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戰“疫”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應有姿態。但從國際涉華輿情來看，言論多元，褒貶不一，對外傳播中仍然存在隔閡、誤解和偏見。對此，主流媒體、外宣單位積極發聲，普通網民“回懟”污蔑抹黑言論，在駁斥謬誤、澄清事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國形象的“自建”，更應注重以情動人，將正面引導與信息公開相結合，鼓勵民間個體在對外傳播中發揮作用。

【關鍵詞】國際輿情 國家形象 對外傳播 大國形象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截至2020年6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實時數據顯示，全球確診病例近700萬，死亡人數近40萬，全球范圍內疫情不斷惡化，感染人數不斷增加。從各國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國際輿情呈現出較為緊張的態勢，熱點主要集中在各國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各界名流的身體狀況、各國的抗疫舉措、民眾的自發性個體行為，以及疫情帶來的連鎖負面影響。其中，中國的抗疫和對外援助行動引發各國媒體廣泛關注。中國花費兩個月時間構建起了阻止疫情傳播的第一道防線，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抗疫經驗和方案，為全球公共衛生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生動詮釋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然而，由于隔閡、偏見和誤讀，中國成為西方某些政客攻訐的靶子。公共衛生事件引發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偏見，使得本應有的團結和合作被分裂和斗爭取代。當疫情肆虐全球時，各類言論甚囂塵上，有關中國的媒體報道和社交媒體言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國對待中國的觀點、立場和態度，由此可以審視中國在對外傳播話語中國家形象的建構策略。

從國際輿情看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

近年來，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性事務，展現了負責任大國形象。疫情期間，中國為世界各國貢獻公共產品，提供疫情應對方案，切實承擔起大國責任，卻在國際輿論場中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甚至出現了歧視和排斥華人等次生輿情。

積極正面的評價。當前，大部分國家尤其是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的媒體，對中國的抗疫舉措、中國在全球抗疫中積極貢獻力量給予了正面評價。

首先，肯定中國抗疫舉措科學合理。隨著中國疫情度過高峰期，總體保持在較低水平，而歐洲多國以及美國成為疫情的“震中”，各國媒體對中國的防疫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居家隔離、建立方艙醫院等）從最初的不屑、嘲笑，轉變為承認，并呼吁民眾學習。這種態度轉變是基于各國同中國防疫情況的直接對比，即本國政府沒能采取及時迅速的防疫措施，而中國抗疫已經取得有效成果。

其次，贊揚中國馳援他國，貢獻力量。中國在取得國內疫情防控階段性勝利的同時積極馳援他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全球共同抗疫。多家媒體承認中國的抗疫舉措在遏制疫情蔓延方面發揮的實效，如實報道了中國捐贈醫療物資的內容和數額、派出醫療專家組指導的消息，尤其是伊朗、塞爾維亞等國家，使用“幫助”“貢獻”“友誼”等詞匯，贊揚國家間的患難真情。社交媒體上，意大利網友通過繪制漫畫的方式（中國為“救援者”、意大利為“被救者”），展現民間互通的友誼。加拿大商業報紙《金融郵報》發表文章稱，中國的復蘇跡象幫助一些加拿大企業抵御了新冠病毒帶來的風暴。

最后，呼吁摘下種族主義“有色眼鏡”。在西方國家煽動種族主義情緒的攻勢之下，有正義之士對此進行批評和反駁。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過炒作種族議題來爭取美國國內種族主義者選票的戲碼已被識破。《紐約時報》認為，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敵意”，不但不能使兩國有效攜手應對疫情，也給兩國關系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不少媒體在報道特朗普“中國病毒”言論時，在標題中使用“種族主義”“種族主義者”“惡意”等詞作為修飾，比如美國政論周刊《國家》就指出，“社交媒體幫助傳播特朗普的新冠病毒種族主義”，并呼吁主流媒體停止傳播仇恨，停止使用“中國病毒”這一種族主義詞匯。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網民自發創建“特朗普熔斷”“特朗普蕭條”等標簽詞條，顯示出民眾對其種族歧視言論的反感。

負面抹黑的報道。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的部分媒體對中國疫情議題進行了泛政治化、污名化報道，新聞界同政界合謀，污蔑中國前期瞞報疫情信息，是病毒制造者，將中國的援助措施妖魔化為意識形態輸出手段，對中國公布的信息持質疑態度。

