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的預期增速目標難以完成。如果一定要用經濟刺激政策保預期增速目標，必須出臺力度特別大且強度要超過2009-2010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但是，通過強度更大的刺激所實現的GDP大幅增長，會過度透支各方面的政策，導致政策效應急劇弱化并加大系統性風險。因此，尊重經濟運行規律，著眼經濟自我回升而精準施策，或許更有利于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經濟刺激 系統性風險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已經形成的經濟運行軌跡，造成上半年經濟短時失速及負增長，2020年的預期增速目標難以完成。隨著疫情全面防控作用的發揮及復工率的不斷上升，政策上面臨著要不要用經濟刺激政策保證實現預期增速目標的選擇。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經濟增速呈前低后高態勢
雖然中國經濟運行仍在中長緩慢下行通道中（見圖1—1），從其已經形成的內在經濟運行軌跡看，2020年的經濟增速仍可以達到5.9%左右。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短時打斷了已有的經濟運行軌跡，疫情全面防控措施的實施，會使經濟運行出現一段時間的失速現象，隨著疫情緩解或基本結束后的經濟增速自我回升，我國會逐漸重回原來的經濟運行軌跡。大致判斷，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全面防控措施實施的影響，中國2020年的經濟增速呈現前低后高的態勢。
一季度GDP增速墜落使上半年呈現出負增長態勢。從過去3年12個季度GDP增速的數值（見圖1—2）及過去10年已經形成的經濟運行緩慢下行通道（見圖1—1）進行判斷，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約同比回落0.3-0.4個百分點。新冠肺炎疫情打斷了已有的經濟運行軌跡，疫情全面防控措施的實施，使經濟運行的多數領域處于半停滯狀態，第一、二、三產業分別占比為7.1%、39.0%、53.9%（截至2019年底），尤其對第三產業形成了相當大的沖擊；除此以外，居民部門消費低迷，企業部門生產投資大幅減少，進出口貿易有所惡化；由此導致一季度GDP增速墜落，經濟突然失速。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數據，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是近10年GDP增速回落幅度最大、近30年GDP增速最低的季度。
隨著疫情全面防控措施作用的顯現，多數省份逐步復工，穩定了生產端的運轉，但消費端仍受到嚴重束縛；除此以外，國內疫情趨緩后經濟活動最活躍的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仍受到國際訂單不旺的壓制，境外疫情蔓延導致的外需不振在二季度不會好轉，經濟運行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還不現實。也要看到，在復工率不斷提高的帶動下，生產端的能力會較大幅度提高，救困緩壓及穩就業政策的效應也開始顯現。因此，預計經濟失速在二季度還會持續，但GDP增速的同比降幅會收窄，與一季度相比則由降轉增，預計二季度GDP增長1.8%-3.7%（中值2.7%）。因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GDP增速由降轉增，使上半年經濟運行呈現負增長態勢，同比下降約1.1%左右。
三季度GDP增速企穩回升使下半年呈現出相對高增長態勢。承接二季度不斷升高的復工率，三季度不僅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企業都能復工，而且部分企業會增加產能補產業鏈供應鏈的庫存，市場活力逐漸顯現。參考國內外重大疫情沖擊經濟增長的案例和數據，經濟失速越大，經濟失速的持續時間往往越短。因此，三季度會從經濟短時失速轉向GDP增速企穩回升，供給端與消費端的同時放量，會緩慢積蓄經濟運行回到原有軌跡的力量。預計三季度經濟增速表現為同比、環比企穩回升的態勢，GDP增速回升至3.9%-5.2%（中值4.9%）。三季度經濟增速的企穩回升，會為四季度經濟增速的慣性較大回升提供支撐；而且經濟增速波動遵循其自身的規則，受突發事件影響的經濟失速時間越短幅度越大，企穩后的反彈回升幅度也越大；除此以外，疊加四季度的國慶長假消費，預計四季度GDP增速達到5.9%-7.3%（中值6.6%），可能高于去年同期增速。三季度企穩承接四季度的慣性較大回升，使下半年經濟運行呈現相對高增長態勢，同比增速約5.8%。結合上半年負增長態勢與下半年相對高增長態勢的分析，預計2020實現的GDP增速能達到3.0%左右。在某種意義上，2020年全年GDP增速被上半年的經濟失速拉低。
經濟短時失速后的刺激增長與自我回升比較
