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作者：董振華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強調：“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桿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垮的！”中華民族是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在長期的民族發展史中，既創造了光輝的成就，也經歷過深重的苦難和挫折，特別是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之下，中華民族陷入了內憂外患的悲慘境地。但中華民族憑借自身頑強不屈的精神和前赴后繼的探索，終于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的目標，并向著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不斷前進。縱觀中國的發展歷程，中華民族呈現出一種“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民族特質，而這種特質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思想淵源。
特質一：根植于愛好和平與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華民族具有既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特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中華文化倡導“和而不同”“睦鄰友邦”“天下太平”的價值取向，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我們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絕不做惹是生非的一方，同時也堅持獨立自主，在不受制于人的情況下敢于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做到不怕事。
中華民族自古就沒有侵略擴張的基因，我們始終是愛好和平、維護和平的堅定力量。正是由于傳承了愛好和平的文化傳統，新中國在成立后，我們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國際上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錯誤認知，認為中國會走“國強必霸”的老路，會給世界上其他國家帶來威脅，擔心中國會成為惹事的一方。事實上，“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在中國是說不通的，這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華民族始終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平等對待每一個民族，尊重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絕對不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人，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因如此，中國現在不會稱霸，將來發展強大了也不會稱霸，中國絕不會做國際社會中惹事的一方。
正因為我們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我們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中庸》中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華文化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化，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中華民族養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思維方式，不認為萬物之間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而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就是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認為一方的存在和發展必然危害到另一方的利益，因此要在兩者之間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因此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倡導構建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中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
愛好和平不等于軟弱可欺，中華民族不會侵略別的國家，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覬覦他國利益，但也決不允許其他國家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民珍愛和平，我們決不搞侵略擴張，但我們有戰勝一切侵略的信心。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軟弱怕事絕不可能換來真正的和平，當今的中華民族早已不是“東亞病夫”，已經有實力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不會容許任何損害我們利益的行為，我們不會答應任何讓我們屈服和投降的企圖。我們深知當前和平發展的前景來之不易，我們也深知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如果有任何阻礙中國和平發展、破壞世界和平進程的敵對勢力出現，中華民族都不會怕事，一定會和這些敵對勢力進行堅決的、徹底的斗爭。
實現和平的前提是堅持獨立自主，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真正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毛澤東同志曾經強調：“總之，和平是必須取得與能夠取得的，但主要應依賴自力而不應依賴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強，自己有辦法，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國際與國內各方助我力量，方能發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險的。”如果在維護和平的過程中失去了主動權，就會處處受制于人，不僅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抵抗，甚至要將自身的權益奉獻給他人。總之，做不到獨立自主，就絕沒有不怕事的勇氣和實力。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在成立初期，我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頂住了帝國主義施加的外部壓力，真正地實現了民族的獨立，使帝國主義靠大炮屈服我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特質二：根源于合道順德與和諧共生的正確義利觀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華民族始終堅持道義，堅持正確的義利觀，絕不恃強凌弱。正因為我們堅持道義，所以才沒有惹是生非的傳統，不會干預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發展；正因為我們堅持道義，才有了不怕事的勇氣，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從而壯大自己的力量，面對一切壓力和挑釁我們都能從容應對。
中國古人十分重視道義的力量。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面對諸侯混戰的局面，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觀點，并進而指出：“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在這里孟子已經明確說明，做事情如果能站在道義的一方，那么就會得到外部的理解和支持，從而壯大自己的力量，做事情就能成功；如果是站在非道義的一方，就會眾叛親離，最終必然走向失敗。
中國共產黨人充分繼承了中華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甚至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全面抗戰爆發不久，當時的中國社會就出現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的思想觀點，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對于這些錯誤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鮮明地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他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深入地分析說，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是進步的戰爭，而日本作為帝國主義勢力對外侵略是退步的；在國際條件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被孤立的，是寡助；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作為世界性的人民運動，能夠得到國際上的支持和援助，是多助。“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歷史的進程也印證了這一結論，在經歷長達十四年的抗戰后，中華民族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堅持道義的重要內容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中國古籍《周易·系辭上》有一句話：“生生之謂易。”中華民族對人的生命是從宇宙自然與社會道德相統一的層面理解的，認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順應自然的體現，尊重人的生命就是遵循天道，并努力實現“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一個民族是否尊重人的生命，從這個民族如何對待武力就可以看出。有的民族遇到事情常常訴諸武力解決，憑借自身強悍的硬實力，用武力干預他國內政、介入他國發展，結果往往造成社會混亂不堪、人民生靈涂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好戰的民族，我們始終牢記“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即使是在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也沒有留下侵略和殖民他國的記錄。中國古代的兵書《孫子兵法》，開篇第一句就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們之所以從不惹事，就是出于對生命的尊重，在保護本民族生命權利的同時也維護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命權利，絕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剝奪他人的生命。我們之所以不怕事，也是出于對人的生命權利的尊重，通過以戰止戰防止事態擴大化，爭取以最小的代價換來群體的最大利益，且不提倡無謂的犧牲。
