監察工作程序化水平。一方面，創建靜態電子管理檔案。準確把握紀檢監察工作的性質、原則，梳理歸納監督執紀問責的關鍵，設置基本涵蓋工作全部內容的管理模塊，主要包括基礎信息管理、案件管控管理、合規合法管理、檢查情況披露、信訪舉報等模塊，形成獨具特色的電子管理檔案。另一方面，按照全程留痕、問題識別、監管分析、考核評估的功能開發動態網絡管理系統。根據紀檢監察工作程序開發專門軟件，運用微機管理各個環節的操作，全程做到可查詢、可追溯、不可更改，實現全程痕跡化管理；細化違規情形，根據風險隱患程度設定對應的預警“紅線”；設置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不同管理權限，上級機關可隨時通過網絡實時監管分析下級部門工作進展情況，實現領導監管與部門監管的有機結合；建立違規違紀臺賬系統，針對不同違規情形設置對應分值，按照累計扣分制，通過云計算技術實現量化管理，實時更新、動態管理，定期統計、匯總之后，進行綜合研判評價，作為紀檢監察部門考核評估的重要依據。

優化網上運行機制，提升紀檢監察工作規范化水平。一是優化內部系統間的信息互通機制。不斷改進融合語音、文字、視頻等一體的實時傳送服務系統，消除地域空間障礙，實現同級橫向間的無縫對接、順暢溝通；上級單位可便捷傳達文件、下發任務、掌握工作進展，下級單位可及時上報業務信息和存在問題，通過溝通交流及時得到工作指導、盡快解決問題。二是優化系統外信息共享機制。加強與大紀檢監察格局的信息交流，建立電子臺賬和資源共享數據庫，防止因溝通延遲而導致監督漏洞、重復問責現象，切實提高紀檢監察工作效率，增強紀檢監察工作的規范性、安全性。三是優化紀檢監察干部與科學技術的融合機制。信息技術只是手段，推進紀檢監察工作信息化的核心是人，要進一步提高紀檢監察干部運用科技手段開展工作的能力，避免紀檢監察工作與科學技術“兩張皮”，提高紀檢監察工作規范化程度。

構筑電子監督系統，提升紀檢監察工作法治化水平。運用科技手段構筑電子監督系統，有利于減少人為因素影響，推動紀法貫通、法法銜接，實現權力約束剛性化。第一，建立電子黨務政務系統。敦促各級黨政部門從實際出發，開發相應領域業務的電子系統，推進電子監督系統與各業務系統的互聯互通，便于紀檢監察機關監督監管。第二，建立電子審批監督系統。對明確規定網上審批的事項開展電子監督，在內容條件、審批程序、辦理時限、收費標準等重點環節合理設置監督點，保證監督的適用性、直接性和準確性。第三，建立依法依規動態監管系統。紀檢監察機關在每個監督點設置信息采集數據庫，系統根據預先設定的監督規則，自動統計分析各類數據、信息，即時篩選疑似違規或違規信息，并根據其性質和程度發出相應級別的預警或警告，為紀檢監察機關開展調查處理提供客觀依據，實現事前、事中、事后監督的有效連接。

科技手段為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插上信息化的“翅膀”，推動紀檢監察工作不斷加快速度、拓寬廣度、增強力度、探求深度，所以要用好科技手段。但紀檢監察工作歸根結底是做人的工作，系統模型只是“屏對屏”“鍵對鍵”，永遠無法代替“面對面”“心貼心”。因此，不能唯科技，要善于將技術手段與傳統監督手段緊密結合起來，同向發力、協同推進紀檢監察工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三級教授、博導，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冰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