約3.0%左右的GDP增速，低于預期增速。如果沒有新冠肺炎疫情，按過去3-5年的經濟運行軌跡，2020年的GDP增速可以達到5.9%左右（見圖1—1）。5.9%左右的GDP預期增速目標，既符合在中長緩慢下行通道中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可以支撐“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簡稱“兩個翻番”）。如果2020年GDP增速達不到5.9%左右，“兩個翻番”會受到影響。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增速的影響，2020年的經濟運行尤其是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刺激增長保全年的預期增速目標；二是依賴經濟自我回升實現全年約3.0%左右的增長。相比之下，經濟自我回升比刺激增長或許更有利于轉向高質量發展。
通過刺激實現下半年12%以上的GDP增速而保全年5.9%左右的增長。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經濟短時失速，一季度GDP增速墜落、二季度GDP增速回落幅度收窄，即使三季度GDP增速企穩、四季度依靠經濟自身更快恢復使GDP增速回升到比去年同期更高的水平，全年也難以實現預期增速目標。為了保全年GDP增長5.9%左右的預期增速目標，需要在二季度末出臺強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刺激而增加社會總需求及總投資，使下半年三四季度GDP增速達到約10.1%、13.7%（取預測中值）左右。考慮近10年已經形成緩慢下行通道的運行軌跡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嚴峻國內國外經濟形勢，刺激力度必須特別大且要超過2009-2010年刺激政策的強度，下半年的GDP增速才可能達到約12%。當然，這種特別大的刺激力度，也會導致風險更大的刺激政策后遺癥效應。
依賴下半年GDP增速自我回升到接近5.8%而實現全年3.0%左右增長。隨著疫情全面防控措施作用的發揮，預計二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將大大緩解，經濟活動正常化的范圍及程度不斷擴大。基于國內國外過去突發重大疫情沖擊經濟活動的案例和數據與經濟短時大落大起的內在運行規律，下半年經濟會呈現比較快的恢復性增長。受突發事件包括重大疫情影響，經濟出現短時過大幅度回落，并在突發事件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及風險性釋放后出現比較快的大幅度回升。新冠肺炎疫情全面防控所抑制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會在下半年形成比較大的釋放，除此以外，疫情全面防控期間政府出臺的救困緩壓及穩就業的應急性政策效應也開始顯現，一定程度上與下半年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釋放疊加，也能促進GDP增速較快回升。因此，即使不出臺刺激性政策，依賴經濟自我回升，也會在今年下半年基本回到原有的運行軌跡。下半年三四季度GDP增速有望達到4.9%、6.6%（取預測中值）及下半年GDP增速5.8%（取預測中值），回升到接近去年下半年的同期水平（見表1—2、圖1—2）。
全年約3.0%左右的增長或許更有利于轉向高質量發展。發展是解決更多經濟社會問題的前提條件，但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增長質量和效益。黨的十九大明確了中國經濟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意味著在大政策方向上容忍經濟的緩慢下行；過去三年數據預示著中國經濟在緩慢下行中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運行軌跡逐漸形成。因此，為了保預期增速目標不惜采取放水刺激及擴張措施，不僅會打斷經濟正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而且會使已步入風險區間的杠桿率繼續提高，破壞正在緩慢形成的資本“脫虛向實”趨勢，加劇系統性風險，對實體經濟造成更嚴重的沖擊。因此淡化預期增速目標，讓經濟自我回升而實現全年約3.0%左右的增長，或許更有助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
以下半年的更高增長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會過度透支政策。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全面防控措施實施的影響，經濟短時失速大大拖低了2020年上半年的GDP增速；如果要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只能是出臺力度特別大甚至要超過2009-2010年強度的刺激政策拉動增長。在某種意義上，經過了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后的經濟中長緩慢下行，又經過了近3年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大力度減稅減費，還剛剛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而實施了救困緩壓及穩就業的應急政策，下半年可用于刺激經濟更高速度增長的政策空間已基本到極限。面對上半年受疫情影響的經濟短時失速，通過強度更大的刺激實現下半年更高的GDP增長速度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將會過度透支各方面的政策，導致政策效應急劇弱化并加大系統性風險。
