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人口急劇老齡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業率上升等，其居民儲蓄率快速下降。未來日本居民儲蓄率的走勢也將主要取決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與居民收入增加與否。作為亞洲的發達國家之一，日本儲蓄率變動對東亞乃至世界經濟都有一定影響，對于同日本20世紀80年代面臨相似高儲蓄率問題的中國，找到儲蓄率和消費增長之間的平衡點，是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日本 居民儲蓄率 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F833 【文獻標識碼】A

日前，日本內閣府發布2020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初值顯示，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后，日本本年度第二季度實際GDP比上季度下降7.8%，按年率計算下降27.8%，降幅創二戰后最差紀錄。斷崖式的經濟滑坡必將給日趨下降的日本居民儲蓄率帶來難以估量的影響。從經濟學角度，GDP中的儲蓄包括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三部分。從日本現實情況看，居民儲蓄率變動較大，企業儲蓄率較高，政府儲蓄為負數且相當嚴峻。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最高時曾超過20%，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呈下降趨勢，2013財年甚至跌為負增長，2017財年和2018財年雖然分別回升至2.5%和3.2%，但仍屬于偏低水平。日本作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儲蓄率變動對東亞經濟與世界經濟產生的效應及啟示，值得關注。

工資收入穩定增長、政府對儲蓄實施優惠政策、日元升值等，是20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維持高儲蓄率的原因

戰后日本長期保持較高的居民儲蓄率（如圖1所示），高速增長時期大體在15%以上。彼時，旺盛的設備投資使企業部門一直處于資金不足狀態，而居民部門每年將收入的相當部分用于儲蓄，這樣家庭的剩余資金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亦即居民的剩余資金填充了企業資金的不足。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有多種原因，而長期形成的高儲蓄率，對促進經濟的繁榮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20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之所以能維持高儲蓄率，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工資收入穩定增長，消費品供給相對不足。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初期，工資增長速度很快，但消費品供給不足。消費水平的上升追不上經濟增長速度，使得儲蓄率大幅增加。而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后期，隨著洗衣機、彩色電視、電冰箱、空調等耐用消費品供給量的增加，消費額也隨之增加，尤其是收入進一步上升，使得高儲蓄率得以維持。另外，日本企業有發獎金的習慣，這一點與歐美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每年在夏季和年末發兩次獎金，總額約為6個月的工資。在高速增長時期和泡沫經濟時期，企業效益都比較好，集中發放的獎金也容易用于儲蓄。

第二，日本養老金與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夠成熟，居民擔憂老年的生活，因此積極儲蓄。戰后日本三世同堂（父輩、子輩、孫輩）大家族的傳統家庭結構逐漸崩潰，而轉變為核家族結構（指夫妻或者是夫妻<單親>與未婚的子女所構成的家庭），過去的養兒防老習慣和結構逐漸終結，養老只能靠自己，因此這成為增加儲蓄的動因之一。

第三，政府對儲蓄實施優惠政策。在1988年之前日本政府為鼓勵居民儲蓄而采取各種優惠政策，可免除總額900萬日元存款的利息稅。具體內容如下：對300萬日元以內小額普通儲蓄存款利息不征稅、對郵政儲蓄300萬日元內的存款利息免稅，此外，利用“特別公債非征稅制度”等優惠制度，還可免除300萬日元以內的存款利息征稅。

第四，日元升值也是日本居民儲蓄率上升原因之一。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匯率從200多日元兌1美元劇烈升值為100多日元兌1美元，導致國內資金過剩，催生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在資產效應的作用下，房地產和資產價格迅速上升，直接導致居民手中的資金大量過剩，也促進了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高儲蓄率對日本經濟乃至世界經濟起過積極作用，但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使日本陷入“高儲蓄兩難”的困境，帶來貿易不平衡，加劇了日本與歐美國家間的貿易摩擦。在日美發生貿易摩擦時，美國就認為居民高儲蓄率是日本長期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的根源，同時認為政府對儲蓄的優惠制度是日本居民高儲蓄的主因。無奈之下，日本只得通過擴大公共支出刺激內需，從而埋下了日本財政長期赤字的禍根，也助長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導致產業空洞化，最終使日本經濟產生停滯和衰退。