一是捕風捉影，污蔑中國是病毒源頭。目前，關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尚無定論，而一些外國媒體卻將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社會恐慌源頭引向中國，利用大眾媒體固化中國與疫情暴發之間的聯系。這種把自身采取不當措施的過失歸咎到特定他者身上的“污名化”行為，其背后隱藏的是全球傳播中不平等的權力和秩序，其實質是美國霸權主義批判話語的工具，是一種結構性暴力。

政論媒體Politico報道稱，特朗普使用“中國病毒”這一種族主義措辭招致了美國國內其他行政官員的反對。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認為，民族不是導致新型冠狀病毒的原因，承諾不再將此次疫情歸因于國家或地區；世界衛生組織緊急計劃執行主任邁克爾·賴安也強調，“病毒無國界”，批評特朗普政府有關“中國病毒”的言論。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曾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替罪羊社會”的概念，認為當危險因為政治的不作為而增長時，風險社會就會表現出固有傾向，即不是危險而是提出危險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面對迅速增長的確診人數和隨之而來的社會恐慌，以及巨大的醫療物資缺口，一些西方國家不是盡快采取措施，遏制病毒擴散，而是將社會焦慮歸因于中國（最早發現新冠病毒并采取有效措施），將本國醫療人員和人民置于巨大危險之中。如此一來，中國則成為當前風險社會之下的“替罪羊”。

二是“農夫與蛇”，歪曲中國救援舉措。在報道中國支持別國抗疫的友善舉措時，一些西方媒體展現了一貫的反華反共立場，污蔑中國借此機會輸出意識形態，將援助作為宣傳工具，并冠之“新冠病毒外交”“醫療外交”等惡名。比如，《路透社》報道稱，“中國將捐贈醫療物資當作在南美地區削弱美國影響力的軟實力工具”；美國媒體《新聞周刊》報道，中國是出于躲避職責而幫助歐洲國家；西班牙《國家報》《世界報》等報刊媒體報道中國“試劑盒不合格”，引發西方媒體大量轉載；一些國家將實際貿易中的買賣雙方（以個別企業為主體）出現的摩擦糾紛，上升到對中國制造整體的攻擊，歪曲中國援助別國的初衷。事實上，某一國家歪曲中國的救援舉措并不能證明該國的行為是正確的，逞一時口舌之快無助于解決當前病毒擴散的問題，反而顯示了該國的防疫不力。

三是將信將疑，對中國官方公布的信息持懷疑態度。尤其是當前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本土病例全面清零，與其他國家的嚴峻形勢形成鮮明反差，一些西方媒體便認為中國對他國有所隱瞞，或者在預估疫情規模上過分樂觀。由此可以看出，當前中國對外傳播中的信任困境仍沒有消除。一些外國媒體使用具有負面傾向性的詞語，通過質疑、暗諷、詰問等手法，將中國塑造成為不可信賴的對象。

客觀報道相關數據和信息。大部分媒體能夠客觀報道疫情確診數據、防疫知識、防疫進展等具體事實；客觀報道疫情防控期間中國與他國經濟貿易往來中存在的問題；等等。

主流媒體、外宣單位積極發聲，普通網民“回懟”污蔑抹黑言論，在駁斥謬誤、澄清事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直以來，中國在建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作出了許多努力，主要圍繞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世界的安全穩定作出貢獻來展開。疫情期間，作為形象建構的主體，中國始終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世界各國保持密切聯系，展現出真誠開放的態度，公開透明地分享防控經驗，給予他國物資和技術援助。同時，官方與民間聯動，對外展現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在駁斥謬誤、澄清事實、增進了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主流媒體、外宣單位積極發聲。疫情期間，中國駐各國大使陸續發表署名文章，各級外交官通過電視節目、新聞發布會等方式向公眾展現中國抗擊疫情的態度和真實的防控進展。面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西方政客的攻訐、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隱瞞疫情信息”“不分享病毒相關信息”的指責和“中國病毒”等污名化言論，主流媒體也通過各種渠道主動發聲，打響國際輿論“攻防戰”。比如，針對“中國隱瞞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的言論，新華社發布中國合作紀事，梳理了中國發布疫情信息、分享防控經驗、推進國際交流合作的事實時間線；《環球時報》發表文章《病毒之下的指責游戲是“幼稚的視線轉移”》；中國國際電視臺發表評論文章《媒體失控：虛假信息散播者有其支持者》，回擊美國媒體機構福克斯對中國疫情的系列污蔑報道等。