以刺激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會過度透支政府財力。受經濟緩慢下行及減稅減費影響，自2011年以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持續回落，財政赤字呈擴大趨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壓力不斷積累。而且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創歷史新低，僅為3.8%。截止到3月15日，29個披露2019年財政預算收支情況的省份中，有近一半的省份財政預算收入未達到年初設定目標，完成省份也多采用政府專項債、征收國有預算調節基金等方式增加財政收入；僅有福建省的一般公共預算存在盈余，其余省份均出現赤字。從趨勢判斷，即使不暴發新冠肺炎重大疫情，2020年政府收入增速也將繼續回落，財政支出壓力進一步加大。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今年1-2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9.9%、全國財政收入從一月份同比下降3.9%擴大到2月份的21.4%，基本可以判斷，2020年將是近10年來一般公共預算收增幅回落最大、財政支出壓力最大的一年。在這種情況下，再出臺強度更大的刺激政策，政府財力會過度透支，財政風險進一步加劇，多少年引以為傲的政府財力強大優勢也會被大大削弱。
以刺激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會過度透支國有收益。受經濟緩慢下行、結構調整緩慢、產能過剩及高庫存等因素影響，國有經濟及國有企業已經面臨流動性減弱、資產周轉速度放慢、虧損面不斷擴大等問題，國有收益增長及積累大大放慢。為保證財政收入增長目標，近幾年中央本級及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征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之外向部分國有企業征收國有預算調節基金，透支了部分國有收益。除此以外，國有企業一直在承擔一些無法攤平成本的應急任務，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中，國有企業也承擔了很多難以盈利的任務，這實際上消耗的是國有收益存量。如果為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而出臺強度更大的刺激政策，除了國有企業要充分配合，各級政府為應對支出壓力，還會再加碼征收國有預算調節基金收益，這將過度透支國有收益。
以刺激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會過度透支外匯儲備。與2008年后形成的中國經濟運行緩慢下行通道相對應，近10年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速也是緩緩的下斜線。外匯儲備與出口貿易增速緊密相連，外匯儲備額在經歷了2014-2016年大幅下行波動后，近年來基本穩定在3.1萬億美元以上。從近3年的外匯資產負債表的變化看，隨著外匯債券發行額的較快增長，雖然穩定住了外匯儲備總額，但外匯儲備凈資產額在下降、外匯儲備流動性壓力在加大；今年1-2月我國對外貿易3年來首次出現逆差，估計貿易逆差可能延續到3、4月份，外匯儲備及流動性壓力進一步加大。如果為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而出臺強度更大的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增加的國內需求將會促進對設備原料等生產資料進口與消費品進口的過快增長，進一步透支外匯儲備，加劇匯率波動。
以刺激力保全年預期增速目標會過度透支物價穩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在調整總供給總需求結構上開始發揮作用，但是，農畜牧中高端與其它消費升級的中高端過度依賴進口、價格的國內國外倒掛過大，近5年使已經形成的物價上升通道斜率逐漸抬高。近10年我國已經形成了刺激性政策帶動物價上漲的慣性傳導，當前居高不下的消費品價格已遠遠超出了多數家庭的購買力，可以透支的物價穩定空間已很窄。
淡化經濟運行的預期增速目標而精準施策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經濟短時失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已經形成的經濟運行軌跡。因此，應淡化預期增速目標，避免實施強度更大的經濟刺激政策。在上半年出臺的救困緩壓及穩就業應急政策基礎上，下半年繼續完善政策，讓政策精準發力，等待市場力量作用的充分發揮，經過3-4個季度經濟會逐漸重回疫情前的運行軌跡。