人口急劇老齡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業率上升等，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居民儲蓄率下降的原因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居民儲蓄率一直呈明顯下降趨勢，2013財年甚至降為負值（如圖1所示）。當然這一年屬于特殊情況，由于2014年提高消費稅，消費者扎堆消費，導致儲蓄率急劇下降，其余年份依然維持較低的正增長。日本居民儲蓄率下降是因為支撐日本居民高儲蓄率的以下基本條件都發生了變化。

一是急劇老齡化以及社保制度發生變化。從長期來看，人口急劇老齡化是居民儲蓄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1970年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為7.1%，而2018年上升至28.5%。同期，日本的居民儲蓄率從20%下降至2.5%。老齡人口迅速增加意味著無職業家庭的急速增多。統計數據顯示，相當多的無職業家庭的儲蓄率為負數。2000年以后無職業家庭儲蓄率的負數幅度越來越大，全國的居民儲蓄率降為個位數。另外，無職業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養老金，2000年以后日本養老金處于慢性減少狀態，而社會保險費用和保健醫療支出卻不斷增加。如2000年實施“看護保險制度”后，增加了新的保險費用，隨之醫療保險、看護保險的個人負擔部分有所增加，這種制度變化也導致老人儲蓄被支取部分進一步增加。

領取養老金年齡的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下降產生影響。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厚生養老金的給付起始年齡已經開始延后。日本將領取養老金的定額部分（相當于年金制度中的基礎年金部分）的年齡由原來的60歲延至65歲，且直到2013年才完成實現65歲領取厚生養老金（定額部分）的改革。這一期間養老金的領取很不穩定，老年人不得不通過支取儲蓄來維持生計。因此也在客觀上降低了居民儲蓄率。

二是居民收入特別是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一般來說，居民儲蓄率與收入成正比。收入越高，才能有更多的余力儲蓄。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和20世紀70年代的工資收入每年都是兩位數的增長。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的工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08%。另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居民儲蓄率與可支配收入的關系更大。儲蓄決定消費，消費與儲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除去應繳稅金和社保費用的可支配收入，再減去消費支出，就等于儲蓄額。在可支配收入減少與稅收、社會保險費支出增加的雙重作用下，拉低了居民儲蓄率。另外，如前所述，從2000年起實施的“看護保險制度”，增加了社會保險支出，也相應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013年以來，日本內閣出臺“安倍經濟學”政策，主張通過增加工資和就業來振興經濟、克服通縮或物價下跌。誠然，“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日元大幅度貶值，大企業出口順暢，企業的日元結算利潤劇增，降低了生產成本，企業收益迅速上升。但是，企業并未將所獲利益還原于社會，用于增加工資的部分很少，而是更多地用于企業留存。據日本勞動厚生省的統計，2015—2017年間職工人均月現金收入與上年相比幾乎為零增長，而有些年份實際工資甚至為負增長。收入不增加，居民緊衣縮食維持，勉強維系正常生計，根本談不上增加儲蓄。

三是失業率上升，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居民儲蓄率與就業形勢、就業結構也有很大關系。一般來說，就業穩定，收入便可穩定增加，儲蓄率也會相應提高。從長期統計來看，日本的失業率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比較低。1990年之前日本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2.8%以下，而且就業結構也比較合理，再加上居民收入穩定并呈上升趨勢，因此居民儲蓄率也一直保持較高水平。

但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失業人口增加，失業率不斷攀升，到2002年上升至5.4%，此后有所下降，但在2012年依然保持在5.1%。失業率上升，就業人數減少，收入就會減少，儲蓄率自然會下降。2013年以后就業人數有所增加，失業率持續下降，2016年降至3.1%，2018年更降至2.5%。一般來說，就業人員增加應當拉動居民儲蓄率的提高，但這一時期儲蓄率卻沒有上升。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就業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即非正規就業（臨時工）比例不斷上升。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的統計，日本的非正規就業比例從1990年的20%上升至2018年的40%。正規就業人員（正社員）和小時工、臨時工等非正規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與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僅從工資上看，非正式就業人員只有正規就業人員的六成左右，而且用人企業還不負責給臨時工繳納各種社會保險。雇傭非正規就業人員對企業來說，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增強了企業用工的靈活性，企業總體利潤上升，但社會工資總額并未增長，因此也不可能拉動居民儲蓄率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