堅持道義就要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不同的義利觀會使得主體做出不同的選擇，堅持正確的義利觀，才能維護正義，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也不侵害他人的正當權益；而堅持了錯誤的義利觀，就是站到了道義的對立面，最終必然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場。中國傳統文化中就長期存在著“義利之辨”，孔子最先揭示了這一對關系，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就為“義利之辨”賦予了道德的內涵。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更加突出了“義”的重要性，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將“義”視為了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也就鮮明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義利觀。當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堅持以義為先、義利兼顧的義利觀，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正是中國堅持道義的體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不覬覦他國權益，不嫉妒他國發展，但決不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中國通過堅持正確的義利觀，吸引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參與到其發展合作中來，共享發展的成果，這使得中國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給我們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增添了更多的底氣和信心。
特質三：生發于初心如磐和“我將無我”的共產主義信仰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有著堅定的信仰。這種堅定的信仰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更是體現得尤其明顯，正是有堅定的信仰，我們才能從一個建黨之初只有50多人的小黨發展到今天成為擁有9000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正是有堅定的信仰，我們才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正是有堅定的信仰，我們才能不斷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不斷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奮勇前進。
信仰有“迷信”和“真信”之分：所謂“迷信”，是指未經反思和檢驗的信仰，這種信仰往往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采用唯理論的論證方式，但是“迷信”一旦遇到原則與事實不相符的地方，就會呈現為荒謬；所謂“真信”，是指在經過反思和檢驗基礎上形成的信仰，這種信仰往往抓得住事物的根本，是對事物發生發展規律的正確揭示，因而呈現為真理。
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信仰。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具備強大的信仰力量，就是因為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真信而不是迷信。共產主義的信仰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這一主義的主要創始人馬克思在他中學時寫作的一篇作文中就說到：“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生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在這里馬克思就已經說明，如果我們擁有了崇高的信仰，那么一切困難和挑戰都不能打倒我們，即使付出很大的犧牲，我們也會因為有信仰而毫無畏懼。
共產主義正是這種遠大信仰，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發現了在私有制條件下人民受到資本奴役的現實，因此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探求人類解放的道路，并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運動實踐中，形成了科學的理論體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指明了方向。
共產主義之所以是“真信”，就在于這種信仰有著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嚴密的邏輯論證。共產主義的實現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基礎之上，在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以前，西方社會就已經產生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空想社會主義缺乏現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找到實現理想的有效途徑，因此最終成為空談。但是馬克思在充分吸收空想社會主義者合理理論成分的基礎上，通過提出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從社會生產領域發現了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鑰匙”，從而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飛躍。不僅如此，無數共產主義者在這一遠大信仰的指引和推動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將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了現實，這就更加說明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科學、是真理。
近代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共產主義的信仰也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共產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凝聚起了中華民族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強大力量。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無數仁人志士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勇氣和魄力，毫不畏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壓迫，他們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口號和目標，同一切侵略勢力和反動勢力展開了殊死的搏斗，最終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理想因其遠大而為理想，信念因其執著而為信念。共產主義作為遠大的理想信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就成為現實。因此，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將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將為共產主義的奮斗具體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進程中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為實現這一偉大夢想，中華民族不會懼怕任何挑戰和困難。實現夢想的過程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中華民族在這一過程中既不惹事但也絕不怕事，一定會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毅力，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壯志，以“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決心，同一切阻擋民族復興進程的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將更有底氣和信心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我們將繼續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堅定力量，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決不做惹事的一方；同時，我們也將繼續捍衛自身合法權益，任何勢力都不要幻想讓我們吞下損害自身權益的苦果，我們將一如既往地不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