財政借力支持投資增長與產業發展，并側重拉動終端消費。財政支出壓力的不斷加大及減稅降費政策繼續實施，對財政支持經濟增長的方式提出了創新性要求。一是財政通過扶植政策借力證券市場支持投資增長。轉變支持目標行業的方法和思路，通過定向降低目標行業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紅利稅等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本通過證券市場投資高新科技行業和企業，增加有效投資規模，進而促進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二是財政扶植產業投資基金定向投資支持并促進產業發展。財政部門應主動參與，影響與產業投資基金成立、運營等法律法規出臺及完善工作，把財政扶植扶持產業投資基金定向投資納入“十四五”規劃的配套政策，用創新性方式支持“十四五”規劃所確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三是財政要圍繞如何拉動終端消費增長而完善相關措施。除了常用的消費劵發放、消費補貼等措施，應考慮將終端消費與靈活就業、住房公積金靈活提取、個稅年底抵扣增加、公益公共服務折換消費等相結合，在拉動中低收入群體與老齡化群體的終端消費上加大力度。
金融要圍繞提供小短快進行創新，并把流動性輸送到產品端與服務環。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小微企業的現金流短缺及產業鏈的流動性放慢對經濟失速影響較大。一是金融機構要側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并為其提供小短快的金融服務。通過更大力度的服務創新，圍繞小額度短時間快審批的“小短快”進行流程簡化，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實現金融與企業的雙贏。二是金融機構要依托創新把流動性輸送到市場主體的產品端與服務環。疫情后的新增金融流動性應與金融科技相結合，要通過技術創新，實行金融流動性的全過程監控及實時信息反饋。金融科技要到端到環，即金融流動性不僅僅是到新產業或實體企業，更是要通過金融科技的新手端把金融流動性輸送到能真正造血的產品端和服務環。
財政金融證券工商外貿等共同攜手，支持中國產業及企業補全球供應鏈的“縫隙”。一是多措并舉支持中國產業鏈價值鏈與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融合。從補全球供應鏈“縫隙”要求看，要以更高附加值及其可延伸的價值鏈提升中國產業及企業在全球供應連中的黏連性。面對持續多年的多部門各自支持產業發展及企業成長的側重點不同，需要財政金融證券工商外貿等部門共同攜手，支持中國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培育價值鏈及放大價值鏈，實行中國產業鏈價值鏈與全球供應鏈的深度融合。二是協調政策促進中國產業及企業加快彌補全球供應鏈的“縫隙”。應實行政策協調，按先外供后外采的順序進行落實。對于中國新產業及高科技企業的國外采購鏈，也要抓住歐美經濟受疫情沖擊的機會，調整策略而加快補“縫隙”。三是依托“兩個創新”實現中國產業及企業與全球供應鏈“縫隙”的完全彌合。必須加快服務模式創新和科技創新，提高中國產業及企業與全球供應鏈的黏連性。通過服務模式創新能夠提升中國產業及企業對全球供應鏈效率的支撐，增加全球供應鏈對中國服務的依賴。通過科技創新提升中國進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攜手及多部門聯動，按就業比增速更重要的思路穩就業保就業。一是把推動絕大多數企業盡快復工復產當作穩就業保就業的關鍵。財政、金融、人社、住建、交通等多部門應強化財稅、貨幣、社保、社區、運輸等政策與就業政策協同聯動，有效緩解中小微企業生存壓力，助力其渡過難關，從源頭鞏固存量就業崗位規模，防止大規模裁員現象的出現。二是挖掘新行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就業潛力以拓展增量就業崗位。財政、人社等部門可出臺更多的支持性政策，鼓勵數字經濟行業，如網上購物、網上訂餐、網上娛樂等新業務的發展，允許企業對工作制度進行適時調整，支持靈活就業與分時工作，多方式擴大就業，在“應急”的同時推動就業“升級”。三是圍繞重點人群重點行業重點地區分類施策理順就業重要節點。要重視高校畢業生、農民工、臨時待業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問題。
（作者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資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責編/張忠華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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