二是普通網民“回懟”污蔑抹黑言論。疫情伊始，針對海外華人和亞裔群體的種族歧視和仇外行為不時見諸報端和社交媒體，因佩戴口罩或被辱罵、挑釁甚至毆打，或被污蔑為病毒。對此，網民們據理力爭，通過線下開展“我不是病毒”活動、線上發表反擊言論、制作科普視頻、采訪報道等方式“回懟”種族主義者。

中國形象的“自建”：以情動人，正面引導與信息公開相結合，鼓勵民間個體在對外傳播中發揮作用

中國外文局《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2018》數據顯示，有48%的海外民眾認為中國是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其中發達國家民眾（持此觀點）的比例上升了7%（較2017年）。由此可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表現得到了世界的肯定。雖然中國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權逐年提升，但受客觀條件和歷史因素的限制，西方媒體把控輿論方向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為此，要進一步優化對外話語策略，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

第一，“以情動人”，注重疫情之下世界人民的共情。注重把握海外網民的情感走向，以疫情中的共同遭遇觸發共情和理解。國外疫情形勢日趨嚴峻，一些西方國家防控效率低下。中國人民也曾面對嚴峻的疫情形勢，也曾有過恐慌，應當抓住這一痛點，以足夠的人文關懷和同理心，對外國網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慰藉，同時大力宣傳中國的應對方案。其中，尤其要注重非官方用戶的發聲。在社交媒體上，國外網民對于官方機構的發聲往往懷有一定的警惕和抗拒心理。溢美之詞若由普通網民之口傳播出去，則更有真實感、親切感，能夠規避官方機構帶來的刻板印象，從而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

第二，正面引導與信息公開相結合。長期以來，外國媒體及民眾對中國未有全面、客觀的了解，給極端偏見和歧視以可趁之機。疫情中，國際輿論場上的各類虛假消息、政治謠言層出不窮，外宣機構“客場作戰”較為困難。目前，中國自身形象的建構仍處于被動，從社交媒體的贊、轉、關、評等交互數據和輿情事件發聲的影響力來看，主流媒體的“出海”成效并不顯著。面對西方媒體壓倒性的話語態勢，應針對海外各個媒體的不同政治立場，進行特定內容合作，用更大聲量做好正面引導。同時，在信任赤字問題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應增進互信水平，建立長效機制。社會認知偏差和信息的不對稱是污名和誤讀產生的直接原因之一。作為受信方，中國要加強自我建設，提升可信度，做好信息公開工作，澄清謬誤，要將話語權、主導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鼓勵UGC（用戶原創內容）在對外傳播中發揮作用。普通網民自行生產的碎片化信息是外國民眾認知世界的重要來源，能夠使國家形象更為豐滿、立體、富有人情味。長期以來，民間交流不暢通，使得國外網民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一些過往的影視作品中，與當前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相吻合。海外華人、往返海內外的外國民眾、專家學者、留學生等，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這些群體傳遞的信息能夠成為中國和其他國家溝通交流的紐帶。因此，要充分鼓勵民間個體發聲，可以在主流社交媒體上扶持和培養一批意見領袖和“網紅”，增加個人議題的輸出，通過短視頻、vlog、紀錄片等受到廣泛認可的新媒體傳播手段，多視角、多層面展現國家的發展成就，反映中國人民真實的生活狀態。主流媒體應與自媒體協作，突破文化隔膜，提高國家形象的外在魅力，增進外國人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同感，多措并舉、有的放矢地開展對外傳播活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參考文獻】

①"'They are completely intertwined': Tentative signs of recovery in China help some Canadian companies weather COVID-19 storm", Financial Post, March 28, 2020.

②Elie Mystal, "The Media Is Helping Spread Trump's Coronavirus Racism", The Nation, March 20, 2020.

③"Trump on 'Chinese virus' label: 'It's not racist at all'", Politico, March 18, 2020.

④"As Europeans Flag Concerns Over Faulty Chinese Coronavirus Equipment, State Media Is Leading Beijing's Fight Back", Newsweek, May 7, 2020.

責編/刁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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